清华园里可读书？

曾昭奋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八十三周年校庆。校友返校。冠盖云集。清华园里一派蓬勃欢乐气氛。

一群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流连细语于第一教室楼北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左右。这是陈寅恪撰文、梁思成拟式、纪念王国维(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立)之碑。由于这三位清华学人在中国学术界中的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使这块貌不惊人的石碑，成为中国近代碑林中的“三绝”。今天，在碑前瞻仰徘徊、拍照留念的中年人中，有好几位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

这景象勾起了我对差不多半年前在一个座谈会上那次只有几分钟的发言的回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那几句话后来变成铅字在《科技日报》和《新建筑》杂志上亮了出来：“……四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指名道姓，点了清华。看这白纸黑字的报道，似乎有点说重了，绝对化了。可是，多少年前在大学里大批特批的“读书做官”，事实上却是一种认真的实践。

近年来，清华的很多校友，走上了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的岗位，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显得十分突出。内行管内行，务实，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原也是一种进步。蒋南翔当清华校长时，明确在学生中提倡“双肩挑”，既要学好功课，又要会做政治工作。当年，学生们一边学习专业知识(或干脆停课)，一边搞运动或参加运动。反对成名成家，拔白旗，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书桌并非专为读书而设，学好业务，似已属非份；成名成家，哪来的毅力和勇气。遇有机会，在人民政权中当官，或曰做勤务员，却是一条正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本是一种方针，却演化成一种具体操作，演化成一种不大出大学问家的格局。

有一次，南方一位教授朋友谈到清华学人北迁的盛况。此老近年来也热衷于“风水”，亦庄亦谐很分析了一通。五十年代，清华扩大校园范围。往西扩是圆明园，没有扩成。结果是往东扩，搬走了詹天佑修的铁路。他说，要是往西扩入圆明园就好了。清华大学校园占有清华园、近春园故址，那里曾是皇太子成长、读书的地方，而当年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园)占的却是原来公主们的住所。从风水形胜、地理龙脉看，清华就比燕京来势。如果当时清华能打进圆明园这帝王驻跸游豫之地，那么，清华今天出的大官还要多得多。这当是一席笑话。

今日中国，当大官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机遇，而下海发财却是可以公开追求、主动接近的目标。六十年代的当官，八十年代的下海。马克思所说的崎岖的、必须艰苦攀登的山路，似乎变得更冷清了。去年秋冬时候，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清华有关部门的一篇文稿。它似乎是为了辟谣。它说，社会上传说清华的研究生有近半数下海捞钱，但据调查统计只有百分之十几。当我就此询问某系一位博士研究生时，他说，大约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吧。当然各院系情况有所不同，下海之深浅、时间的多寡也不一样。有的研究生说，不下海捞几个钱，哪有钱买书买资料。事实上，个别研究生下海所得，已足以买车买房子，岂止买书买资料而已。苗头露出，已引人瞩目。也许不多几年，在这群青年中，会涌现出一批大企业家(公营企业)、大资本家(私营企业)，他们不仅比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威风，也许比部长、市长更令人刮目相看。书——海相通。海中自有颜如玉，海中自有黄金屋，海中自有千钟粟。在这批新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中，还会有一些人要当大官。如今当大官、当大企业家、当大资本家都一样光彩，科学和知识的巨人，只能在他们这些同窗伙伴的夹缝中走来？——像大官大贾那样风流，还是仍像老教授那样穷酸？

除了下海，当前学界中的另一现象叫做流失。近日，上海《文汇报》披露了该市大学生“流失”的数字，说是“每年自然减员的学生数”为“全市招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首要的原因是“出国热”。报纸把大学生出国留学叫做“流失”。我们曾把失业称为“待业”，耻于用个“失”字。这里则把大学生出国留学归之于“流失”，爱用一个“失”字。对个失字如此用法，如此亲疏厚薄，是多么严酷的文字游戏。由于学校名气较盛，学生学业较优，清华学子毕业后从不同途径出国(“流失”)者比这个百分之十四要多得多。其实，出国留学，那是流而不失。在这个“流失”的队伍中，还要流回来多少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呢。

说到下海，清华园才真是个知识的海洋，是读书的圣地。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来访的洋专家带来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世界上新的重要出版物，差不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本科生、研究生可以自如地阅读外文书刊，或流利地跟外国专家交谈。他们是一批夫子，一批好苗子。每年，全国各省市高考中的状元、探花、榜眼，很大的一部分都汇聚到这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清华园中一乐。清华园里有一批好教师。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位抓教学的干部告诉我，他常常在午夜里骑上自行车到教师住宅区去转悠，只见教师们的窗口仍然灯火通明。那时节，一部分教师出于政治责任感、光荣感，一部分教师则出于被改造的赎罪感和报恩思想，一块儿都在把教学搞好。如今这两种思想状态，使命感和赎罪感，都已经淡化了。新一代的人们，似乎都聚到新的起跑线上。昨夜那种备课、批改作业、或与来访学生长谈直至深夜，窗口灯火通明的感人的学园之光，已经完全消失。讲师们教授们也下海了，也“流失”了。

好环境，好教师，好苗子。清华八十多年的历史，可粗分为两半。前一半，它出了许多大师大家。像陈寅恪、梁思成那样，他们后来的遭际，是民族的厄运和悲哀。这后一半，它出了许多大官。像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那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是民族的骄傲和进步。都不容易。

老清华的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也可以说，“非出大官之谓也，出大师之谓也。”清华园，应该为大师们摆下更多的平静的书桌。毛泽东主席《登庐山》诗末尾两句，似乎有反对“读书做官”的意思，不免斗胆模仿一下：　陶令不知何处去，清华园里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