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山鹰社辩护

　　赵 牧

　　全世界每年死于游泳的人数大约有30万（80年代末的一个统计），但没见谁谈论过“死于游泳有什么价值（或意义）”？

　　你到钱塘江弄潮试试？一定会有人来和你讨论，这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在唐代就被韩愈提出来过。这是人的普通的“驱利避害”的思维模式的习惯性反应。探险运动（或者说是冒险）就像一个意义思考的天然激发器，但你不要想指望从中能够寻找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从事带有风险性运动的人的动机都可能不同。

　　虽然如此，我认为在所有的价值学说里，最令我心仪的是“兴趣是一切价值的本源”。当然，这个价值被允许存在的一个正当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在中国，探险运动的民间化过程，也是意义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过程。

　　中国有过“不惜代价给我拿下某某峰”的历史，人——活生生的个体，在这个坐标系里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独特个性的符号，我们曾赋予其崇高的意义。但在这个时代，一元独断的精神所造成的对全民族的绑架不也彼彼皆是吗？当时有几个曾经站出来说过：我不去！我认为这没有意义！

　　当民间探险逐渐成形，当人们大体上已经能够挣脱集体无意识，许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道路时，意义和价值的判断为什么反而成了难题？

　　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登山？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人类的历史明白无误，而且是连篇累牍地书写着：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探险史，而写出最出色乐章的，恰恰是那些在某些领域里有着丰富知识和行动果敢的勇士。

　　一千多年前，唐三藏西天取经的路上，曾越过海拔六千的雪山（穆索尔岭）。那时没有轻暖的羽绒服，更不用说什么GPS（卫星定位仪）。

　　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登山家使用GPS，是在1996年攀登穷母冈日和冷布冈日峰。

　　有人问，北大学生为什么不用海视卫星电话？问这话的对登山运动了解多少？去调查一下吧，在阿尔卑斯、在喜玛拉雅、在安第斯山脉活跃着的登山者是不是每支队伍都一定要带着海视卫星电话？

　　它的费用太高了。

　　就探险装备而论，现在的都市人，很容易武装到让唐僧羡慕不已的程度，但自古及今又有多少人具有唐僧那般坚韧和冒险的精神？

　　1760年，来自日内瓦的年轻科学家德.索修尔在考察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朗峰时，对这里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兴趣。但他却没有能力攀登。于是，他在山脚下的夏蒙尼村口贴出告示：“为探明勃朗峰顶峰情况，谁要能够登上顶峰或找到登顶道路，将以重金奖赏。”这个布告一贴就是26年，直到1786年，夏蒙尼村才出了两个勇士：医生帕卡尔、当地石匠巴尔玛。他们结伴同行，于当年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

　　一年后，德.索修尔带着仪器，由巴尔玛为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了勃朗峰。现代登山运动便由此诞生。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斯山区，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便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但这段历史更让我感慨的是，索修尔这些科学家是何等执着！以今天探险装备的水平衡量，他们不该冒这个险。`

　　在人类历史上，在探险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的，恰恰大都是某个领域内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无论是古文化遗址（如楼兰、敦煌的发现）、民俗的（比如《金枝》的作者）、自然地理的（诸如航海、远征极地、天坑考察的先驱，如徐霞客）的探险都是如此。难道文盲能写出一部《徐霞客游记》？文盲能写出一部《水经》和《水经注》？

　　的确，目的性常常是探险运动的价值判断的分歧点和难点。

　　哥伦布环球航行是为了发财；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帝国声威；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曾充满激情地描述过人类探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与英国探险家斯科特船长南极点的争夺史。1897年，阿蒙森中断医学院学业，以大副身份加入比利时船队奔赴南极时，是不是也可以问问他，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第一个站在南极点上的名声，比行医济世有更多的实在的价值吗？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可以仅仅为了兴趣登山，中国只有几个热爱登山运动的大学生，就会遭到如此的价值质疑？为什么价值不能是纯粹的精神享受和人生体验？

　　据中国登山专家介绍，高山探险活动能在中国的高校形成一些传统也是有原因的。这里有两个主要成因，一是中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峰资源，这是最大的地利；二是中国自开展登山运动以来，都有意识地安排大气、地质等科考项目活动，因此需要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力介入，传统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武汉地质大学和北大尤其突出。

　　在中国西藏，有上百座海拔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山峰，其中大多是“无名山峰”，常有外国登山者到中国来，拿着地图，指着中国境内的一座无名山峰要求批准攀登。我们面对着自己的山峰，除了经纬度和海拔高程，对其冰川资源，当地有何动植物种类、当地的民俗情况如何几乎一无所知。对此你又会有何种感受？

　　80年代末，中国登山界的有识之士曾有心对中国的山峰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可惜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极端功利的时代，就算有这种经济实力，又有多少人愿意和有能力吃这份苦？如果中国需要进行山峰资源调查，是不是更需要有知识有勇气的群体？

　　大话王牟其中当年宣称要“炸平珠穆朗玛”——让印度洋上空的暖湿气流覆盖中国西北的干渴大地，有些媒体跟着吆喝时，有几家媒体真正关注过对这些问题考虑更多的地质学家、气像学家、水利专家、涉及双边关系的国际问题专家的看法？

　　山鹰社的学生从事的登山活动虽然没有科考内容，虽然他们的不幸遭遇中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但他们毕竟是有勇气的一群。中国之大，为什么不容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对他们的不幸幸灾乐祸？这些学生损害你的利益了吗？这里已经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了，而是良知出了问题。

　　200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