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他们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涌出国门，这在当时被很多人痛心疾首地称为是一次人才的大流失。但现在看来，坏事仿佛变成了好事，这些镀了金的“凤凰”们又纷纷“展翅东南飞”，回到中关村来创业。据了解，去年1～11月，仅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创业服务部咨询回国创业有关情况的就达到4360人。那么，中关村政府为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所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些“海归派”的眼里，北京的中关村同美国的硅谷相比，差距到底在哪里？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千里迢迢回国创业，万一失败，岂不是鸡飞蛋打，他们将怎样面对？

规则和人情：理念的天平应该倾斜在哪一方

“在国外，做事情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按规则办事"已经作为一种理念深深渗透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北京捷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连毅是1998年从美国回到中关村创业的人之一，他头发略显凌乱，脸瘦削，衣着很随意，但在谈话时炯炯的目光却显示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果断和智慧，“中国则不同，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情的国家，这里就蕴藏了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向国际靠拢，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大众化的规则’这个词在国内各行业中就变得颇为流行。国内也开始讲规则了。”

在创业的过程中，张连毅感到，我们的社会仍然处于一种规则与人情相互混杂又相互矛盾的状态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化教育的他，也曾和一起回国的同行们激进地提倡完全摈除‘人情"，只剩‘规则"。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经过漫长的五千年的发展过程，这种人文观念早就镂骨铭心地混入国人的骨骼和血液中，如影随行。要想改变，那一定是伤筋动骨的。所以在很多事情面前，他，他们，不得不重新思索，将人情味儿剔除得一干二净，然而一切就都OK了吗？也许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会适得其反。

张连毅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人情和规则之间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道路，而不是非此即彼。因为在美国的“规则”里早已经融合了美国本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规则”背后更多的是西方人的观念、道德水准以及他们独有的文化和历史沉淀等等。

张连益对“规则”和“人情”的感触几乎是所有归国创业人员的共同感受，国人对“人情”的态度几近麻木，而那些接触了中外两种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对此进行诘问。国外一些大学中甚至已经开设了一门课程：Kuanxi Knowledge，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中国人“人情”的“关系学”。

人才＋理财=发财

中国对人才的重视，古已有之，“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此种事例数不胜数。但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的人才管理方式已经同国外有一定差距。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关村创办企业的北京蓝德世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邓孝贤对此颇有看法。

雪白的衬衫，考究的领带，洋味儿十足的吊带裤，邓孝贤完全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资本家的形象。他认为，在很多时候，思维方式几乎决定一切。“仅仅少数优秀人才对于社会的发展只是杯水车薪，我们需要的是整整一代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而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对整体人才的培养、组织、管理和运用；同美国相比，他们对人才的管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更注重对整体人群素质的提升。”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灵魂，那么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营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在国内，众所周知，银行和投资者往往看重的是企业拥有多少地产和固定资产，所以国内的一些企业，往往是先花几千万元圈地，然后再按部就班地盖办公楼或厂房，这样就极有可能造成生产资料的闲置，不能很快投入生产运作并在其中创造价值。

在美国也有企业的邓孝贤说，国外的状况是：租赁政府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需要所提供的不同面积的廉价厂房，这样公司就可以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市场开发当中去。所以，在西方一个成功公司的价值，更多的是指它拥有成熟的市场、良好的业绩和信誉程度以及知识产权、实际的营业能力等等一些无形资产。也许厂房都是租来的，但却拥有固定的经销商网络，或者是某种含金量较高的产品，资金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利用。

邓孝贤的办公桌上，很醒目地摆着一个像架，上面是他的太太和一双儿女。“他们在美国，衣食无忧，很多国内的朋友认为我赚钱很容易，我觉得关键是怎样去思考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可以很明了地区分中西方在投资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比如一套50万元的房子，很多中国人往往认为贷款买房是不合算的，因为在全部还完贷款后，可能会多花几十万元。其实，按照西方成熟的投资思维来看，一次付清50万元只是住了一套房子，但如果首付10万元，可以分期付款先买下4套，这样就还剩余10万元，自己住一套，其他的出租，用房客的房租来支付分期付款的钱。5年或10年后，房价肯定会升高，卖掉其余三套房后，不仅自己手里有了一套房，还得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入。

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

曾经在加利弗尼亚拿学位的张连毅谈到硅谷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时，说：“硅谷的诞生有很多因素，不是把一些优秀人才、高科技企业集中起来就可以完成的。它依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市场的中心，创造的技术和产品可以迅速在美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全世界创造价值和利润，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抛开众所周知的原因，北加州气候宜人，是移民聚集的地方，这群人更具有开拓、冒险和创新的精神。简单地说，硅谷不是盖出来的，它的产生自然而然，它不能同加州隔离、不能同美国隔离。”

曾在英国留学，然后又到新加坡寻求发展的广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敏哲结合国外一些高科技企业聚集区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关村，借鉴硅谷成功经验值得提倡，例如，我们应该引进风险投资机制、开放国家的二板市场等等。但如果盲目克隆，一味效仿，就会失去自己生长的土壤和特色，我们要给中关村下新的定义，使中关村同美国硅谷的距离逐渐缩小。当然仅仅靠中关村政府是不够的，这需要整个社会向中关村注入更深刻的内涵。”

张连毅还指出，“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斯坦福大学某某企业、伯克利大学某某上市公司，大学就是大学，只是一个教育的地方，它们同硅谷的关系就是向硅谷输送大量高科技的尖端优秀人才；而硅谷又使各大学充分了解了产业发展的需求，为大学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应该是硅谷和我们中关村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在赵敏哲眼里，中关村更多的只是IT产品的集散地，“在硅谷，很容易形成规模完善、体制成熟的国际型的大公司，例如Cisco等等。而在中关村却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公司，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形成坚实的资本积累，二是产品创新的基础不高，从基础建设到产品销售都处于一个畸形的发展状态。现在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包括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引进国外高新技术，来加强中关村的创新能力。在硅谷，有很多风险投资，找准目标之后就很果断地投进去。但我在中关村是10万元起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1000万元的规模，里面却没有风险投资的踪影，这就说明我们国内的风险投资还欠缺经验或是敏感度还不够强。在新加坡创业相对比北京要容易，北京只是给了政策，但政策的好处需要时间才能慢慢体现出来。”

我们不是客人，我们只是回家了

厉帆，北京江竟帆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0年从韩国回到中关村创办企业，她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在三个孩子都在北京大学的幼儿园上学。“给他们找学校费了一番周折，托了很多人才把他们送进北大，并且学费比北大教职工子女学费高一倍。”

说这番话时，厉帆的眼睛里没有丝毫抱怨，她微笑着，很从容，“不谦虚地讲，中关村政府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这足以说明政府对我们的重视，但我认为留学人员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不是客人，无论从哪个国家回来，依然应该站在公平的起点上。”

“我不会要求降低学费，别的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同样也是这个价钱。这都是自己的事情，包括房子，在韩国也没有人给我房子，回国同样要靠自己。创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在全世界都会不容易，它需要白手起家。”

在回国创业的留学生中，有很多在国外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现在在国内重新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有希望，同时也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当年我到英国留学，在交完第一个月的房租后就只剩下80英镑。后来到美国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公司的营业额每天都是负增长。开着车穿过高速公路，心情绝望到几乎就想把自己毁灭在车流中。但我终于挺过来了，我想，在经过那样的考验后，没有什么能把我吓到了。既然回国创业想成就事业，就没有权利再瞻前顾后，只能向前，再向前。”现在已经成功在国内国外创办三家企业的邓孝成先生对自己的未来显得坚定沉着。

广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赵敏哲说：“在世界任何国家创业都会有风险，创业本身就意味着艰辛、挑战和失败，既然我的人生选择了创业，我就会走下去，如果失败了，我会重新回到大学教书，做生意不行，总还会有别的行当适合我。所以回国创业，有压力，但绝不会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