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逃离”大学？

吴雯

“逃离”大学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在坐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这时，朋友的手机响了。给他打手机的正是他旧友的儿子。只听他说：“小路，你妈妈也在这里，你过来一块儿吃饭吧。我们在沪江香满楼，你坐出租车过来，快点，我们等你。”他刚关上手机，小路的妈妈就说：“咱们先吃吧，不要等他，他绝对舍不得拿钱坐出租，他要省着钱买影碟呢。”

　　果然，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见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给大家介绍说。

　　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Ｔ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低声问：“倒了几次车？”

　　“两次。”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坐出租，身上还有多少钱？”

　　“20元。”他边回答着，边快速地咽下一个包子。

　　“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我知道，给你的钱你都拿去买影碟了。”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

　　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才会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端上金饭碗。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我想，如果请文章的作者来做这样的题，说不定也会做错，因为，他绝对不会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动笔写的。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记得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

　　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罚抄写一百遍课文，罚去学校操场跑10圈。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老师们以为这样的惩罚可以让学生长记性，可以让学生不再犯错误，但是它带来的后果，也许是学生对学习、对学校的惧怕和厌恶。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的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视而不见。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

　　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

　　从上高一那年的寒暑假开始，一直到高二的寒暑假，我都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

　　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读自己喜欢的书。那个阶段我读了很多书，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格戈的、惠特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托尔斯泰的、雪莱的、海涅的、普希金的、孔子的、老子的、钱钟书的、冯至的……。有许多书都是原来我一直想读而没时间读的。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在当时，读书和写诗成了我缓解内心苦闷的一种手段。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Ｓ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Ｓ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1000多张ＣＤ，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ＣＤ。自从进了大学，Ｓ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ＣＤ，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Ｓ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做出无奈的选择。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些人是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过来的，现在所学的专业与他本人报考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

　　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

　　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

　　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惟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斯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

　　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

　　这样的哲学课不听也罢。从那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有人估计，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这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9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

　　当然，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但是更多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摘自《“逃离”大学》，接力出版社200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