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不好的作风，一发现什么新问题，就说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我们的体制确实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利用体制存在的问题来为自己开脱，甚至有些贪官自己贪得无厌也嫁祸于体制，说是没有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体制问题成了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挡箭牌。还有人说亿万富翁不交个人所得税也是体制问题；又有人说歌手假唱也是体制问题。体制成了一个筐，什么烂事丑事无能的事都可以装进去。

最近，又发生了一起运用体制做文章的事，让人感到有点无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的舞台，但中国数学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师在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而只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田刚应邀作1小时大会报告，8月22日《南方周末》有文章说，实际上，田刚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光彩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数学家。

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大数学家，有人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在前几年的表现是工资收入体制上，研究人员待遇太低，1998年，在数学院，正研究员的月收入最多为7、8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过1千多元，而一位出租车司机每个月可以挣3千元，这样一份收入，当然没法让我们的一些青年科学家尽心尽力研究，于是就有过这样的抱怨：每天考虑的是柴米油盐，上下班接送孩子，买便宜一点的菜和衣服。但是现在呢？助理研究员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员的收入达到了6000元左右。数学院还获得3000万的投资，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楼。办公条件好了，还是没有什么在国际上叫得响的成果，于是有人认为还是体制问题，管理部门要求论文的发表数量制约了基础研究。

简单地怪罪体制是不恰当的，可以说，现在体制上的某些缺陷和存在的问题是上个世纪50、60、甚至是70年代形成的，而正是在那个体制有着存在严重缺陷的时代，却出了个陈景润。我们敬仰的陈景润先生就是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6平方米小屋中，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进行数学研究，从而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果。我敢肯定，现在最差的研究环境也要比陈景润好，可为什么没有产生陈景润第二呢？还是数学院副院长袁亚湘说得好，“现在数学研究的软环境还不如陈景润他们那个时代。”这恐怕就是出不了陈景润的根本原因了。这种“软环境”，我的理解是物欲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问题，二者不可兼得。

搞研究做学问要的是一种孤独的精神，越往上攀登同伴就越来越少，也正如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引用过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所说的：“即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这一句话我们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他及陈景润先生的生活及取得的成就。要像霍金、陈景润那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他们那种研究境界却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必须达到的。如果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在眼下物欲横流的现实中，置五星级酒店、宝马奔驰、别墅草坪、桑那按摩于不顾的话，我想出几个陈景润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