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人民网上有一篇《争鸣：中国鲜见世界级数学家是体制问题？》的文章，同时又有一篇《"和平"环境被打破　央视正式实行末位淘汰制》的报道。我想，对于前者的问题，后者就是一种回答。

从后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鲜见世界级数学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在的人们对自己生活和生存的前景越来越不可预期了。在任何社会中，可能准确地说应当是在任何文明社会中，个人都要从社会整体或一定的组织那里才能获得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像在中国，人们对组织的心理依恋可能已经形成了人们生存的一种方式。另外，文明人对个人尊严的要求也是非常强烈的，而尊严问题也与生活的安全有关。

然而，一旦我们发觉社会或组织不可依赖，结果会如何呢？现在我们所属的社会和组织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保障，反而要我们像野狼一样去自我奋斗。于是，大多数文明的我们就只好顺从地去自我奋斗了，当然也有些人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命运包括人格的一切交与组织处理。多数人在像狼一样求生时，真的就会像狼那样不顾一切地争夺食物或生存空间；同时，在为“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时，个人的利益自然比社会的或组织的利益更重要了。

人作为一种生物体，维持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文明程度越高，对生存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可以想像，在狼一样的世界里，一个人静守陋室十余年去研究很少有人明白的事情，从而丧失换取足量大米的金钱的话，谁还会安心于研究呢？就说陈景润，似乎他并不在乎金钱。但这只是报告文学的浪漫文字。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被分配到研究机构的大学生，即使什么也不干，他的工资也是有保障的，而且这个工资比广大工农群众要高得多。可以说，陈景润当时可以静下心来搞研究，因为他实际上不用担心会因为没有干组织安排的工作而丢掉饭碗。如果当时就实行“末位淘汰制”，你看他能静几天？

我当然不赞成社会整体再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锅饭里去。不过我想，在一些特定的社会领域内，以几十个、几百个人无所事事地围在一个大饭锅前，去换取组织整体跃出一个陈景润，还是值得的，这总比现在人人忙忙碌碌地围着自己的小饭锅转而组织整体无所事事要好得多。

末位淘汰制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效益和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它简化了经济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让经济利益因素更加赤裸裸地决定人的地位以至于人的尊严。然而，正像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经济不能决定一切那样，经济利益也不能创造一切，更不能在道德上使人们的尊严得到提高。而人没有尊严的社会就没有创造。

利益可以获得，也可以失去；但创造却是永恒的。如果瑞士和英国的教育制度中也有“末位淘汰制”，以某些中学生表现得迟钝或多数科目成绩不好而不赋予他们进入大学的机会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爱因斯坦和邱吉尔了。

中国社会全面走向竞争性社会不仅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不能忘了：社会始终是全体个人互相依赖而创造生活的共同体。即使现在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已经高于一般工农群众了，但末位淘汰制却使具体个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经济手段只能增加利益，不能增加思想和思想家。

我们“鲜见世界级数学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机械地把经济领域中的原则用于思想创造领域，数学家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可能改善了，但思想却没有了。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什么叫Scholar？在希腊语中就是“无所事事的人”或“吃饱了饭没事儿干的人”。在主要靠头脑生活的那种社会里，与其让人们去为自己的饭碗奋斗、从而获得他所需要的尊严，不如先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从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你能相信在头脑机构中，所有头脑都必须靠可能失去方圆君的威胁才会保证它们创造性地转动这一制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