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两国各自的国情和各方面的条件本来就存在先天的差异，语文政策自然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作者认为，过分强调新马两地人民对语文政策的不同反应属性，是一种绝对化和模式化的诠释；无论是政府对某种语文政策的提倡和作法，还是民间的反应和态度，其形成、过程和结果是复杂而多面的。

　　关于最近马来西亚华社对政府推行数理科以英文教学的政策之激烈反应，有论者从“语言政治”的角度出发，将马国华社的反应与新加坡人民看待语文政策的反应作出比较（编按：周兆呈《新马的“语言政治”与“政治语言”》刊8月24日《联合早报·言论》）。笔者认为将马国华社与新加坡人民对语文政策的反应，用“政治语言”和“经济语言”来分析与了解，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就“政治语言”和“经济语言”两大概念的理解，前者即针对政府的政治动机作为对语文政策的考量；后者则以经济利益作为对语文政策之考虑的前提。用这两种反应模式来诠释马新两地人民各自对语文政策的反应，看似相当合情合理。然而，过分的强调两地反应的属性，则成为一种绝对化和模式化的诠释。

语文的社会和文化价值需要

　　新加坡由于受到先天环境所局限，在某种程度上是较重视实用价值。因此笔者同意新加坡（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较偏向以“实用主义”，即以经济价值作为语文选择的优先考虑的倾向，但这不是必然条件。仅以“实用主义”作为判断，似乎忽略了语文在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需要。比如将新加坡政府鼓励人民学习华文的政策，简单归结为是因中国经济崛起，从而以经济价值角度提倡华文，忽略了早在中国经济“崛起”前，新加坡就已经有华语、讲华语的人口、以及华语政策。这种“崛起论调”只是将“经济语言”的论点过分夸大了。

　　反观，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文华语作为母语教育的维护态度，也并非全然以政治作为绝对的考量。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母语教育也在经济和族群文化上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支持，她也无法渡过60－70年代的困境。我们也不否认，中国经济起飞，不免提升了当地学习华文的价值。然而这种学习的取向，也是来自当地华社对族群自身的文化关怀和传承的需要。因此，当地华社担心华小变质、华文教育遭受侵蚀的隐忧和心态是应从多方面来理解的，而并非以“政治语言”或捍卫华文教育之阵地的“理想主义”一语概括。

　　如果“政治”、“经济”是两地政府和人民对于语文政策的动机和反应之特征，两者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概念。若这两者却是放在已被两极化和绝对化的概念中讨论，并以一种有分高下的价值或标准来判断此两者，似乎有欠公平。因为这种标准，是以经济角度看语言问题和态度之成熟，似乎在预设以政治角度看语言问题是非成熟的态度。况且，这些态度和回应不一定全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没有其他因素存在。

不能只着眼于“历史”这个因素

　　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和比较两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内容、取向和价值观，而非仅仅是以“实用主义”作为两者的相同之处，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所造成两种不同的反应，凸显两国的政策对国情发展造成的差异，这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笔者以为，新马两国各自的国情和各方面的条件本来就存在先天的差异，所以在语文政策上有南辕北辙的现象。但是这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并不一定会产生“迂回周旋得让人觉得吊诡”的结果。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历史”这个因素。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于“历史”或“历史环境”，似乎此因素大于其他应该参考的因素，如政治环境、人口结构、语言环境，地理环境等一些较为“先天”的条件。将南辕北辙看成是历史的结果，而忽略原本差异的问题，也只能成为一种倒因为果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无可否认，新加坡华人习惯对邻国华人的教育、语言等问题持有一种“距离感”，以及两国政府和人民在教育问题上关心点/目标有所不同，但这种“距离感”的形成应该不是仅仅历史问题。除了上述先天的条件，或许也应虑两国人民各自在政治上的冷感态度、其他政策的诸多制约、语境问题，以及不能忽略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以马来文为国语的教育政策为主导之因素。

　　不用“政治语言”谈论邻国的“语言政治”或许可以是某些新加坡人的态度，或者是新加坡人某种看待语言教育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出于经济和实用的价值考量，但却不能强加到邻国人身上，因为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彼岸先天的条件、环境和立场，以及价值标准的问题。无论是政府对某种语文政策的提倡和作法，还是民间的反应和态度，其形成、过程和结果是复杂而多面，应不是单一或二元分法能全面涵盖的。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