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的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学研究的禁锢

如果说“劳动创造人”、“原始共产主义”、“母系氏族社会”、“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剩余价值理论”［１］等我们中小学时就熟记在心的理论都是谬误，你会相信吗？可悲的是，事实大致就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自身知识面限制，再加上所处时代的局限，使其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用中学政治课上最常用的词来形容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虽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明显带着主观臆断。而我国历史学的悲哀就是，历史学专家还要受到学科外行们所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从中小学时代开始，中国大多数学生就被灌输着　“劳动创造人”、“原始共产主义”等等并非科学的理论观点，许多人被错误的世界观所左右，这对中国将来的科学发展和民族进步都有着不小的负面作用。

　　一、是“劳动创造人”吗？

“劳动创造人”的观点来自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恩格斯本人知识面的限制，他对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的进化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评论道：“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２］恩格斯自以为有了一个连达尔文都没有的新发现—“劳动创造人”。岂不知—这“劳动创造人”一说并非新鲜，它属于比达尔文更早的拉马克（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Ｌａｍａｒｃｋ）进化论。拉马克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即某种器官由于需要而经常使用，就会使该器官得到发展，变得越来越发达。相反，若少用甚至不用某种器官，就会使该器官的功能不断衰退，器官本身也会退化，甚至消失。　“获得性遗传”，即由于环境影响或“用进废退”而获得的性状变化，可以通过繁殖作用而遗传给后代。按照拉马克学说，在远古时代，长颈鹿的脖子没有现在这么长，因为要吃树叶，天天伸长脖子。所以，脖子会越伸越长；而这种变长的脖子会遗传给后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成了今天的长颈鹿。而与之相应的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理论是：人因为用手劳动，手才越用越灵巧；因为人要说话，嗓音也越说越复杂；因为要劳动和语言，脑才越用越发达。这种手、嗓音、脑袋等的特殊发育会遗传下去，经过一代一代的积累，劳动使猿的脑变成人的脑，产生了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这样，劳动使猿变成了人［３］。

现在，特别是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太多的证据支持达尔文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却找不到像样的证据。后天性获得的性状，只能影响其自身，而不能遗传给子孙，除非是遗传物质（基因）有改变。比如，儿孙辈不会因祖辈天天伸脖子，而天生脖子长；也不会因祖母辈日日绣花，而天生手巧。

而对于现代达尔文进化论来说，生物进化是由于基因变异和竞争选择的结果。通俗点说，在猿人的所生的后代中，由于遗传物质不可能完全被精确复制等等原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异，有的变得相对聪明，有的变得相对笨。那些相对聪明的后代，在自然选择中可能会有竞争优势，容易把基因传下来，而相对笨的后代则更容易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样，经过若干代的淘汰筛选，群体的组成逐渐漂移向越来越聪明的猿人后代，这个群体再逐渐变成的人，将来还要继续变成更聪明的“超人”。以上，只是非常简化的进化描述，自然界中的生物竞争选择往往是多方面立体的，可能包括智力、体力、容貌、生育力、抗病力、性格取向、自我奉献和自私性等等综合因素的竞争，生存策略和进化过程往往也要复杂得多。

对于人类进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一个独特的理论：“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猿）转变成人的重要的一步。”“这种正在成长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到达现在这个地步的。”［４］这大概是毛泽东“吃红烧肉补脑”说的来源。这种“吃肉进化论”，算是恩格斯的发明。然而，“吃肉进化论”　却很难得到考古和生物学方面的支持。古猿、现代类人猿的牙齿与人类相比，犬齿更突出，反而更接近食肉动物。说古猿只吃植物，也是没有根据的。从营养学上说，大脑发育所需的一切养分，都能从素食中得到，食素也一样能满足大脑对营养的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脆弱的理论基础

熟悉马列原著的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人类古代社会发展史论述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而此书的观点来自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的《古代社会》和瑞士巴霍芬（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ｋｏｂ　Ｂａｃｈｏｆｅｎ）《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社会的妇女统治的研究》。恩格斯的著作名称就说明了这一点。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是建立在假定世界文化史是单线发展的基础上，即现有的各个民族文化，只是人类文明单线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个假定基础上，以今推古，推测现存的美洲和澳洲的一些土著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摩尔根的这些假设和推论，并非建立坚实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的基础上，根基并不牢靠。

文化单线进化论，否认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分支性发展。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类似于一些外行人对进化论的理解：“人是猴变的”。人与猴虽然可能来自共同祖先，但各自采取不同的进化策略。人与猴只能算进化上的不同分支，而不能说猴是人类的祖先，或是人类进化的必经之路。

在人类发展史上，由于地理的隔阂等等因素，往往产生文化的分化。由于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与东、西方的隔离，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同，文化发展走的是各自不同的路。东西方文化也是如此，恐怕很少人会说，东方印度文明是西方雅典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退一步说，即使都在东方，谁能说印度过去的种姓制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再退一步讲，即使在中国内部，除了一些宗教狂热者，有谁会说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体制是中原华夏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现代社会，由于信息交流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文化之间的隔离越来越小，文化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多。将来世界发展方向，很可能越来越趋同。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历史，而说人类文明史只是单线进程。

用在这种文化单线发展论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历史，自然漏洞百出。更何况其推测的发展路线本身就有问题。

　　三、原始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经之路吗？

原始共产主义不要说是人类必经之路，就连存在的可能性都很小。马克思主义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解释是，因为生产资料极少，所以平均分配；婚姻制度为群婚乱交。而在生物界里，生物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生存环境千差万别，比猿人生活条件恶劣的生物应该很多，而群居的哺乳动物，极少（如果有的话）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环境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各种群居类人猿，都是生活在明显的等级社会。例如，猴群中就有猴王，猴王往往有多个雌猴作“妃子”。而地位稍低的是与猴王亲近的猴子，再往下是“平民”猴子。不过，那些“在野党”猴子也有机会，在猴王年老力衰之时，或“驾崩”之日，重新争夺王位。

为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自然界极少存在呢（假如存在的话）？从进化论来说，一个物种要想生存，必须要有竞争和淘汰，不淘汰群体内竞争弱势的基因，也就没有进化。假如猿人就是生活在平均主义、没有种内竞争淘汰的制度下，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猿人阶段。

另外一方面，原始社会是“群婚”制，也是不可思议的。群婚乱交说主要来自巴霍芬的母权论。在自然界中，在群居的哺乳动物中，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制很常见，而一妻多夫制和群婚乱交则是极少（如果存在的话）。恩格斯对此的解释是：动物中只存在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度是由于雄性动物间的忌妒所引起。这种小家庭式的夫妻关系，不利于群体的团结。猿人要进化到人，需要团体的力量，所以要打破这种小家庭，建立没有忌妒的群婚乱交大家庭［５］。这种“群婚乱交”进化论，大概又是恩格斯的发明。需要团体力量的动物远不止人类一种，却没有一种是靠“群婚乱交”的大团结社会来生存的。人类的进化，是建立在种内竞争、淘汰弱者的基础上的。那种群婚乱交的大团结社会，如果存在的话，只能导致人类进化步伐的停滞。恩格斯对生物进化论不够了解，再加上用想当然式的思维方式草率得出的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

对达尔文进化论来说，在动物界，如果恩格斯所讲的那种群婚制存在的话，物种中每个成员，不管在其他方面是否有竞争优势，只要性功能完善，都有相等的交配机会。这样就很难淘汰那些有竞争劣势的个体，由此使此物种的进化进程减缓以致停滞。所以，在动物界中，群婚乱交，因其在进化中的劣势，只可能是个别现象，而不可能成为整个物种的普遍现象，更不可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必经之路。

总而言之，人类的原始共产主义，考古学至今没发现任何有说服力证据，理论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必经之路吗？

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观点是建立在摩尔根文化进化论和瑞士巴霍芬母权论的基础上。巴霍芬推测原始母系氏族的存在，是基于对古代宗教传说、图腾和对罗马葬礼艺术等的研究。这些推论的基础本身就不牢靠，再用摩尔根文化单线进化论来推广到全人类历史，则更是空中楼阁。把古代传说作为一种参考还可以，但由此来推测古代的现实社会，极容易走偏。如果把嫦娥奔月作为中国古代已经成功登上月球的证据，把中国老百姓供奉女性观音菩萨，作为中国是女权社会的证据，都是天方夜谭。

巴霍芬推测，远古人类是群婚制。由于母亲乱交，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母亲地位最高，以至于女性统治整个部落。

对于群婚乱交，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不可能成为群体的普遍现象。女性和男性相比，体力上处于弱势，在其他方面又无明显优势。怀孕和哺乳，又使女性在劳动等方面失去与男子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些，使女权社会，即使能存在于某些地区，也很难成为原始社会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母系氏族普遍存在与人类早期社会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虽然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坚持此观点［６］。即便在中国，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如王家范的《“母权论”质疑》。

马列主义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在历史学界可见一斑。翻开一本本历史学和考古学书籍，发现这些历史和考古专家们在考证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远古史前文明时，引证最频繁的，既不是考古学发现，也不是历史或考古专家的言论，而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外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而恩格斯的观点，是来自摩尔根学说，而后者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及历史学家所抛弃。用这些本身基础不牢靠的理论，先入为主地解释考古发现和历史现象，必然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做法，美其名曰“哲学指导科学”，严重束缚了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

提到母系氏族群婚制，不得不提到中国的一些考古学“发现”。寻找证据支持群婚制的社会，对我国考古学者们确实是一大难题。从时间上，所谓“母系氏族阶段”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属于前期的考古学发现，如华南的柳阳人、西南的资阳人、华北的峙峪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华东的左镇人和夏草湾人，东北的前阳人和榆树人，河南安阳小南海人，多为零散的古人类化石，无法推演其社会制度。然而，许多中国历史学著作上，对这段时期的社会和婚姻制度的有明确的描述，其“证据”都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母系氏族”后期，也就是“鼎盛时期”的考古学发现，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在这众多的考古发现之中，终于有人煞费苦心地在仰韶文化中，找到了母权社会和群婚乱交的“证据”——在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中找到了同性合葬的，以此来证明是群婚制；在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一个小女孩被厚葬的坟墓，以此证明母权论；在仰韶文化的中期墓地，发现有母子合葬的，以此证明孩子“只识其母不识其父”。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半坡遗址成人墓中同性合葬墓仅仅有两座，只葬着两男四女。而绝大多数成人墓（１７２座）都是单人墓，另外有７６座未成年夭折的小孩墓［７］。在同属早期仰韶文化的北首岭墓地中，共发现４００多座墓，成人主要也是单人墓。　单人墓的习俗，还有把未成年夭折的小孩和成人分开埋葬的习俗，即使在现代中国农村，也很常见。而抛开几百座单人墓，仅拿出几座同性合葬墓特例来证明仰韶半坡社会是群婚乱交的论点，显然就是用以偏概全来迎合马列主义理论。

在半坡遗址的墓地中，成人墓１７４座，其中７１座有随葬品。绝大部分未成年夭折的小孩，葬在没有任何陪葬品的陶瓮里。只有３个小孩是按照成人葬法，其中只有一座有陪葬品，而且是厚葬。被埋葬的是个３－４岁的未成年小孩。这个小孩被鉴定为女孩（考古工作者都知道，从骨骼来鉴定小孩性别，是很困难的；而仅用陪葬品来鉴定儿童性别，不会完全可靠）。虽然这个小女孩的陪葬品在这个村子里最多，但仅以一个被厚葬的３－４岁就死了的小女孩来证明母权论，根基实在是不牢靠。

仰韶文化的中期墓地，多为合葬，而且很多是二次合葬。在绝大部分合葬墓里，男女老少均有，而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墓都不多。例如，在元君庙墓地，有空墓７座，单人墓１６座，合葬墓２８座。合葬墓中，男女老少葬在一起的家族式合葬的最多，总共有１４０多人葬在１４座合葬墓中。另外，还有成年异性合葬３座１８人。而作为群混乱交制和母权论证据的，成年同性合葬只有３座７人，母子合葬仅为３座１０人，女孩合葬１座２人［８］。同性合葬和母子合葬这些埋葬方法，不但没有普遍性，反而在这里是最少的。而考古和历史学者们，却以突出这两种合葬方式，来迎合马列主义的群婚乱交和母权论观点，委实牵强。退一步讲，在现代中国的部分地区，如西南的侗族，就流行母子合葬。侗族人大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以母子合葬来推论“只识其母不识其父”，　显然是太不充分了。

在元君庙的单人墓中，男女坟墓的陪葬品都是有多有少。既有男性被厚葬，也有女性被厚葬。在其他仰韶文化的墓地中，厚葬的也是有男有女，还有奢华的男女合葬墓。这些，都无法支持母权论和群混乱交制的说法。

总而言之，母权论和群婚制都不能在仰韶文化得到证实。另外，仅从埋葬方式来推断社会的性取向，也是很不严谨的。

随着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的考古学者们开始否定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的观点。目前，大多数考古学者已经开始承认仰韶文化的晚期是父系社会，而另一些学者则已经完全否定了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的学说［９］。

河姆渡的墓地多为单人墓。其他“母系氏族”的发掘地，由于文物更少，都无法找到支持母权论和群婚乱交说的证据。

退一步说，即使发现有女人做统治者的社会，不做深入地调查，也不能草率断言说是母权社会。如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吕后、武则天、慈禧等女统治者，而在西方英帝国、荷兰，也由女王统治过，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国家是女权社会。

　　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类必经之路吗？

把全人类历史分成的五个阶段：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是由苏联史学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提出、斯大林钦准的。这五阶段论的思想，源自陈旧的文化单线发展论的，另还带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即使在欧洲，这种分类法在许多地方都不适用，更何况在亚洲。

现在，由于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已经　抛弃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教条，而且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五阶段论”的错误性，我在这里尽量简明扼要些。更详细的内容，可以阅读参考国内的历史学书籍和期刊，以及一些互联网上的资源。

在这里，我主要是要提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性质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教。

在五大阶段的奴隶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而在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中国古代社会，似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哪一类都算不上。这导致自从马列主义历史观引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点等问题，几十年一直争论不休。仅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就至少有十余种说法。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是皇权及官本位社会。权力集中掌握在皇帝和官吏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特权阶层，而农民、地主、手工业者、商人在社会上都没多高的地位。甚至那些衙门府里听差的，在社会上都能高人一等。这种皇权及官本位社会现象，即使在推翻满清后的民国、解放后的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表现得很明显。

中国古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权全部集中在皇帝和官吏的手里。行政管理自不必说，立法就是皇帝下诏和衙门府颁布条令，而司法就是衙门府开庭、审案、抓捕逃犯。按照现在的说法，县衙门里的县太爷除了是县长，还兼法院院长和公安局长，等等。这种皇权与官本位的集权制度，也是中国自古以来“人治”，而非“法治”的根源。

因为权利都集中在皇帝和官的手里，所以社会矛盾的中心是皇帝、官和平民间的矛盾。　社会动荡的原因，往往是因　“暴君”　、“昏君”，或者“贪官污吏”、“奸臣当道”。而“官逼民反”、　“苛政猛于虎”等等常用的形容词，都反映的是这种君、官、民的矛盾。“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很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里。相反，圣君明主、清官廉吏的休养生息政策，因“政通”而“人和”往往把社会引向安定和繁荣。

在中国历代历史古籍中，从来没有提到奴隶市场买卖，也没提到哪个是大奴隶主。中国过去虽然有奴婢，但他们不但数量少，而且一般奴婢主人也没有随意生杀奴婢的大权。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古代主要的社会矛盾是皇帝、官和平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既非奴隶社会，也非封建社会，而是皇权及官本位社会。

　　六、结束语：

过去，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者们，要做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要比其他科学更艰难一些。而现在，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的思想界也越来越开明。

学术无禁区，科学在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也应尽量摆脱“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尽量改革传统上的“行政集权”式的管理，不要先入为主地为学术研究设下各种条条框框，走类似“文字狱”的老路，更何况当初那些发明这些条条框框的人，本身就是这些学科的外行。

　　附注：

［１］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讨论，不属于此文的范畴。许多学者已经对此课题讨论。如有需要，我会另写文章单独阐述。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１９９４年８月　４２２页。

［３］原文：“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１９９４年８月　３７５页。

“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就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猴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不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得清晰的音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１９９４年８月　３７６页。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１９９４年８月　３７９页。

［５］原文：“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合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有一个成年的雄着，只许有一个丈夫。雄着的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最多不过时，其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基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向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况那样，也是能够以不多的数量生存下去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你不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成年雄着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到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１９９４年８月　３０，３１页。

［６］《哥伦比亚大百科全书》

［７］石兴邦　《中国中新器时代考古——仰韶文化》

［８］《元君庙仰韶墓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１９８３年４月第１版　１５４页

［９］《仰韶文化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