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来看，德国的整个科学是如何赶超法国的科学的。实际上，19世纪初，法国在一切科学领域遥遥领先，不仅是化学，还有数学、数学物理学、实验物理学、甚至地质学和生物学，到19世纪末，德国几乎完全取代了法国的位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变化的确惊人，多少让人感到疑惑。不错，法国人仍有相当杰出的贡献，特别是放射性的发现和放射性元素的提取。这也曾为居里家族取得多项诺贝尔奖。但是，就20世纪上半叶的诺贝尔化学奖而论，德国人因纯化学方面的贡献获奖者有17人，而法国人只有3人，这个差别还是十分显著的。物理学奖和生理医学奖差别就更大了。

18世纪末，世界化学的中心在法国。虽然大革命时期的法官说“共和国不需要学者”，拉瓦锡没能逃掉上断头台的厄运，但不久，雅可宾党倒台后，当权者特别是后来的拿破仑，十分积极地发展科学和教育。首先接受拉瓦锡理论的法国化学家贝尔托莱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另一位普及拉瓦锡理论的孚尔克拉把该理论称为“法国化学家的理论”，而后来的武兹则干脆把化学称为“法国的科学”。19世纪初盖·吕萨克以及稍后的杜马成为当时化学的权威，他们不断吸引许多法国和国外的学生到法国学习和工作，1822年李比希就是到巴黎观看盖－吕萨克学习的。与李比希差不多同龄的杜马也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不过，他们的优势差不多只持续到1840年左右。

19世纪中叶起，德国的化学无比辉煌，并且一直持续到让希特勒毁掉大部分为止。是谁谛造这百年的辉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比希。作为一位化学家，他与他的同龄人维勒和杜马难分伯仲，都是一流的。李比希正如当时许多化学家一样，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往往有许多过失和错误。他在农业化学上首先认识到化肥的重要性，可是他长期对粮食作物最需要的氮肥却无动于衷。这类事情不止一样。这是因为，化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难得多。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细胞，化学家根本就看不见分子和原子，他们完全得靠非凡的想象力去猜，并且给出宏观现象满意的解释。19世纪的化学家就是完全用化学的方法一步一步认识复杂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还对像E·费舍尔(19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赞不绝口，他完全靠在实验室辛勤工作来得出糖和多肽之类的结构的。

正是李比希作为学派的领头人树立这样的研究工作的高标准。至今，我们还为德国人那种踏实工作、一丝不苟的作风所折服。化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而实验室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没有实验室，李比希难为无米之炊，就像他1852年之后到慕尼黑大学一样，有了实验室，李比希创建一种实验室文化，简言之，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对化学火一般的热情，整天谈化学、做化学，泡在实验室里；二是不断创新，提高效率，今天做一个分析需要三个月，明天就只需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化学的对象是多样的物质世界，在“黑箱”里摸索是非常困难的，正是由于方法不断改进，人们对化合物的认识才能在200年之内有了飞速提高。我想，数字也许可以大致说明问题。到18世纪末，人类认识的化合物不过5000多种，而到19世纪末，这个数字提高100倍，达到50万种到55万种。这些基本上是靠化学方法达到的，当时惟一的先进物理方法——光谱方法也是德国人搞出来，众所周知，光谱不仅具有实验价值，其理论意义更不能低估。到了20世纪一系列的物理方法、物理化学方法使得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有效地提高，到20世纪末，人们认识的化合物达2000万到2500万种，提高了40－50倍。当然，什么叫认识需要一个精确的定义，不过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神速发展的确让人咋舌。

5000到1万种化合物，像李比希这样的大权威也许能够玩弄于股掌之上，再多可能就有些头大了。德国人再次显示他们的笨工夫——编手册和百科全书。在图书馆中的盖姆林(Gmelin)和贝尔斯坦(Beilsfein)都是德国人编出来的。顺便说一句，19世纪末，大数学家克莱因(F.klein)就主持编了23大卷《数学科学百科全书》，其后也有物理学的手册一卷接一卷出版。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这些好像是昨日黄花，但是，难道其中没有什么东西可资借鉴吗?

15年前，我有幸到德国一些大学城访问，参观了吉森的李比希纪念馆(在本书最后有详细的描述)、海德堡一家药物博物馆(19世纪的化学家不少是药剂师培养的)，格延根大学250 周年纪念展(大学总部竖立着维勒的雕像)，尽管它们不再光辉依旧，但是那种在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文化气氛，却久久地萦绕心头、难于割舍、难于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