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受英、法、意、德等国一些大学的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代表团和我访问了上述四国。欧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汇聚了众多历史悠久、多种多样的著名高等学府。在欧洲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考察这些知名大学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创建一流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动科大与这些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访问归来，感触很深。

一、中国在欧洲的影响显著提高

代表团访问的学校中，有几所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如牛津、剑桥、诺丁汉和巴黎南大学等。此次重访旧地，我明显地感到我国在欧洲的威望有了显著的提高。诺丁汉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坎倍尔爵士告诉我们，诺丁汉大学新选了中国的杨福家院士(原复旦大学校长)作为他们的校监(Chancellor)。这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明显地表明我国在英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大学的校监一般由政治家、知名人士或贵族担任，例如剑桥的校监为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校监是一所大学的象征，虽无实权但有很高的荣誉，学校的学位和毕业证书均盖有校监的印章。坎倍尔校长及其他很多欧洲的教授都说，在欧洲很多大学，最好的外国学生来自中国。他们认为，在21世纪，中国的青年有极大的潜力。因此欧洲大学要国际化，必须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吸引中国的青年人才。

二、建设一流大学，要高度重视声誊与品牌的价值

我在与牛津、剑桥等欧洲一流大学校长、副校长会谈中明显地感到，建设一流大学，声誉与品牌至关重要。一所大学良好的声誉与品牌就可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习，而学校的声誉和优秀的学生又能吸引高质量的教师来学校工作。优秀的学生与高质量的教师接着就会吸引更多的经费支持。这样的良性循环是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共同的特色。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的例子。他们在向我们介绍办一流大学的经验时，都强调要靠良好的声誉。一所学校的名称不是件小事，它是学校多年的积累和奋斗创造出来的声誉和品牌，要珍惜和爱护。欧洲的一流大学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与品牌。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居里夫人的母校)，迄今未更名为大学。这两所学校尽管很小，也不叫“大学”，但世界知名，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青年竞相报考。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如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是中外驰名的微电子研究基地，但是他们仍保持叫“冶金所”，保留了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和品牌。但也有些学校的校名改来改去，喜欢用大而空的名字，弄得国内外都不知道这些学校是干什么的，介绍的时候只能说：“这是过去的×××学校。”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尽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太好，但学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我们要珍惜和维护这个声誉，这也是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高等学校办学要有多样性

通过考察，我明显感到，欧洲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多种多样，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英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当然是牛津和剑桥，学生进入各个学院，但在各个系里上课(学院与系平行)，课后又回到学院(有导师指导)，吃住在学院。每个系的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又都有不同系的学生，相互学习，氛围很好，十分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但这种模式投资很大。

法国最好的学校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培养精英型人才，招生数很少，师生比为1:1。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报考人数约1.5万人，只录取200人。学生毕业后不授学位，只发学历证明，但依靠学校良好的声誉，毕业生找工作很容易。在法国，大学是普及型的。

意大利的高等学校都是普及型的，特点是宽进严出。如罗马大学有17万学生，只要是意大利公民，高中毕业且统考成绩合格，交学费(约合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均可就读。如果学生学习不努力，就永远不能毕业，估计入学的学生中只有40％的人能毕业。帕多瓦是个小城，但帕多瓦大学也有5万多名学生。这种普及型大学也可能出高水平的人才，但最大的作用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中学生没有走高考独木桥的压力。

在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国的人口包袱沉重，应采用多种形式办大学，满足年轻人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要借鉴欧美办普及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经验——学生宽进严出、不住校(因此只能就地招生)，为他们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另外，要努力创建若干所一流大学，培养精英型学生。杨福家院土当选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与骄傲，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诺丁汉大学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去那里。欧洲其他大学争夺中国人才也很激烈。我们如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才就会被吸引到欧美去。因此，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托，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四、加强大学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

大学应与专业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我国科研教育经费和资源有限，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科研资金与资源。专业科研机构有很好的设备，科研水平很高，但缺乏年轻人才；大学拥有大量的学生，但设备相对较差，二者紧密结合正好优势互补。本着这种认识，我就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后，大力倡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进行合作，努力办好双方合作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但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意。因此，在欧洲访问期间我带着这一问题做了重点考察。

在欧洲这四个国家里，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合作得较好。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国家的学位管理和学位授予权都归各个大学。研究所别无选择，必须和大学合作。而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所有学位授予权，因此缺乏与大学合作的动力。二是在这些国家，论文或成果署名单位有很好的传统惯例，研究生的论文或成果署名权归研究项目的投资方，一般为研究所。而在我国，统计论文或成果往往只统计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而论文数这原本并不重要的数据又成为了评价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重要指标，大家都要争，使得署名权争执长期无法解决。在欧洲这些国家，作者的单位都算，都享有论文成果。例如，德国的马普学会和法国的国家科研中心类似于中国科学院，他们有很多研究所，资金很雄厚，大学很羡慕他们，致力于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这些研究所也非常乐意与大学合作，很多研究所就设在大学内，其通讯地址就是相应的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既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机构，又是一所大学，愿意解决好学校与研究所结合难的矛盾，为国家科教体制改革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