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形成社会中的一个独立阶级，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属于广义的社会精英范畴。他们在社会阶级的体系结构中处于较高的等级，在社会精神生活和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能力方面，较之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平民阶层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参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而是依靠自身所掌握的知识间接地参与社会生产并换取生活资料。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社会社会生活中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自从二千五百年前儒教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进而成为御用正统学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就被格式化地确定下来，个体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一固定模式。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前人经验与知识延续的承载体存在于社会分工之中的某一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优势地位，使之成为统治阶级将其统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其自身利益的获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则进而完全依附于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很清楚自身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较之社会其他阶层所具有的，对于统治阶级的特殊价值，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这一优势去影响统治者的决策，进而为自身获取更大的利益。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得意于所取得的这种社会地位，并视之为高于社会其他阶层。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自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群体，在不掌握社会财富的分配权的情况下，为自身谋得优势经济地位的一条捷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知识分子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和受益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古代与近现代两个阶段。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里，并融入血液中，成为知识分子个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和长期影响下，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相互利用，为各自谋取自身利益。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这种利用是不对称的。统治阶级一方面的确需要利用知识分子向社会灌输自己的统治意志，另一方面也利用对社会财富的绝对控制权左右着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附着于统治者，并不遗余力地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整合自身的知识体系，将自身塑造成统治阶级乐于接受和使用的工具。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是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利用关系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的总结，然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于作为其思想统治工具的知识分子的物质回报。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群体是统治阶级饲养的宠物，是统治阶级对其他各阶级贯彻其统治意志的站脚助威者。中国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无外乎“功名”二字。“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古至今驱使着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中国知识分子十分清楚，一旦作为社会财富分配者的统治阶级失去了财富的分配权，或者统治者转而依靠其他社会阶层贯彻其统治意志，自身的利益将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利用自身在社会精神生活层面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制造出种种理论与潮流来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自身的利益不受到其他阶层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其对统治者的特殊价值和社会地位，在各个急风暴雨式的历史变革时期并未受到深刻的影响，只是从一种工具变成另一种工具，即使不能被认定为是各个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受益者。千百年来，由于其自身利益未受过根本性的挑战，不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去为自身的生存而奋斗，因此与中国知识分子相伴的从来都是阳春白雪，而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缺乏对地层民众愿望的基本了解与同情。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中都不乏对底层民众发出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同情者，但一方面这些呐喊显得势单力薄，并不构成知识分子的主体，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自上而下发出的呐喊，更多的则是那些可以划归到底层民众之中的失意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不公的一种无奈的发泄。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中，似乎从来都不缺乏为富不仁者。

而作为低层最普通广大民众，为了能够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并抵御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渴望能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便成为广大民众可望而且可及的一个社会阶层。加之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其具有的对统治阶级的特殊价值，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广大的市场。对于普通的底层民众来讲，进入知识分子阶层“光宗耀祖”，具有非常大的诱惑，无异于鲤鱼跳龙门。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来自底层民众和统治阶层两方面的追捧，其自身的优越感与虚荣心因此得以极大的膨胀，从而也产生了对圣贤与知识权威的顶礼膜拜的心理。在当今年轻知识分子当中，对于学术机构排名的热衷和对文、理、工各学科之优劣的大辩论，无疑是这种心态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是孔乙己“回”字有四种写法的现代版。

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摇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是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关的，其根源则是基于知识分子对强权的崇拜和对财富的渴望。尽管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自己清心寡欲，“两耳不闻窗外使，一心只读圣前书”，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对名利狂热的追求程度决不低于社会各阶层中的任何一个。当西方列强经过三百年的殖民扩张与内部矛盾的对外转嫁，掠夺并积累其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后，最终将矛头指向中国。古老的帝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轰然倒下，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不仅使帝国的统治者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也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理性思维之光的震撼下，重新审视自己。一方面古代圣贤的光辉无法阻挡西方列强的铁蹄，另一方面，来自列强的巨大外部压力使得作为其利益依靠的统治阶级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进而使得两千年来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所获取得自身利益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使得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与底层的广大民众绑到了一起。往日的光辉与尊严在帝国的日益衰落下日益黯淡，千百年来凝聚在血液中的民族主义情节与现实压在头顶上的坚船利炮发生碰撞，虽然这使得知识分子本能地产生恢复往日辉煌的强烈愿望，然而现实的巨大差距终于使知识分子认识到古代圣贤的语录不能消除这种差距，帝王将相已经不再是“颜如玉”与“黄金屋”的保障，于是乎千百年来在内心深处早已形成的对圣贤和知识权威的膜拜心理，很快便在知识分子身上转变为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崇拜，知识分子决定脱胎换骨，飘洋过海，从新拜师学艺。知识分子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的秩序已经不是往日天朝所建立的，而是由西方强权所主宰。这个强权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主导着世界财富的流向。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己为之衷心效力的统治集团，在西方文明力量与财富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他所能给与自己的“黄金屋”，与西方所能带给自己的物质财富无法相提并论。必须承认，过去的蛮夷实际上使非常聪明的，他们利用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起来的财富，进行精神上的再投资，向世界推行其统治意志，这种方式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推行其统治意志有些类似，但是来得更实际，力度更强，规模更大。这种以金元作后盾的征服过程是非常有效的，尽管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节在血液中已凝聚了千百年，然而在与金元的斗争中很快便败下阵来，可是利益的趋使使得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可靠，更强大，更有价值的利益来源和依靠。而西方强权在完成了财富积累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构建后，也非常需要在全球各个利益所在地培养自己的代言人，特别是他们需要使被殖民地区的人民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就中国来说，在社会精神生活层面上处于主宰地位知识分子就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西方于是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出了优厚的物质条件。由于自身利益获得了保障，知识分子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新的角色转换，成为西方强权的工具。理解了知识分子对利益追逐这一本质和其动摇性，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自身优越感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一半是看客，一半是帮凶。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很多知识分子前赴后继，飘洋过海，或者争先恐后地充当西方企业在中国的买办，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顶礼膜拜。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生活上的主宰地位从未改变过，因此，知识分子自身的这种思想变化和角色转变就迅速地，深刻地反映到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来。尤其是当知识分子利用自身优势，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后，这种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更加明显与激烈。另外，由于无论近代或当今的中国社会，都不能给予知识分子所能从西方获取的物质利益，而且，加之知识分子从来都缺乏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了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对近代与当今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最为彻底，同时也是最为幼稚的批判者，往往是西方的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在利益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

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两千年来在统治阶级和平民阶层追捧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自身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得以极大的膨胀，缺乏对最底层民众的了解与同情。这一问题虽然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存在，但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这一问题并不显得十分尖锐。作为农业时代大国的中国，其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虽然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隔阂和贫富差距，但是由于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已处于顶峰，中国社会可以给予底层民众的物质利益已处于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不需要也没有可能从中国以外的地方为底层民从某得更大的利益。虽然长期以来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隔阂与矛盾，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民众可以通过期盼明君来化解局部的矛盾，而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动用当时世界上最为有效和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充分缓解这些矛盾，因此这些矛盾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本国的物质力量来得到调整，因此不存在像西方列强那样的必须向外转嫁矛盾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在近代变得十分突出，近代中国的底层民众是最为苦难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其中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最为突出。由于这些强权的到来，使得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产生了空前的质的变化，世界的经济秩序已经为西方所主宰，中国已被纳入西方的利益范围，这使得中国的社会财富被空前地剥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则是最底层的广大民众。上层社会与广大民众的长期隔阂与矛盾依然存在，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下，这一原本存在的矛盾迅速凸现出来。中国应当怎么办？昔日万民敬仰的泱泱大国就此甘心沦为他人的奴隶？想脱离这个西方主宰的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想通过西方式的对外殖民扩张将内部矛盾向外转嫁，更加是不可能的。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其大规模殖民扩张的物质基础，也是其宣扬提倡个性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西欧自古是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为了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公平分配资源，就需要有精确的分配尺度，这就为几何，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中国当时则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工业文明的发展起源于欧洲。西方文明所宣扬的提倡个性化发展，崇尚强者，以及他们的人民具有更加贪婪的掠夺性，也是植根于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这一根本原因。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谁厉害，谁就能多吃饭；谁的力量大，谁就能在与别人争夺有限的资源中得到实惠。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对外寻求更多的资源以缓解矛盾，维持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就成了必然的选择。然后，这些掠夺来的资源财富又通过国家力量加以保护。因此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基础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沦为列强的奴隶时，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形成，因此，想天真地重复西方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整个民族的整体力量来实现，而强调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来实现这一目的是完全行不通的。

要想达到整个民族力量的协调统一，上下同心，就必须解决长期存在的上层社会与底层广大民众之间存在的隔阂与矛盾，就必须使上层社会放下架子，主动地发自内心地了解和同情底层民众。毛泽东非常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节和平民主义色彩的领袖，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倡导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向千百年来沉积在中国社会中的问题发起了冲锋。无疑这是一场彻底的，荡涤整个社会和人们心灵的变革，触及上层利益的变革，然而，也是一次悲剧式的冲锋。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上层在这场变革中发现自己千百年来积累形成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利益受到了如此强烈的震撼和挑战时，他们的反击也是相当猛烈和不遗余力的。

“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让长期在社会精神生活层面占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最为全面和真实地了解和体会底层民众，彻底从思想深处发自内心地同情底层民众，从而达到上下同心的目的。然而，也许是毛泽东低估了千百年来沉积在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血液中的虚荣心和优越感所型成的本能的反抗力量，这场急风暴雨式的变革在上层的强烈反扑和阻力下最终失败了。而受到这场变革强烈冲击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变革后对毛泽东和它的追随者的反击也是猛烈的。但是，毛泽东所探索和领导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真正从根本上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尽管这条路是漫长和艰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精英必须真正地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了解底层最广大民众的愿望和需求，从而才能从根本上依靠全民族的整体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