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八月十九日，一个星期六。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他由住的北京饭店走到附近天安门广场，那时虽然是夏天，不过时间有点晚了，广场上没有什么人，天安门广场北边的紫禁城和四周巨大的建筑，都沉在夜色里，杨振宁在广场边上绕了一圈，心中很不痛快。

　　杨振宁是一九七一年最早由美国到中国去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闭的状态，那一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在巴基斯坦假称肚子痛密访中国大陆之后，野心勃勃的尼克森总统正准备完成他的雄图大略，想要打开和中国这个沉睡狮子打交道的大门。杨振宁在尼克森第二年正式访问中国之前，率先公开的到大陆去访问，他顶着诺贝尔奖得主的桂冠，那时候在美国物理学界也已经被公认是顶尖的几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回到中国，不只在华人科学界，就是在美国的科学界，也都变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行动。

　　七一年以后，杨振宁差不多每一年都再去大陆访问。他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座上嘉宾，大陆媒体称颂他对祖国的伟大贡献，科学界人士也普遍的对他极为敬重。 　　在这样一种地位崇隆、备受礼遇的情况之下，杨振宁会有不痛快的感觉，岂不奇怪？

　　杨振宁在一九七一年首途访问大陆，看到离开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年他又再到中国访问，一方面因为他的父亲，中国有名数学家杨武之因糖尿病长年卧病在床，杨振宁负笈在美多年，无法随侍父母左右，为了父亲的健康，也为了心所向往的中国的发展，他自然是非常热心于回中国访问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杨振宁回到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到上海家里探望卧病的父亲和家人，然后又访问了中国大陆许多的地方，行程当中一站是他出生之地的安徽省合肥市。

　　杨振宁在合肥访问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稻香楼宾馆，那是一个在湖边的建筑。杨振宁晚上在稻香楼宾馆他住的房间墙上，看到毛泽东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杨振宁看到这两句诗，想到他一九四五年离开昆明到美国留学，中国在这二十六年当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变化，当年非常破旧的合肥，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的工业城市。他想起几位多年老友，在国外念书学成后回中国建设祖国的努力，想到父亲几次在国外和他见面，说起祖国发展并要他回国报效的谆谆告诫，心中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息，对于自己对中国的没有什么贡献，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罪疚之感。

　　几天之后，杨振宁到北京访问。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的顶楼举行一个欢迎杨振宁的盛大宴会，当时中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像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等杨振宁老师辈的人物，都等在大厅门口，杨振宁一走进大门，周培源就上前握着杨振宁的手说：「振宁啊，我们等了你好多年啦！」

　　在那一天的晚宴上，杨振宁也起来作了公开的讲话。杨振宁面容上那种坚毅诚恳的神情，声音中有时些许喑哑的嗓音，使得他总是情意真切、言词优雅的演说，更加的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杨振宁在那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他在合肥稻香楼宾馆房间墙上看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诗句时内心激动的感触，那正是一个典型的杨振宁式充满感情的演讲。

　　一九七一年杨振宁在中国的访问，不可避免的去了当时文革年代最著名的几个样板地点，象是山西大寨的红星公社，也见到了陈永贵之类的样板人物，这些见闻或多或少的在杨振宁的印象中，起了一些积极正面的作用，让他认定新中国是一片欣欣向荣。后来他在美国和欧洲好几个地方演讲他的大陆之行经验，盛赞大陆的发展，被许多人批评为过分天真；杨振宁确实有一点天真，但是还不到愚蠢的程度，因为他的演讲最后结束用的幻灯片，是一张满面皱纹的中国老人。

　　影响杨振宁对中国印象更为真切的，恐怕是他和一些老友见面的经验。杨振宁在这些老友身上，看到「为有牺牲多壮志」诗文的真实写照。

　　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代相识的黄昆，是杨振宁年轻时代学问和人生启蒙阶段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昆明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上课，在人声嘈杂的茶馆里论学议事，后来黄昆考上庚款留英，一九四八年到英国去留学。黄昆在英国书念得很好，还跟当时英国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玻恩（M. Born）合写过一本书。一九五一年黄昆学成立刻回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大陆半导体研究方面顶尖的代表人物之一。

　　黄昆在英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英国的女孩 A. Rhys，也是念物理的，两人还合写过一篇论文，感情很好。一九五一年黄昆回到中国以后，Rhys 小姐在第二年也到中国和黄昆相聚结婚，后来就一直住在中国，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李爱扶。

　　黄昆回到中国以后，中断了他原本做得非常杰出的科学研究，和几位中国的物理学家开始进行物理基本教育的工作，培养了几个世代的年轻物理学家，后来又倡议开始中国大陆半导体的研究。

　　邓稼先是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家里也都认识，两人在北京念崇德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一九四八年邓稼先比杨振宁晚三年也到美国留学，邓稼先是自费留美，经费上十分的拮据，他几乎可以说是在枵腹向学的情况下，只花了十一个月念完博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九天就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后来邓稼先成为中国造原子弹和氢弹计画中几个最重要的领导科学家之一。 　　杨振宁一九七一年回到中国，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邓稼先这样顶尖的核武专家，虽然受到保护，但是后来四人帮也开始迫害到他们头上。杨振宁回到中国，接待单位问他要见什么人，他就提到了邓稼先，也使得邓稼先可以说逃过了一劫。 　　杨振宁在美国一直很注意中国的发展，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大陆成功的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导中就提到了邓稼先是领导工作的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知道中国对于做原子弹是保密的，所以并没有问邓稼先这方面的事情。

　　杨振宁访问将要结束由北京回上海之前，邓稼先送他到飞机场去，杨振宁临上飞机，突然回过头来问邓稼先说：「稼先，我听说中国做原子弹计画有一个美国人叫寒春（Joan Hinton）的参加了，是不是真的？」

　　寒春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经跟随义大利裔的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参加过美国的原子弹计画。她因为不满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军事秘密研究的狂热发展，一九四八年就到中国延安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后来一直住在中国，往后大部分时间在农场中从事乳牛的改良工作。但是在美国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寒春是出卖美国原子弹秘密给中国的间谍。

　　邓稼先回到家里跟他的太太许鹿希说：「今天在飞机场，振宁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得真聪明，我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中国参加原子弹工作的科学家，当时还没有解禁公开，因此杨振宁的问题确实让邓稼先左右为难。面对多年老友无法说出实情，邓稼先心中甚为不安。

　　后来邓稼先向上面提出报告，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邓稼先于是连夜写了一封信，由于还得用繁体字，所以折腾了一个晚上，赶第二天特别的托人坐民航班机送到上海给杨振宁。

　　那封信送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给杨振宁饯行。专人把这封信送给正在吃饭的杨振宁，杨振宁看了邓稼先的信，知道中国做原子弹的艰辛，知道中国是在完全没有依赖外人帮助情况下完成的，一时之间情绪激动难抑，热泪盈眶，必须起身告退到厕所里整容。

　　当然杨振宁知道，新中国的改造，并不只是靠黄昆和邓稼先，还靠着更多的千千万万个黄昆和邓稼先，这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所造就的。 　　因此杨振宁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二次的回到中国，除了探望病情日益沈重的父亲，并且在北京做了十次演讲和座谈，这些活动延续了一个多礼拜之久。其中特别有代表意义的一次座谈是七月四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独排众议，不赞成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建造高能量的加速器，全力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计画。这一个座谈会的纪录，后来在中国大陆科学界有一个「杨振宁舌战群儒」的名称。

　　中国科学界的人士，在那个时候会有建造高能量加速器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发展比较落后，一方面也是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要对人类的知识领域作出一些贡献，这其实有一点是呼应毛泽东当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一句话，而高能物理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科学领域。

　　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禁忌还是很多的，尤其又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的座谈会纪录来看，这个座谈会的发言是坦率而直接的，没有人因为杨振宁当时是共产党的贵宾身分而有所保留。

　　这个座谈会是由当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主持，张文裕是中国老一辈相当有地位的一位物理学家，由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西南联大还做过杨振宁的老师，一九四五年杨振宁初到美国，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在那研究的张文裕见过面，张文裕那时和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有一项共同合作的工作，在物理科学上有「张氏辐射」之名，可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这个座谈会上，杨振宁一开始就不赞成中国要花上一亿美金的代价，去建造一个高能量的加速器。当时就有人质疑杨振宁说，难道中国就一直不要发展高能实验物理吗？

　　杨振宁的回答是：「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二一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接着参加座谈会的物理学家包括徐绍旺、汪容、何祚庥、严太玄、冼鼎昌等一些人，分别从中国发展高能物理需要时间培养，可以从小的、能量低的加速器做起，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实验基地等几个方向，挑战杨振宁的看法。

　　杨振宁显然对于高能物理的发展已有他非常固定的看法，他对每一个人的挑战都有相当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他反问道：「如果有一亿美元为什么不拿来造计算机，发展生物化学，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一定要拿来研究高能加速器。」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物理人才还太少，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中断了，加紧培养更多的物理人才是更优先的要务。

　　经过很长的近乎是辩论的谈话，杨振宁说：「我有个感觉，在座的有许多位赞成中国造大加速器，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对我来说，这问题是很明显的，造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我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但据我的观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文裕并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事实上张文裕是十分主张中国自己建造高能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而且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由他领衔的十八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建议。周恩来总理很重视这个建议并亲笔批示，随后就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张文裕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所长。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在高能物理方面更是成就非凡，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领域，因此对于整个高能物理的发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也因而有着自己的一种不同于潮流的看法。对于高能物理在七０年代以后走向一种唯象研究的发展方向，杨振宁事实上是不太满意的，他不但认为那不会是最后的解答，也认为整个高能实验物理当时虽然发展蓬勃，但是前景并不乐观。

　　杨振宁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看法，所以自然认为当时经济能力十分有限、国家发展百废待举、人民生活还那样苦的中国大陆，去发展高能物理，特别是花大钱去建造一个高能加速器，绝对不是优先要做的事情。

　　但是显然中国对于发展高能物理的兴趣非常之大，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后，科学界虽然几经讨论和波折，但是朝向自己建立起一个有大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的方向，却一直没有改变。当时甚至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到了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身体不行的时候，病危之际还再三嘱咐邓小平，中国一定要搞一个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已经上台。那一年的春天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会议，会议中决定了一个科学计画，中间有一百多项要做的科学项目。那个计画里面定出了一些大的题目，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等等，高能物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那是为了要探讨物质的基本结构。

　　杨振宁认为，那样的一个计画，只是反映了那时候中国对于发展近代科学的缺乏经验和认识不够，而中国的科学家也只是拚命的强调自己那一门科学领域的发展，因而就制造出来了这么一个漫无边际的、和中国当时现实一点也扯不上关系的一个大政策，而高能物理是当时这些政策里头花钱最多的一个项目。

　　一九七八年八月，杨振宁到了北京。八月十八号的早上，熊向辉请杨振宁吃早饭，熊向辉曾经做过中国驻墨西哥的大使，也曾经做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中国党政方面是很重要的人物。结果熊向辉在吃早饭的时候向杨振宁说，对于科学方面有什么建议，都希望杨振宁再提出来。

　　在那以前，杨振宁反对造加速器不成之后，先是知道张文裕等人向周总理写了一封建议发展高能物理的信，而且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加上还有周恩来去世前交代邓小平要建立高能物理基地的传说。甚至后来又有一个讲法，说中国国防科工领导人物朱光亚曾打电话给张文裕告知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支持他们的提议，要建造一个加速器高能物理基地。因此到了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时候，杨振宁说他心中觉得很失望，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时候花一亿美金来建造一个加速器，完全是错误的。

　　因此熊向辉邀请他吃早饭的时候说出那样的话，令杨振宁相当的意外，因为熊向辉是代表政府的人，难道是政府里面还有其它的想法？这让杨振宁因为重燃起一线希望而感到有些振奋。

　　那一天早上十点半的时候，邓小平亲自和方毅到北京饭店来和杨振宁谈话。方毅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科学方面的总负责人，是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在科学政策的决定方面，可说有一言九鼎的地位。邓小平和方毅跟杨振宁谈话之后，还请他吃午饭，当然杨振宁还是反对建造加速器的，因此吃完饭以后，邓小平就跟方毅说，杨教授还有没有讲完的意思，请你再跟他谈一谈。

　　结果第二天下午五点钟，由方毅代表政府，还有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许多最有资望的科学家，再到北京饭店来和杨振宁谈话，并且一起吃晚饭。杨振宁在跟他们谈话当中，发现他们讲话的口气是一致的，他知道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做这件事情，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因此吃过晚饭以后，杨振宁便到天安门广场去转了一圈，当时他的感觉是中国要白花很多的钱，而他自己好像非常的失败，心中自然不大痛快。杨振宁说他那天晚上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感觉比较好一点，觉得至少自己已经做了应做的事情，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七八年下半年、七九年的时候，对于建造加速器的这个计画有好几个决定，一个决定就是要把这个高能物理基地建在明陵的附近，一个就是要做五百亿电子伏特（50 Gev）能量的质子加速器。对于这个加速器的能量等的一些建议，这时候就有许多海外高能物理学家的参与意见，负责这个计画的张文裕也曾经邀请吴健雄、袁家骝、邓昌黎等一些科学家，共同向政府表达支持这个计画的意见。

　　后来也有消息传说，说是邓小平跟他周边的人讲，以后这个事情你们就不要去找杨振宁，你们可以去找李政道。李政道是一九五七年和杨振宁共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最早的两位中国得主之一。

　　那个时候，在海外重要的物理学家里头，大概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是反对中国建造加速器的，杨振宁的这种坚持反对的立场，自然让许多人不大高兴。象是负责这个计画的张文裕，虽然他在西南联大就做过杨振宁的老师，后来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也见过面，关系可以说还算密切的，对于杨振宁的一个劲地反对，自然不大舒服。 　　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也许基本上只有杨振宁在反对这个高能加速器的计画，但是很快的中国大陆科学界也开始反对了，因为做生物的人、做工程的人、念数学的人都说，这样一来所有的钱都被高能物理给吸光了。所以到了八0年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说法，说是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由于受到国内科学界许多人的反对，这个盖加速器的高能物理计画，就变得有一点情况危急。于是一九八0年的一月，在广州附近一个有温泉的叫从化的地方开了一个高能理论物理会议。这个会议虽然是由其它人组织起来，却是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人出面作发起人，这也因为他们两人是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两个华人物理学家，在华人物理学界最有资望。

　　从化这个地方再早几年还发生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间，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来的一个女教授叫做威琪（Rosanne Witky），被江青请到从化，江青和她在那里盘桓了好几天，跟她讲了很多事情，威琪回到美国就写了一本江青的传记，后来那个传记还翻译成中文，叫做《红都女皇》，轰动一时。

　　这本英文传记还没有出版以前，出版社寄一个书稿给当时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黄华，黄华看了以后赶快通知周恩来总理，据说周恩来后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于是大发脾气，认为江青怎么可以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迳自找一个外国人来给她写传记。

　　从化会议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能物理的会议，除了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之外，由美国去了四、五十位华裔的理论物理学家，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出国的人还很少，这些物理学家大多数是由台湾毕业到美国留学的。参加会议的人数总共大概一百人左右，可说是当时高能理论物理学界一个群贤毕至的聚会，所以很受到中国政府当局的重视，当时广东省省委书记杨尚昆和省长习仲勋还设宴请他们吃饭。

　　饭局之后，由李政道出面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杨振宁知道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海外许多人来签字背书，共同支持中国造一个五百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杨振宁说他想了一想，决定不去参加这个座谈会。当时参加从化会议和杨振宁有合作关系的吴大竣和邹祖德二人，还来问杨振宁说杨振宁不去，他们要不要去呢？杨振宁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去的，他们于是就参加了。

　　这个由李政道主持的座谈会讨论了一两个钟头以后，草拟了一封信，大力支持中国建造一个五百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并且要大家签字。吴大竣跟邹祖德受到很大的压力，也都签了名。然后这些开会的人就都坐飞机到了北京，并且立刻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中国政府的最高当局。后来邓小平还出面请所有物理学家吃饭，但是没有再讨论加速器的事情。

　　一九八0年从化会议以后，过了没有多久，杨振宁在美国听到有人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为什么大家一致签名支持的事情，只有杨振宁要反对。于是杨振宁在一九八0年的三月十二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他的立场。

　　到一九八0年代中期，因为国内反对的声浪很高，加上经济的考虑，于是这个五百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的计画，就变成为一个能量比较低的电子加速器，经费也缩减为原来四分之一的两千五百万美元。此时这个计画改由谷雨主持，谷雨是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的太太，她曾经做过国家科委外事局局长。

　　谷雨主持其事以后，到美国去了一趟，并且和杨振宁见面，当然是要听听杨振宁的意见。杨振宁说当时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情况，和十年以前不一样，已经有了很多的人才，了解也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些海外人的意见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另外杨振宁认为用两千多万美金盖一个加速器，应该对于应用的方面多加注意，也就是除了高能物理外，还可以做同步辐射的研究。杨振宁说，持此意见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也有很多其它的人讲，后来在北京的电子正电子对撞机加速器，也就加入了同步辐射光源的应用设施。

　　中国大陆的高能加速器计画，也就是北京电子正电子对撞机（ＢＥＰＣ），在一九八四年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破土动工，到一九八九年完成。邓小平非常支持这个计画，他似乎要以这个基础科学的计画，做为他经济改革开放之外的另外一个里程碑。杨振宁认为这个对撞机做得很成功，代表中国有相当聪明而且很有能力的人，而包括李政道在内许多人帮忙联络美国和欧洲实验室的合作，都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虽然反对造加速器的计画，但是后来对于中国派人出国进修高能物理与加速器研究，也还是热心的帮忙联络安排。不过杨振宁认为，如果由物理科学的意义来说，北京电子正电子对撞机的物理结果，事实上在物理方面没有真正重要的意义，宣传成就超过实际太多。另外就是在高能物理方面训练了几千人，这些人将来发展怎么办，也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杨振宁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很幸运的，因为他的科学研究生涯正好碰到高能物理向上快速发展的时机，但是这个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如果他现在做研究生，绝对不会再搞到高能物理里头去，他也不鼓励自己的学生搞到高能物理里头去。

　　杨振宁一直有着这样的信念，他也坚持着这样的信念，因此在中国的头十几年的经验，虽然贵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的上宾，但是因为他坚持反对高能物理的立场，得罪了不少高层领导人，譬如说负责中国科学方面决策的重要人物方毅，就对杨振宁十分的不快。

　　杨振宁说，他今天还是认为他当时说的话完全是对的，他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了解到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再做新的一个高能加速器的计画。杨振宁在一九八０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封以「亲爱的朋友们」开头的英文信上写着：

　　“我了解到一些参加从化会议的人认为我不在那一封信上面签字，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一个简短的解释。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由他们各自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历史和问题的了解，来形成他们自己的意见，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殷望。在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反对五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计画，这个计画被认为象是一个「超级强权」，而其它的领域是「第三世界」……

　　我有意的不参加广东那一个会议，因为我知道那个问题非常复杂，有许多是我不了解的。我觉得我不应该积极试图去影响其它人的意见。而且，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

　　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杨振宁不但说自己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也觉得当年他的那一封信写得很好，他以为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我不能够无愧于心的去签署这一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第一章去来中国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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