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自己不会再写一本传记的。想不到后来开始写杨振宁传，竟有如冥冥中的一个宿命。

　　一九九六年，我写完了《吴健雄传》。《吴健雄传》是一九八九年到纽约作一年访谈工作开始的，那是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作为。纽约回来，又花了六年才完工。书写得如此慢，难免受到许多质疑，那时在报社工作，自然不免分心，但是看在许多「下笔千言，一日数稿」的同事眼里，多觉得我还是慢得令人狐疑。一位女同事甚至以玩笑口吻说，我写《吴健雄传》期间，她不但写完两本书，还生了两个孩子。她说的都是事实，我听了只能苦笑。

　　书写完了，心头落下一个重担。有人好心，善意的给予鼓励，年轻的学界友人，也有揄扬过甚之评。吴健雄那时年逾八旬有四，身体日衰，一九九六年她来台北，已是□然龙锺了，九月在纽约见她，未料竟是最后一别。据说她自己是喜欢那本传记的，但是我心中明白，那些真实的生命历程，是轻是重，都不是我真正写得清楚的。

　　因为自知没有历史家臧否人物的本事，也逃避承受生命必然鼎盛而衰的伤感，因此在后来的一个访问中也说，虽然有人建议再写杨振宁或他人的传记，我都不愿再面对这种感情的负担。

　　一九九七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台北开会，一天在中研院碰到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他劝我写杨振宁的传记。当然，杨先生在近代物理科学上已有的远超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师地位，是理由之一，沈君山还告以一位名闻海内外的大作家也想写杨传，不知是不是激将之计。

　　那年十一月，杨振宁在无预警情况之下，突有一次轻微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他完全没有受伤，后来就动了心导管手术。动手术之前，杨振宁太太杜致礼的妹夫邓天才来电，告知杨先生即将动手术的消息，也同时说起杨先生对自己传记的一些想法。

　　一九九八年农历年后出外休假，自己一人反覆思考，决定应该进行杨振宁传的计画。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杨先生，说明我的想法，由于怕再干扰报社的工作，还提出一些变通办法，看看是否可以不像写吴传那样，一定到美国作长期停留访谈。

　　在信上也提到，由《吴健雄传》的经验，我学到或许经由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入手，更可以凸显传主的真实个性。我会如此写，正是因为许多年来和杨先生接触往还，他总是说起一些传记写得很好，因为真实的描绘了传主个性。不论杨先生是不是意在言外，我总是钦仰他的胸襟的。

　　事实上，先前使我踌躇不决是否写杨传记的一个原因，是杨振宁和与他共同得到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的纷争。杨、李二人的争吵和决裂，是物理界许多人知道的事，但是对于内情如何，则传闻纷纭，莫衷一是。我在写《吴健雄传》其间，曾经和李政道有过访谈，在那以前和之后，亦因工作需要，访问过他。对于他们二人对彼此的态度，亦有认识。

　　一九九二年李政道回台力促台湾参与美国的一个高能物理计画，此事我与他看法不同，在报上亦写了许多专论。这件事到一九九三年终于演成国内科学界公开的争论事件，李政道后来还在以中研院署名的报纸广告中，公开表示对我的不满。此事曲折起伏，非此处可以说清，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和他的关系搞坏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要写杨振宁传，就碰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本传记中必须面对的杨、李争吵问题，我可能无法得到李政道的看法。那时候正好香港电视台在做杨振宁的电视专辑，他们自然也想访问李政道，但是李政道拒绝了。这一来，我知道任何人写杨振宁的传记，李政道都不会肯接受访问，我不是唯一例外之人，也使我觉得，写杨传还是可为之事。

　　事实上，后来我正式开始写杨振宁传以前，还是给李政道去了一信，希望他对于两人的关系，提出他的意见。信上我还特别提到，虽然一九九三年因对ＳＳＣ高能物理计画看法不同，他曾经对我公开的表示了意见，不过在到一九九六年才写完的《吴健雄传》中，他应该看得出我是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我也强调，写这本传记是严肃而有历史意义之事，必持一个可向历史交代的严正立场。当然，我并没有得到回信。

　　后来写杨振宁传记的计画，还是不能避免必须要到美国做长期的停留，原因不只杨先生自己的访谈，要访问的他的许多亲人、朋友和同侪，也多住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待上一年，还要四处访谈，就必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感谢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他们破例的同意我提出的申请，给予我一笔经费，解决我在美国停留一年必然面临的额外开支问题。

　　但是报社工作的问题却令我感到不安。我自己深知，八九年我去纽约一年的特遇，很引起一些非议，也给当时特许我成行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带来许多困扰。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我在余先生办公室中向他谈起我的计画，这个谈话最后是一个极度个人感情流露的结果；一位人生历练圆达的长者，对于我个人生命中的情感际遇，给予了最温暖的关怀。我成为时报派驻洛杉矶的特派记者（当时时报在洛杉矶没有记者），利用暇时去完成写杨传的计画。余先生虽已在今年四月去世，他的关怀却会一直留在这本完成的传记里。

　　那年九月二十八日开始的杨振宁传记计画，比起吴传辛苦许多。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位在美国东岸纽约的长岛地区，我以每次去几个礼拜的方式，进行和杨先生的访谈，不时的还得到美国其他一些地方访问他的同侪、亲友。 　　一般人知道的，杨振宁在近代科学上，是开创一个世代局面的大师，这也使得他在物理学界，已被誉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科学工作所显现的一种特殊数学风格的美感，也使物理学界公认，他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二十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

　　事实上，杨先生物理科学的品味，展现出的一种令人欣羡的优美风格，使他在物理世界里，已然成为一个臻于艺境的创造者。我称呼他是「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可以说是没有「同侪」的。

　　由于他的物理科学工作，都有很深邃的数学风格，因此不但一般人难窥其究竟，就是物理界中人，亦少有人深识其神。因此写他传记的科学章节，追溯阐明他的思维脉络，就是非常困难的挑战。相对来说，他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倒是容易了解的工作，正如杨先生自己说的，宇称不守恒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猜出来就是了。这也使我想起他的一个物理好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崔曼说的：「宇称不守恒完全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但是却不能做为一篇博士论文。」

　　崔曼是早年和杨振宁合写过论文的杰出物理学家。我一九九八年十月底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所在的杰德温馆和崔曼谈话，是一次愉快的经验。我们除了谈杨先生的物理和人，也谈到我们共同认识、当时已去世的《纽约时报》杰出科学记者苏利文。我还记得那天告辞时，看到崔曼办公室墙上，有几张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曼送给他，费曼自己画的女性素描。后来在杰德温馆外走廊上，看到一面墙上，有许多曾经在普林斯顿待过的一流物理学家照片，最上面第一排三人是欧本海默、费曼和杨振宁，下面有戴森、李政道、派斯等人。

　　那时我因心情不佳，只感到普林斯顿深秋的寒冷。后来整理崔曼的访问录音，才看出来他这个人观察力异常敏锐，智慧很高，个性细腻有趣，声音中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感情。

　　二０００年四月，我和杨先生在香港机场会合，一起到大陆去访问。那一天我在机场将稍早《科学》（Science）杂志上刊出的一篇谈崔曼写的一本量子力学的书的书评，交给杨先生，那个书评中透露，崔曼已经因癌症去世。

　　和杨振宁早年同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另一杰出物理学家派斯，后来因写了一本《爱因斯坦传》（Subtle is the Lord），享誉物理学界，杨振宁十分推崇派斯的这本传记，认为是爱因斯坦传记中的一个经典之作。事实上，这本传记是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一般人难窥其奥，后来派斯又写了较通俗的爱因斯坦传，以及大科学家波耳的传记和他自己的自传，成为著名的科学作家。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在纽约市曼哈坦洛克菲勒大学的办公室见到派斯，这个在杨振宁口中当年不好相处的犹太裔物理学家，那时已是一个戴着红框眼镜的和蔼小老头。他很坦率的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是他早年就认识的杨、李二人的关系。当然，在物理科学上他推崇杨振宁的伟大贡献，但是在对杨、李二人的争吵立场上，他采取了等距的态度。

　　我还记得那时曼哈坦的春天方至，气候宜人，派斯办公室窗外的东河，丰沛的河水十分湍急。派斯最后以一个写传记的老手，给了我这个后生许多忠告，我记得他说，有的时候写不下去，就起来出去走一走，回来就可以写了。我后来好多次碰到写不下去的困难，也好多次记起他出去走一走的忠告。

　　二０００年八月，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香港开会，我在杨振宁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听到杨先生告知派斯几天前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我的脑中记起的是，派斯站在办公室里矮矮的身躯，戴着一副红框的眼镜，窗外是纽约东河汹涌的河水。 　　那一天，杨先生也有点伤感，除了派斯和崔曼，他还谈起另一位老友史诺的猝逝，此外「杨─密尔斯规范场论」的密尔斯，也在早一年去世。

　　当然，一九九八年北京中关村外街一片鼎沸商机，窄巷旧楼小屋中杨振宁西南联大老友黄昆的恬淡自在，以及二OOO年巴黎地铁轰隆声中，杨振宁儿时玩伴，著名雕刻家熊秉明凝神哲思的悠然专注，也都是杨传访谈中的难忘记忆。

　　传记开始写作之后，情绪慢慢沈淀下来，但有时埋在资料和访谈录音纪录之中，却失了感觉。我总是在阅读中找回感情的力量，也在一再阅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找到给杨振宁在中国历史中定位的指标。我常常自问，如何在反映传主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想望，以及大众对英雄人物想当然的认定之间，找到平衡点。我自觉像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工具，在这个时空命定的被赋予了描摹杨振宁的使命。 　　杨振宁的传记，是一个难遇的人生机缘。杨振宁是一个精彩人物，不只在物理科学，在人生世事之上，他都用心的刻下印记。他有着天才人物的秉赋，而且他一点也不放松，他使你感受到他过人的才分，也使你看到他用心营造的谦抑。写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是难事。

　　总算，我赶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交稿了。本来我们是预备在他的生日发表这本传记。杨振宁是一九二二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出生的，那一天是国历的十月一日。另外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的论文，以及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师地位的那篇「杨─密尔斯规范场论」论文，令人难信的也都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四年的十月一日，在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刊出。还有什么更大的理由，不让我们正视这一个历史的巧合呢？ 　　这本传记的完成，是因为得到许多人无私的奉献和帮助，这包括了我的亲人、好友，以及和写这本传记有关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士和机构、学校，我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你们的名字，因为我一定会有记忆不全的疏漏，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感谢。 　　另外要感谢最后协助这本书完成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团队，尤其是负责校定编辑的徐仕美小姐、林荣崧先生。

　　杨振宁曾经在谈论物理发展时说过「当尘埃落定之后」的这么一句话。是的，「尘埃落定，视眼清明」，像杨振宁这样天才的创造成就，成为人类心灵知性启蒙的明灯，人们惊叹他们超卓的心智能力，而在评断议论声中，这个创作者本身的反思，是最后他自己在自我历史评价中最真实的论断。

二０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

(作者曾于《中国时报》从事科学报导和论述工作22年，为《中国时报》前主笔)

出版者的话

跨世纪的大科学家──《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问世

（一）为历史留下记录

　　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一些英雄与无数无名英雄，以血、泪、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国家命运的颠簸起伏，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与重建，有经济的停滞与飞腾，更有人间的悲欢离合。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正就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中、毁灭与重生之中、失败与成功之中。

　　历史是一本旧帐。但读史的积极动机，不是在算旧帐，而是在撷取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

　　历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帐，记录这一代中国人的奋斗与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与骄傲，在二十一世纪开拓一个中国人的天下！

　　以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的「天下文化」，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了重要人士的相关著作。这些人士都是广义的英雄，他们或有英雄的抱负，或有英雄的志业，或有英雄的牺牲，或有英雄的功绩。在发表的文集、传记、回忆录中，这些企业家、科学家、专家学者、政军领袖，都坦率而又系统地，以历史见证人的视野，细述他们的经历轨迹与成败得失。

　　就他们所撰述的，我们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认同；如果因此引起的争论，我们同样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认同。我们的态度是：以专业水准出版他们的著述，不以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评论对错。

　　在翻腾的历史长河中，盖棺也已无法论定，谁也难以掌握最后的真理。我们所希望的是，请每一位人物或自己执笔、或亲自口述、或经由第三者的观察与叙述，写下他们的历练与感受，为历史留下一页珍贵的纪录。

（二）一本动人而震撼的传记

　　这本江才健先生穷四年之功，撰述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是继《吴健雄传》后又一力作，建立了他在华文世界「大科学家传记」作者的重要地位。这不是杨教授的自传，读者无法确知杨教授对这本传记的评价，但从每一章几十条附注中，透露了作者思维的细密与严谨。

　　做为一个知识分子，读完原稿，思潮澎湃，情绪激动。自己不是读物理的，特别体会的震撼，不是杨教授物理学上伟大的成就，而是做一个中国人感到的震撼。 　　几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缺乏科学家，尤其大科学家。二十世纪终于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一位空前伟大的、跨世纪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

　　不仅他在一九五七年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奖，更在于他在得奖之后，仍有源源不断的重大贡献。

　　引述几则中外学术界的赞誉（见第十三与十六章）：

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二十世纪物理科学家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物。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杨振宁始。一个才华四溢，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引导别人的学者。一个最正常的天才。

　　但是，当有人问他一生最大贡献的时候，他的答案却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三）再回清华

　　他最挂念的故土──中国，也终于在二十世纪末叶，几乎奇迹般地挣脱了教条的束缚与贫穷的桎梏，跳跃式地走向现代化；十三亿中国人民也终于有了明天。

　　当八十岁的杨教授今天漫步于清华校园与学生交谈时，是否会急切地告诉这一代，中国失去的岁月，只有靠加倍地努力才能补偿？当他再把视野放到世界科学平台，心中是否更焦虑：中国要变成一流国家，必须要加快培养出一流的科研人才，做出一流的科研成就？

　　清华园是他幼年成长的地方，美国则有他半世纪丰盛的科学生涯，在「何须惆怅近黄昏」的余年，终于又回到了清华。

　　正如作者江才健所描述：一个新的事业──三年前启用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等待新的主人。

　　没有当年的清华，就没有今天的杨振宁；有了今天杨振宁奉献的清华，才会有以后更多更多的杨振宁。东方的人生八十才开始。

二００二年九月十日　台北

(作者为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