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到清华读研究生，入学第一天就吃了一惊。在新生入学典礼上，满打满算校 长只讲了几分钟话。我从小学念到大学，深知师长们大都有训话的癖好，每逢开会，不说 到口干舌燥不肯罢休。照我过去的浅陋经验，堂堂清华校长，就是讲它一上午也是正常的 ，后来才明白，清华人讲效率、重效果的务实精神就是这样慢慢传递给学生的，但当时我 确实吃了一惊。 　　

第二个吃惊之处是清华的掌故之多，尤其是围绕礼堂一带的老建筑群，可谓一寸土地 一寸历史，不小心就能踩出一段故事。朱自清菏塘，闻一多闻亭，坐在老图书馆的开架阅 览室，读书读累了，便琢磨当年曹禺到底在哪张桌子上写出了《雷雨》。梁启超、王国维 、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的风采，我生也晚，已无缘目睹，只好把一番仰慕之情压在心 头。逢有外地朋友来清华，便兴致勃勃地充当义务导游，为之讲解、批注清华园的人文和 自然景观,言者忘形,听者也面露艳羡之色。若导游们都有我这份热心,我敢肯定,我国的旅 游事业一定会兴旺得多。 　　

慢慢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所讲的，是一个逝去的清华。今日清华固然气派非凡， 以它所培养的优秀工程师而自豪，清华学生们仍在念叨着五十年代蒋南翔校长把火车站赶 出清华园的豪迈，但是，和北大相比，清华毕竟少了点什么。 　　

清华人文科学的衰落启始于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去年《读书》杂志接连刊出《清华 园里可读书》和《清华园里曾读书》两篇大作，在清华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怀旧之风，提起 昔日清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相 杂车幕曰停 人们便唏嘘成声，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把 清华的文科悉数拨给北大、南开，清华至今仍能领昔日风骚，云云。这种说法令我怀疑， 照此逻辑，假如蔡元培先生仍主持北大，那么北大的辉煌该如何去讲？问题不能这么看， 假如中国仍处在秦皇汉武的时代，振兴中华之说就显然是多余的。关于历史，我懂得的不 多，但我知道历史是不可逆的。关于未来，尽可以美好憧憬，对于历史我们却只有认帐。 　　

不管清华人对北大怎样心存成见，北大毕竟荟萃了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所以清华学 生凡有爱好人文科学的，便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记得，当年我曾混迹于北大学生中 听北大教师的课，在未名湖边徘徊，在三角地煞有介事地看告示和大字报（不知道80年代 怎么会有那么多学潮），俨然是北大的一员。这样的同道在清华有许多。爱好人文科学的 清华学生尽管性格各异，差不多都有心仪北大女生的经历，大胆的人演化成了行动，羞怯 的人停留于心仪而已。北大女生也爱说清华工程师们可靠，踏实肯干，尽管有不解风情的 缺憾，却少有文人们的见异思迁。这似乎反映了两个学校之间的亲合力，有时候，这种新 合力也表现在相斥上，逢到放假，互相攀比、抱怨本校假期太短的总是北大和清华学生， 似乎他们都不屑于同其它高校攀比。 　　

两个学校的历史折射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清华靠美国退还的庚款办校起家，北大 是戊戌变法留下的果实。旧清华学生讲英语，多西装革履，而不象北大学生那样喜着长袍 ，据说清华照搬了不少美国常春藤大学的习惯，可谓西化到家了。学者们据此论道：清华 是旧中国自由主义的温床。北大则多慷慨激昂之士，于政治革命情有独钟，五·四时期北 大的觉悟社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生社团新潮社 ，其积极分子后来大都成了国民党的栋梁之才。借用一个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来比较两校 ，北大重价值理性，清华重工具理性，虽然几经沧桑，两个学校内在的文化宿命似乎都不 曾改变。两个学校孰优孰劣的比较是无聊的，两个学校更应该象一对兄弟或姊妹，互补短 长，携手共建中国的文化、科学。在这种意义上说，清华应当象北大，而北大也应当象清 华。 　　

有人以牛津、剑桥，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来比附清华和北大。我觉得这里面总有一种 精神胜利的成分，这是因为事事不如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比的了。但话又说回来，中 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本来就引自西方，能够以其历史和学术水平同西方大学比一比的，最象 的两所大学恐怕还是清华和北大。近些年国内的许多学院纷纷改名为大学，这如同把小店 铺叫成超级市场一样可笑。一个有出息的大学自有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管历史使清华 、北大留下了诸多遗憾，而清华、北大的底蕴毕竟不是一般学校所能望其项背的。 　　

关于两校，追忆者众。散见于校刊上的记载，多是轶闻、掌故之类。固然透出对昔日 的感伤回忆之情，如同士人们喜欢讲南明旧事，我总觉得少了切肤之痛。清华、北大是近 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窗口，它们的历史和现实只会引起有心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前景的深 切忧虑。办大学不仅仅是一件政府行为，它应当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大学怎样办则更是一 个艰难的工程，非一两个红头文件、一两个系别的增减所能解决。一所优秀的大学应有它 的灵魂，这与大学实行学院制还是导师制无关，关键在于大学能否形成自由、宽容、热爱 知识、探求真理的风气，就这点而言，今天的清华和北大又何尝使人乐观？ 欧洲的大学多有神学院背景，中国的大学则多为救亡图存而设，琢磨的是如何师夷之 长技以制夷，而少了纯粹求知的乐趣。大学应当是俗世中的一方净土，大学固然应当有勇 气超脱于党派之见，在今天，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有在商品和金钱的喧嚣中卓然独立的固守 。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说，强调的是硬件、软件之别。大学在现代社会，虽然不能甩开工具教育的 责任，但大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象征，一所实验室，培养出一些出类拔萃的大师，带动一个 民族对知识和真理的热爱。就象牛津之有罗吉尔·培根、雪莱、吉明、汤因比，剑桥之有 牛顿、达尔文、拜伦、马尔萨斯、凯恩斯。大英帝国的荣耀恐怕不只在它的船坚炮利，而 是与这些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匠、大师连在一起。 　　

欣闻清华近来恢复了文学院，旨在重整旧日清华之辉煌，为我辈所奔走相庆。但斯文 扫地易，重整斯文则难，阿基米得被一个罗马士兵砍下头颅只花费一眨间功夫，罗马人学 会希腊人的文明和智慧却要花费几百年。 　　　　　　　　　　　　　 　

199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