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受到阻碍，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缺少理性思维，而西方的科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西方的文化中的理性思维方式。本文打算唱唱反调。

这是因为，我发现中国的人种在理性思维的能力上并不比西方人差，比如奥数冠军中国人也拿了不少，中国的各个科学中数学还是强项。

那么，为什么发明了指南针后没有去研究磁场的特性呢？为什么没有人去进行尸体解剖来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呢？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造成了这一点。

历史上进行了科学的重大发现的人都有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有闲，闲得无聊。比如爱因斯坦，比如牛顿，都是有闲阶级的人。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有闲阶级的人，他后来受的苦，也属于吃饱了撑的。因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要产生阶级，也是要使某一部分人特别地有闲，闲来无事，吃饱了撑的，因此就要研究研究一些事情。当然，在一个一千万人的社会中，可能有闲阶级总共有一百万人，其中真正想到要研究事情的人也占一个很少的比例，比如说万分之一，那么一百万人中就总有一百个人闲得发慌，因此要研究事情，但这也就足够了。如果社会总有一百个科学家，科研成果想来不会少。

而历史上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世袭制的等级社会，是将人看作是贵族和平民两种，认为贵族天生就应当统治人，而平民则天生应当受管理。象法国和英国长期实行爵位制度，一个公爵天生就是要掌权的。而平民想掌权则门也没有。

这样一来，贵族出身的人，一生下来无须任何努力，他的个人利益就是现成的。既然如此，他就没有什么努力方向，而处于闲得发慌的状态。而平民出身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没有机会当官掌权，因此也没有“当官”这个努力方向。因此一些平民甚至奴隶在这方面也是绝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中的知识分子，比如阿基米德或者瓦特，也永远别想当上官，因此他们当然就研究自己的事情。

这就是在西方科学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社会则不同，中国社会由于频繁地改朝换代，产生不了稳定的贵族阶层，每个人并没有这样的观点：只有某些血统的人才能够当官掌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就能够当官，如果考得好，可以当很大的官，而且不论穷富，都可以去考试，也都有机会当官。

这个科举制度在维护政权方面有相当的合理性，几乎是人人平等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社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能够长期地管理巨大的国家。

但是它的负面因素也就出现了，由于科举制度出现，使得有闲阶级不再有闲，无论是平民还是大地主，统统被科举制度的潜在的巨大的个人利益所吸引。这样一来，假设社会本来有有闲阶级一百万人，如果他们真的有闲，则其中的万分之一能够成为科学家，可产生科学家一百人。但是现在这一百万人中有九十九万人都被科举制度吸引过去，不再有闲，统统去努力研究四书五经和提高语文水平了，如果有谁敢不去复习四书五经，他的爹妈要揍他。那么剩下的一万个瞧不起科举的有闲人士，只能产生一个科学家。这样科学家的产生率就变得极低了。

牛顿是一个贵族。假如牛顿生在中国，也会被他的家庭逼着去考完秀才考进士，考完进士考举人，然后再当官。可是牛顿在英国，无须考试，无须钻研四书五经，根据世袭制，他就是贵族，天生就能够当官，因此就有闲，当然就有机会作出科学的重大发现。

因此，如果我能够乘着时光列车回到唐朝当上皇帝，第一道命令就是废除科举制，主张世袭制，使得有闲的贵族真的有闲。这肯定能够使中国的科学发展迅速。但另外的负面因素就一定会出现，那就是无法通过这样的世袭的贵族来对这么大的国家进行有序的管理，贵族间的争斗会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国家失控而四分五裂，就象欧洲那样。

我本人经历过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文革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基本上没有什么考试了。结果文革期间产生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著名作家，著名科学家。这是因为文革造成了大量的有闲人士。那个时候如果喜欢数学，就一定是真的喜欢数学，喜欢文学，就一定是真的喜欢文学，和任何功名无关，不可能直接带来个人利益。

而文革后高考制度一恢复，则千军万马又奔着这个独木桥来了。现今时代是文凭能够直接带来个人利益的时代，这也是假文凭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想，能不能下一道命令，全国所有的文凭统统作废，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文凭拿出来，用火烧了，并规定今后在招聘人员任用干部时不允许考虑这个人的文化程度，或者说今后每个人填表的时候在文化水平一栏爱填什么就填什么。

我的意思是，让文凭没有办法直接带来个人利益。学习还是要的，入学考试也要。但是，毕业没有文凭。比如一个人从清华大学计算机毕业之后，从他的任何档案中清除掉这一信息。那么，如果清华大学的计算机教育搞得好，他的本事就还存在，凭本事在社会中竞争就能够占据优势，为什么还要文凭？比如说拿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就不需要什么文凭。一个足球运动员能够大脚破门，谁管你是从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