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剖等级

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 ·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 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等级”（caste，尤指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一译者注）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仅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 —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这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这种区别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在她的《等级》（1981）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像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大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世界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种观点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区分：

“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挣了钱却装成输了的样子，邱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前，《泰晤士报》在解释 “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呆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屎。”

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另外有一种我们的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1974）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同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价：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可以令经理。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有时是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说到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恶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着的S－2大学生缓期服役计划）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仍将信将疑的话，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

“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说在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二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甚至还颇有神秘的魔力。至少从上个世纪起，当马修·阿诺德（19世纪英国诗人，曾在死前游历美国。一译者注）将他的邻人和朋友划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命名一样：野蛮人（注意，指上等），菲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国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个等级的划分。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这个三层观念出发来思考等级制度，这不仅因为这个观念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安全感，同时，这种划分恰到好处地使中层能够等距离地远离那个高于他们的阶层（也远离那些属于上层特有的种种罪恶，诸如骄傲、势利，挥霍、漠不关心），和那些低于他们的等级及其各种特征（诸如肮脏、拘束、羞惭、屈辱）。尽管称呼“下层阶级”的英式婉语“劳动阶层”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势头，上层、中层、下层仍是称呼这三类人的习惯性用语。

如果说，在等级划分上，普遍为人接受的数字是三层，社会学家们则更倾向于 “五”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要将等级的数目一一数清，有些人可能会自动放弃，因为他们会像写作《美国的炫耀》（1981）一书的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的一样：“在新的美国结构当中，各种各样的等级仿佛无穷无尽。”或者，他们会像一位被问及波士顿等级状况的当地人一样回答：“要我去数清楚或者叫出名来的等级大多了……见鬼，大概有十五到三十个吧。” (就像一个良好的美国公民，他会马上补充一句：“不过，这事儿跟我可他妈毫无关系。”）
我的研究结果使我确信，这个国家的等级最好分为如下九类：

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决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一位工人说得尤为正确，“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 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意识。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 ——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一个人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想象巨额财产和高薪就能赋予一个人高等身份的人们，或许能从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的小书中获得些许安慰。该书的作者是科尼里斯· 文德比尔特·惠特尼，他于1981年圣诞节将此书（免费）送给他的朋友们。不用多说，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满和毫无智慧，只能让读者联想到《拉德纳响铃》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莱·刘易斯的《认识柯勒惠芝的人》一类的讽刺喜剧里的人物。 “他们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 ”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人们对说， “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他说得越多，读者就越容易觉察，除了他的钱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压根儿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伙，他不自觉他说着他那个社会阶层的种种陈词滥调。

对于再往下的阶层，这条原则同样适用：金钱并非那么说明问题。约翰·布鲁克斯援用两家在郊区毗邻而住的居民为例，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且自己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布鲁克斯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两个家庭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的…… 收入却大体相当。”同样，拉塞尔·林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看不见的顶层”（像洛克菲勒家族，普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尔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继承来的财产。无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么庞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比如像电影明星们，就不能位列这一等级，尽管他们的巨额收入和挥金如土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模仿这一等级的身份。继承的财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钱”——是标志头三个等级的不可或缺的原则，而且最好这个家族的财富已经传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来鉴别这种财富的“年龄”。英国旅行家乔纳森·拉班在美国中部旅游时，遇上了一位名叫萨莉的姑娘。她告诉他说，“‘新贵’们管密苏里州叫Miss ouri；‘老钱’们则说Missoura。”

看不见的顶层

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个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

“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级称作“隐蔽的阶级”，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最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三十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僻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索斯廷·范伯伦在《有闲阶级的理论》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范伯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范伯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搅着这些有钱人。在美国，巨富的最大满足曾经来自炫耀；如今，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真是堪称憾事。

不仅只是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一位“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极可能会轻蔑地将一份调查问卷扔在地板上。这种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有几分神似。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到美国等级制度当中最奇妙的一幕——“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 之间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实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话。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大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味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消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范伯伦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真是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

上层

一个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的主管，还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有时还很有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是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关心。

顶层往下的一个等级，上层阶级，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与“看不见的顶层”存在差异。首先，尽管这个阶级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继承，但他们自己也从工作中挣得相当多的财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 (如果干起来很轻松的话) ，他们会深感无聊甚至羞辱。他们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银行或历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团和基金会，或者他们也会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通常是国会）一道忙于支持较古老的大学，帮忙处理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协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的事务。在由外行担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从这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见的顶层。”其次，上层是人们看得见的，他们经常惹人注目地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看不见的顶层”已经远离了范伯伦所说的那个铺张炫耀的结构，而留给上层阶级来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当你走在街道上或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只要经过一座外观相当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层阶级的一员。白宫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当中，哪怕曾经有过富兰克林·D·罗斯福或是肯尼迪家庭这样的人， 能被列为“看不见的顶层”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而只是“上层阶级”而已，这座周身纯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筑简直太过显眼，而对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这里的短暂居留通常意味着落泊和失势。这地方无可救药地也只能属于上层阶级——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利。杜鲁门居住时期。

当然，人人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所有这些等级当中的一种，不妨想一想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和他在圣西梅昂的住宅。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屋子”属于“看不见的顶层”的风格，因为你从高速公路（离宅子最近的公共通路）决无可能瞧见它的尊容。一旦你穿过绵亘数里的户外公园和“动物园”，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大宅之后，便会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设计原来是为了唤起敬意，或不如说敬畏，这时你就会明白，这种假贵族的作派，完全不能掩饰赫斯特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个“看不见的顶层”。他太操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了。他在排场奢华的宴会上使用纸餐巾的举止倒有可能标志着一个真正贵族的怪癖，但他让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来活像埃维拉大教堂（埃维拉，西班牙中部城市，建于十一世纪，以其天主教大教堂闻名。一译者注），包括其他几座风格雷同的建筑——却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层阶级会在小男孩才会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头。

像其它所有阶层一样， 上层阶级也有它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记。 例如，它会在《社会名流纪事》上出现，而中上层阶级却不可能，尽管它会垂涎三尺。用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很可能标志一个人的上层身份，但至少必须用你的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凯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个中产阶级或者更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尽管这语言与你的实际生活、事业或兴趣等毫无关系，也是上层的标志。自然，避免过于正确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烟是很有上层阶级风格的，不过一旦让人注意到这风格是经戒烟得来，你便立刻下降到中产阶段。家中“访客”川流不息是上层万元一失的身份标记，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空闲的卧室，以及一应俱全的饮料，食品，游戏。派对等等，可以让客人们随心所欲地休闲娱乐。在上层阶级的成员面前，你必须注意不要随意夸赞别人，因为那会被视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美丽、昂贵。耀眼，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习惯性地回报别人的恭维，因为这个阶级需要从恭维中摄取信心。

上层阶级从来不质疑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因为它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某位青年艺术家拜访一对祖上来自英国古老家族的夫妇。走进餐厅时，他忍不住赞叹说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海波怀特椅子 (George HeppleWhite，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家具设计家，以其设计的椅子闻名。一译者注）。没过一会儿，他就被主人逐出门去。他们这样对别人解释：“那个家伙居然夸奖我的椅于！无礼得可恶！”与上层人物一同进餐时，一般也不要夸奖食物的美味，因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会有错。况且，这也不是出自她的厨艺，家里的厨师当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杯碰洒了，请不要惊慌，仆人自会过来把一切收拾干净。

对马的热爱——买马、养马、骑马、赛马、骑在马背上追猎小动物——仍然是相当值得信赖的上层阶级的标识。尽管在中上层阶级学会了仿效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层的独占，这情形有点像此前的双陆棋戏，它在日渐流行后也就丧失了等级。不过，美国的上层与所有贵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思想无动于衷，毫无兴趣（这也是“看不见的顶层”的标志，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证实过此点）。马修·阿诺德之所以把他们称作 “野蛮人”，正是由于他们对思想的漫不经心。他明确地将他们的安祥归咎为“从来不让任何人的思想烦扰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阶级。只要对任何才情焕发、独树一帜的说法闭目塞听，他们的生活就是舒适、优裕甚至妙趣横生的。

我们现在该谈一谈中上层阶级了。

中上层

一个有钱、有趣味、喜欢游戏人生的阶级。所有比这个阶层低的阶级，都渴望成为中上层阶级。

这个阶层的家财与前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或者说白了，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 （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 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信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袒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

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人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则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女士的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东西（这里的世界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决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强调肩膀，因此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 如果有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投了约翰·安德森的票， 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层阶级。这个阶级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决不考虑烹好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则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当然了，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人物。一译者注）、或者坎代德，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正如你已经领悟到的，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他们几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无人不知的《权威预科生手册》（莉莎·伯恩巴赫与他人合着）中所描绘的阶级特征。

1970年红遍全球的电影《爱情故事》，还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沤歌过这个阶级。这两样东西惊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或以下的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 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 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 “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说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于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T·莫罗依所着《为成功着装》（1975）和《为成功而生活》(1981) ，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将自己称作“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业雇员都看上去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 也就是说，“办公室要 (或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域也要与您的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能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伊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么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么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 相反， 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 “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伊还发现， “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伺，他们的举动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精确无误。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

毫无疑问， 像莫罗伊和麦克尔·科尔达 （ 《成功！ 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1975）一书的作者）这样的指导者，完全能够教会那些胸怀抱负的人们如何模仿中上层阶级的外表。但是，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培养出真正的中上层阶级，能不能培养出那种与这一阶层协调的（或者亦可理解为这种风格的原因）放松、游戏感，以及适度的嘲弄，则让人心存疑惑。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有委婉的说法来表示“我们干吧”（指性活动，一译者注）。比如”我们的确知道其他阶层的人可能发出饶有趣味的邀请：“让我们藏蜡肠吧。”但是，就像《权威预科生手册》中记载的，除了中上层阶级，我们不敢想象还有其他阶层的人们会说：“让我们来玩藏腊肠游戏吧，”并且随即充满柔情地将“腊肠”简称为“肠”，就像他们将“血玛丽”（一种用伏特加酒和番前汁调成的鸡尾酒。一译者注）简称为“血”，或者将“金汤力” （一种用杜松子酒和汤力水调成的鸡尾酒。 一译者注）简称为 “G和T”一样。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实为“生活的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

等级地图

拥有最多和最完备的保龄珠设施的城镇，一定是等级最低的地方。没有一份好的报纸，或者宗教气氛过于浓厚的城市，有品味的阶层不会居住。新英格兰各州，毫无疑问是美国上层阶级的心脏。

至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不断向下推进的讨论进程中稍作停顿，来考虑一下区分以上三个阶层的地理分布。中层和贫民阶层的成员倾向于认为这三个阶层与地理位置问题毫不相干。只要你属于上层阶级，呆在哪里不都一样吗？这种看法就大错特错了。

（“我明白了，年轻人，你想加入‘大都会俱乐部’”。
“是的，先生”。
“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实打实的说，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来如此。”[眼光转到了另一边]）

在美国，成百上千个地区大到足以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只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根据所有这些地区在阶级差异上从上至下来一个分类排比，从格罗斯点和沃彻山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维尔。从社会意义上看，那些经济上精细审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罗德岛州的新港，康涅迪格州的汉达姆，以及缅因州的巴尔港。至于洛杉矶，并不仅仅因为她的丑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还因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盘距的时间委实太长，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路易斯 (美国密茹：里州重要城市，主要为白人居住。一译者注）要比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位高一等。
要精确他说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赋予一个地区等级，最终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五十年前，H·L·门肯在《美国向导》中尝试创造一种可信的测量方法。他的办法是发明一百个“社会指数”，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录》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订购《太平洋》杂志，或者谁消费了大量汽油。不过，我们今天倒极有可能将一个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区列为上选，时间可以从门肯那个时代算起。至少，我们得出如上衡量标准是由于从1940年至今， 有许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 如迈阿密（佛罗里达州南部港市， 住有大量古巴移民。一译者注），人口已经从17万2千猛增到了34万3千； 而凤凰城（亚利桑纳州主要城市，住有大量墨西哥移民。一译者注） 的人口从6万5千增加到了如今的68万3千；圣迭各（加州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城市，是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地点。一译者注）的居民则从20万飞跃到今天的 84万。

另一个似乎可取的等级标志，是看这个地方是否没有保龄球场。此话听来似乎诧异，但实在言之有据。在《地区估评年鉴》（1981）中，理查德·伯那尔和大卫 ·萨瓦古发现，究竟是些什么地区提供了最多最完善的保龄球场地。我们一看之下，发现这是些多么可悲元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Billings
肯塔基州的Owensboro
德克萨斯州的Midland
伊利诺斯州的Peoria
爱荷华州的Dubuque
德克萨斯州的Odessa
路易斯安娜州的Alexandria

刚才我已表明，指出一个地区为什么不具备社会学意义上的等级地位较为容易，而要指出一个地方为什么可取则比较困难。
评估某地区的不可取性还有一种办法：看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荣（从其他标准看，这地方肮脏丑陋），就因为是雷克斯 ·杭巴德牧师的故乡而臭名远扬。像南加州的格林威尔镇，因为是伯比·琼斯大学（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学校。一译者注）的所在地而“声望”卓著。 而伊利诺斯的云顿则与云顿大学划了等号。人们记得这地方，是因为把这儿当作发了迹的比利·格雷汉姆传教牧师的根据地。同样，加州的园溪也只是因为罗伯特· 舒勒牧师大人而让人难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温馨滑稽的“玻璃教堂” 著称。一位属于高级阶层的成员会选择弗吉尼亚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那个小镇是杰瑞·弗尔威尔博士的无线电传教发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赠的汇集地。

看来，这的确已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通则：社会阶层高的人们，决不会居住在一个与宗教预言或奇迹有牵扯的地方，比如麦加，伯利恒，法蒂玛，洛尔德，或者盐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开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甚至纽约——都能安全元恙地通过这项测试。尽管用最严格的标准衡量，罗马仍会让人不大放心，但还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调。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新闻报纸的质量，也是这个城市（在等级意义上）可取程度的标志。尽管华盛顿一贯以它作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国大使馆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开《华盛顿邮报》，这个城市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周日版为它的读者们(上层贫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宫图，还有长篇累犊的电视肥皂剧情节介绍，外加上安·兰德斯教导人们如何往上爬的建议。与此相似，你只需注意《印第安纳波利斯垦报》为它的读者们提供的所有与《华盛顿邮报》雷同的货色，包括头版的《今日祷辞》，你就可以推断，这座城市毫不具备等级上的优势。

数十年来，佛罗里达（也许棕榈滩除外）和南加州一样，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等级意义上最糟的两个地区。似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暴发户 “新贵”聚集的地区，比如西德，那些毫无品味和格调的夜总会总是有可能被叫做 “佛罗里达”。有教养的人们拒绝考虑在但帕（佛罗里达州一海滨城市。一译者注）附近居住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十年代，此类广告牌在但帕附近的呵波罗海滩赫然可见：“名叫龙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邻居。”同样，加州伊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会被怂恿去买进“劳伦斯。威尔克乡村俱乐部不动产”的一部分股权，目的是为分享他们的音乐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贫民阶级最爱读的《国民探密者》杂志的分类广告栏中，有四则广告正在出售伪造的大学文凭：所有这四个地区从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些例子则在等级意味上相当令人满意：被废弃的玛丽女王号游轮，作为一堆废铜烂铁恰恰被扔在一个元聊的地方：加州长岛（南加州洛杉矶附近一海角。一译者注）；而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成了达利博物馆所在地；自然地，劳德代尔堡（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海滨城市。一译者注）是STP公司的总部。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名最高阶层的成员可能住在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呢？纽约当然是首选，接下来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也许还有克利夫兰。或者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深处的乡村地区。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纳德斯维尔或者普林斯顿以外，在新泽西州居住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新泽两的任何地方都要胜过加州的太阳谷、松柏城和康普顿，俄亥俄州的坎顿，内华达州的雷诺，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乔治亚州的哥伦布，以及其它相似的军营城镇：，当然还有俄亥俄州的帕尔玛——这城市人口有10万，却没有一份日报，也没有公共汽车系统、旅馆、甚至自己城市的地图。科罗拉多州的氏青城同样不可能被号虑，因为约翰·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一译者注）就是从那儿来的；以及达拉斯，因为——众多理由中的一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译者注）曾居住在那里。

据说，某位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将拉斯维加斯称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认为，您完全可以凭自己对这类知识的谙熟程度，对自己的社会等级高低有一点眉目了。对了，上面的城市中，还有阿卡普尔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