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是一位名叫小柴昌俊的日本人。这项奖的价值人所共知，无须我多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小柴昌俊得奖后的感想，他说：“我是以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的，但东京大学却接受我当了讲师、教授，我非常感谢东大的知遇之恩。”

　　有意思的是，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霍夫特博士近日作客文汇报，其中的几句话与小柴昌俊的感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以多年学与教的经验，认为“最聪明的优秀学生，不是那些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是那些不那么听话的学生。”他说：“当一个学生在思想上不再追随他的导师而是有自己的看法时，那么就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在科学的领域里，有时候一些正确的理论刚开始时并不为人们所承认，而且有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科学史上相当多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不是怕错误，而是坚持做下去。”

　　把这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话联系起来细细品位，我以为很值得教育界反思。小柴昌俊并不看重考试成绩，他把功夫用在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当然，这使他难以获得出类拔萃的考试分数。东京大学不以分数高低去评判学生的创造精神，也不以资格深浅来任用讲师、教授，真正做到了让“有为者有位”，其眼光的确是高瞻远瞩，令人佩服。

　　其实，清华大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１９２９年，钱钟书报考大学，数学很糟，只有１５分。虽然他的国文一流，英语也得满分，主管招生的仍不敢录取。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钱钟书后来果然成就斐然，而他也不止一次地说：“没有罗校长，我是怎么也上不了清华的。”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当时的校长曹云祥以一无学位、二无论著为由，拒绝聘请陈寅恪担任导师。梁启超闻讯，据理力争：“我梁某也是没有学位的人。著作虽称‘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云祥终于被说服，遂将陈寅恪请回来做导师。

　　然而，当应试教育把考分视为至宝以来，这种状况被扭曲了。假如小柴昌俊在中国，恐怕不是循规蹈矩、言听计从的学生，就凭他那倒数第一的成绩，会有学校接受他当讲师、教授吗？联系到某些学校的“末位淘汰制”，他恐怕连毕业都不保险呢！

　　看来，在怎样评价学生的学习，怎样评价教师的教学上，我们而今的教育制度上确实存在着缺陷。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我以为最严重的就是统得太死，缺乏活力。无论德育还是智育，都以言听计从为标准。而标准的实施者往往是老师，老师则又以标准答案为标准，学生不能有自己的思考。树上有十只鸟，打下一只还有几只？只能答“飞跑了”，“没有了”；如果答“保护环境不准打鸟”，就是错，这不是答案死板定于一而扼杀个性吗？面对某些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试想想还有学生发挥想象、独立思考的天地吗？

　　爱因斯坦非常重视开发大脑的潜能，鼓励创造，——哪怕仅仅只是一点火花。他反对死记硬背，他说凡是词典上可以查得到的就不必要去记忆。老实说，以“标准答案”去判分，拿考试分数去搞“末位淘汰”，其实无异于拿死记硬背来束缚学生的头脑，让他们钻进书本里去读死书，还侈谈什么创新？

　　钱伟长教授在他九十华诞的日子里，就教学的创新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自然界，我们永远是不懂的比懂的多得多。对不懂的好奇，对不懂的求解，是创新的不竭动力。这个观点，我以为不妨看成是对前述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讲话的深刻阐述。

　　最近，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讨会在武昌召开，500余教育专家和老师共同探讨主体教育，其主题是要“把学生当人看”。这个主题，我以为相当深刻地触及了教育现状的弊端，那就是缺少人文关怀。现实生活中，不少教师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不尊重学生的不同见解、认知和表达方式，强迫学生按自己的路子走，如要求学生整齐划一，挺腰背手，回答异口同声；不允许这样，不允许那样，动辄惩罚。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主体性的发挥，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天性。不少专家认为，“把学生当人看”，就是要重视学生的需求，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用成人的眼光衡量学生，不能把成人的标准强加给学生；要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学生，不能对学生过分求全责备。

　　同样的道理，我以为也要“把教师当人看”。换句话说，在任用教师上及职称评定上，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真正实现让“有为者有位”，从而让教师以人文关怀去对待学生，给学生以独立思考以广阔的天地。

　　我们很有些人具有诺贝尔奖情结，总是对中国得不到此奖耿耿于怀。想得到世界科学的最高奖励，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别忘记，诺贝尔奖鼓励的是创新精神，而科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因此教育创新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深层次上思考，与其说诺贝尔奖在挑战科研，不如说是挑战教育。如果我们只是对得奖耿耿于怀，仅仅把得奖作为科研的目标，而不去革除教育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制度创新也只能是个口号而已，那种得奖的情结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