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再思：从书斋到街头的距离 昨天写了一个“五四最大的败笔：学生干涉政治”，不想此举遭到了大院的质疑说“立场”有问题，也有同学表示不能完全同意。今天，看到中国政府高调纪念“五四”，声称“五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下认为这是在阉割五四最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避重就轻地利用五四运动。 看来需要重新重申我昨天的观点：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其实是败笔，直接打断了五四更有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匆促地从学术走向了街头政治。学生干政，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现代政治的基石是政党作为政治舞台的演员，而不是群众。因为只有政党才可以拥有职业化高素质的政治人才；也只有政党，才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妥协和谈判的甲方和乙方。学生有权利上街游行，但上街游行的目的是表达诉求。这个诉求可以很具体，比如减少学费改善伙食、增加教育经费什么的；也可以很笼统，比如要求民主和自由这样的抽象理念。但任何游行都必须说完就完，恢复自己的本行，不能没完没了。所以，学生不是政治团体，不能长期坚持一个理念直到实现，那是政党的责任。学生一旦长期没完没了地抗争，即使政府愿意和学生谈判，都找不到谈判对手，更无法达成长期有效的协议来促成事情的解决。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很活跃的，有梁启超为代表的渐进保守派，有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也有陈独秀李大钊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面对国家社会的危机，各种学术争鸣是很正常的。但我们中国人很性急，干什么都以为可以马上见效，还希望有一个特效药可以药到病除。我认为陈独秀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尚未领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看到几个新鲜名词，就以为有多先进。现在，不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以为落后国家可以有后发优势，可以跳过一些人家的某些发展阶段，直接迈进先进行列吗？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各个行业之间是受到相互制约的。你能想象中国拥有肤浅的学术研究体系，却有发达先进高效的制造业？或者有安全可靠的大飞机研发制造公司，却没有精密车床技术？在一党专制政治体系下，中国社会有令人羡慕的创新能力？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能产生原子论或者认识论哲学？中医的产生源于中国的阴阳五行哲学，就像西医的基础是西方重分析的原子论。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是结合在一起的整体。 中国学者没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却急于抛头露面想作天下师，陶醉于扮演“为生民立命，为天下开太平”的救世主角色。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宗教情怀，任何人的成就必须在这个世界得到体现，而且必须在你活着的时候得到实现。没有宗教情怀的文化，潜意识就是“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急功近利就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没有金字塔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没有西方可以化上百年建一个雄伟教堂的毅力。古代最伟大的石窟雕塑，还是佛教昌盛的南北朝时期的产物，需要考证一些是不是乱中原的五胡的杰作。 中国学人的书斋或者书桌离街头或者朝廷太近，因为评价他们人生意义的不是上帝而是皇帝。方舟子、何祚庥或者杨政宁，就是现在耐不住寂寞的典型代表。他们太需要出风头，太需要得到公众的赞扬或者关注，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中国传统文化盛产康有为、陈独秀这类人，他们稍微懂点新学问就急不可耐地想应用到现实中，不管他们的理解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是铁路技术研究的。有一次，他告诉我，铁路技术是最保守的，新技术不可能马上应用在铁道或者机车上，因为交通运输安全是第一位的，人命关天啊。可陈独秀这样的学者哪能等到马克思主义被研究透呢？那不是要花一辈子时间坐冷板凳，得不到群众的喝彩？那样的人生太无聊了。 铁路技术都不能采用最新的科技，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最新的社会理论，非要拿中国社会做实验呢？记得以前，老师说“美国的生产力先进，中国的生产关系最先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最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时候他就不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现在美国经融危机了，有些人就开始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体制最好了，美国也要社会主义了。这些人不是笨蛋就是别有用心。 陈独秀以为找到了最新的学说，可以给中国带来光明，自己也可以出一把风头了。不想想最新最先进的学说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应用到复杂无比的社会系统中。还是那句老话，保守主义的智慧要得到尊重，传统之所以是传统，是因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有其合理性。马克思主义试验的结果是中国传统中最糟的农民起义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国有化，造就了一个最独裁、最专制和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在毛的时代，“天高皇帝远”这样的话都不适用了，你敢在哪怕最边远的地方骂老毛，你的命就没了。有的人质疑大饥荒的存在，说那么农民为什么没有在59年到61年起义？如果是传统的中国，那么起义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古代的农民享受着一定的自由，而毛时代的农民连逃荒要饭都需要开介绍信。80年代，我就见过拿着公社介绍信的逃荒者。没有介绍信，盲流就会被抓起来。我也经过半夜被叫起来，因为要查户口。毛的专制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峰状态，整个中国的人员流动被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中国农民被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无法形成逃荒的大量流民，也就无法产生农民暴动了。人类的自由在毛的时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唉，有点跑题了，不说了。 总之，学者的书斋要离街头要远一点，要超然一点。学者不要追求世俗的利益，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怀。这说起来容易。要知道，谁能补偿学者的寂寞和孤独，几十年追索一个无聊如“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这样的问题？只有心中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支撑。中国的学者需要一个中世纪修道院的熏陶才能追求上帝的真理，而不是追求荣华富贵。让书斋离街头或者中南海远一点。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看望一个住在木桶里穷困潦倒的哲学家的时候，他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得到的是一个高傲的回答“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中国的学者们在权势面前，需要高傲一点，也需要勇气对中国政府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放弃儒家的家国情怀，追求真理追求上帝胜过一切，这才是中国学人的学术出路。中国不需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需要上帝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