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了朋友的推荐，也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才第一次上《新语丝》看看，无意间看到了关于鄢烈山先生关于《北大咋出这种学生？》的评论，以及另外两名网友的质疑。我记得曾有一个专事杂文的鄢烈山先生，一度在《南方周末》上主持一个专栏，有一次大概是因了国内热炒金庸，所以作了一篇杂文说，他从来不看金庸的书，因为那些书不值一看。不想惹得一位金庸迷极为不满，认为既然从不看金庸的书，何以断定金庸的书不值一看。我没有看到下文，不知是否有鄢烈山先生的答辩。

　　我也不知道此一鄢烈山先生是否就是彼鄢烈山先生。但看到鄢烈山先生的评论：“北大怎么造就了这样无知无羞没教养的女生，真丢人！丢北大的人，丢中国高校的人，丢中国的人！”我便感到有些别扭，闲也无聊，也来说几句解闷。

　　按照鄢烈山先生的逻辑，北大既然是所谓中国的最高学府，其培养的学生自然应当有知有羞有教养。知道普京虽然贵为大国俄罗斯的总统，也有不懂的语言，所以不懂中文，毫不足为奇。你知道他可能不懂中文，或者没注意听清别人的话，而来提这样一个问题，便是无礼而没教养。提这样小儿科的问题，则是无羞。但终于提了这样的问题，让江主席也觉得她的提问无知与唐突，以至插话打圆场，这便是丢了人。不仅如此，因她是北大的学生，以至于连母校和中国所有的高校也受了拖累。而她又生面为中国人，中国也跟着倒了霉。幸好现在还没有世界国，否则全世界也要无地自容了。

　　且不说连十个指头有长短、北大的学生也会良莠不齐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便来大发议论，也算是无知者无畏了。即使就这个逻辑本身而言，也好像并不通，所现的只有传统的大帽子压人的专横，与封建朝代“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的议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鄢烈山先生自己却是浑然不觉，也许鄢先生早就习惯了不用讲理的下断语的方式。如果时间倒流30年，我真不敢想象又会有多少人因为言语获罪，因为丢了中国的人那时可不是一件小事。

　　稍有常识的人稍作分析，也不难看出这种提问的关窍：普京来访，江主席陪同，到北大演讲，这对于任何现场的人都应当是非同小可，要不鄢烈山先生也不会在国内媒体上遍找相关的报道；北大俄语系四年级女生，俄语流利，当然是提问的上佳人选，连翻译也不用要；特地穿了一件大红衣服，显眼，便于识别，不会误让印地语一年级学生来提问；主持人话音刚落，便第一个站起来，“显然有备而来”。如果她是被授意进行提问，或者鄢烈山先生知道是被授意提问，也许对此就不置一辞了。如果这个问题让鄢烈山先生来问，估计他是定然不肯问了。但偏偏鄢先生不在场，无缘与他喜欢的普京见个面，或者与让主持人青目相加，真让人觉得世事如棋。其实“北大俄语系四年级女生”范颖川虽然在提问时也许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但至少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仅此一点已足够让诸多腹中空空而好作惊人之语之流脸红心跳了。而他们竟能以道德评判者自居而堂而皇之地指手划脚，让人不得不怀疑这羞耻两字是否出了毛病。

　　梁实秋骂人，那叫艺术；鲁迅也骂人，那是悲悯。鲁迅至厦门大学，三易其厨，以至酒精炉上白水煮火腿度日，而心中所感，唯国人之麻木，文坛之混沌，军阀之无道，国难之深重，而无一语及于个人私怨。爱、同情与求知诸种情感，鲁迅可以当之。我不知道鄢烈山先生是否是为了还文债而至于遍翻媒体相关文字，偶有北大学生问错了一个问题，让鄢先生想起来就脸发烧，因为按照鄢先生的推理，在普京看来，堂堂大中国之最高学府的学生只能问这种低级的问题，其他没上过北大的中国人想心更加不济，从此俄国人乃至其它外国人势必小看中国人，这自然让所有中国人都因之蒙羞。于是鄢先生张口便骂，更公开发表，以尽一个“杂文”作家之本份。我无法揣度，如果鲁迅有知，是否会深悔让杂文这种体裁问世。

　　好在鄢烈山先生还是很坦白的，觉得“看了上述报道却生气了，骂一个女孩子`没有教养`，我也没绅士风度没教养”。但我总觉得，如果鄢烈山先生把加在那位北大女生头上的评语加在自己的头上，我以似乎更为合适。

　　其实无聊如我辈者，也不要把鄢烈山先生的议论太当真了，因为言为心声恐怕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确，也许鄢先生只是为了还文债而己。鄢先生姑妄说之，诸位便姑妄听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