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吴征杨澜事件”无疑成了海外中国学人的热点讨论问题。应当说，绝大部分人与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吴征杨澜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但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为吴征杨澜的行为做某种辩解，或者认为他们是可以原谅的。如有人认为吴征的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有人认为，名人虽然也有某种缺点错误，但并不至于如此被对待，中国人的内斗，最终伤害的是中国人自己；还有人认为，批评者专门挑战名人，是出于某种不健康的心理，其人格是扭曲的；更有人认为，你们曹长青、赵平波之流，不如人家成功，没有资格对人说三道四，不妨把你们的简历也公布出来，让网友们也来评判、打假。

以上种种观点，所涉及到的问题，已不再是“吴征杨澜事件”的本身，而是涉及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中国已加入WTO的今天，中国社会应当有什么样价值取向，中国的国民应当有什么样的公众心态的问题。为此，笔者打算就此问题撰写系列的文章，来阐述本人的看法——这一系列文章都将围绕“吴征杨澜事件”这一主题，但所展开的讨论并不局限和纠缠于这个事件的细节。

既然这个系列文章的标题是与网友的对话，我当然会密切注意网友的各种言论，以便及时与网友们交流看法。但由于吴征杨澜扬言要和本人打官司，所以本人从今以后，不拟就“吴征杨澜事件”象过去那样随意地发贴子，以免授人以柄。所以，这个与网友的对话系列，只能先刊登在多维网的评论栏目里，这样在时间上可能有所滞后，请大家原谅。不过，我会密切注意网上论坛的各种言论及反馈信息，如“大家论坛”、“文学城论坛”和“万维读者论坛”等等。也欢迎网友们直接给本人发送E-MAIL以交流看法。

今天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诚信与成功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吴征的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些天来，拥吴征、杨澜者接二连三地出来了。先有不署真名的Justice、dongtian、姚明，最近又出来了真名真姓的王建荣博士和乔新生教授，以及更多的论坛贴子。“吴征的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之立论，就是dongtian先生发表在多维网的一篇评论的标题。这是拥吴杨者的主流观点，其他为吴杨辩解者，也大都持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致命的逻辑错误就是偷换概念。

第一，这种观点是在逻辑上把文凭的真假问题与高低问题混为一谈。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学历高低当然并不重要，这还需要有人撰文来专门说明吗？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不是连大学都没有读完吗？赖昌星也算是个“成功”的商人吧！但在所有对赖昌星的犯罪揭露中，谁认为他只读了三年小学就辍学这一点，有值得谴责之处？吴征的文凭问题是一个真假问题，并不是他的学历的高低问题。真假问题涉及到诚信，一个成功的商人岂能不讲诚信？

第二，这种观点隐含的另一个逻辑错误，是把同时概念偷换成不同时段的概念。不错，吴征先生获得巴灵顿大学学位是五、六年前的事情，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留学生。现在，吴征成功了，已成了公众人物。要求一位公众人物要为他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承担责任，这岂不是太苛刻了？这种观点似乎挺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吴征先生是把过去巴灵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写在了现在的简历上。事情出现在今天，而不是过去。如果他现在的简历没有过去这个学位，也就是说，如果他成为公众人物以后，并没有再依靠过去获得的、令人怀疑的学位来标榜自己今天的身份，现今的舆论界当然也就不会、也不应当对他如此质疑了。

第三，关于吴征的文凭问题还有一种更荒诞不经的逻辑来为其辩解，认为对吴征的欺诈作假的指责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教授在2002年1月4日《南方周末》的文章里持如下观点：“如果克莱登大学确实存在，而且具有颁发文凭的资格，那么，哪怕文凭的获得者是以金钱交易的方式取得该校的文凭，我们也不能说该文凭是假文凭……。”这个逻辑回避的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吴征先生的巴灵顿大学博士文凭既没有得到美国、也没有得到中国的认证机构的承认，一个公众人物拿一个没有得到承认的文凭来误导公众，岂不是欺诈作假的行为？

按照这种逻辑，笔者3岁的儿子也有博士学位。他在社区幼儿园学习了半年的识字、绘画、舞蹈、唱歌和电脑游戏操作几门课以后，获得了“博士”的称号：文凭证书是存在的，并赫然写著小博士（Little Dr.）授予Tyler (我儿子的英文名)。还有一顶纸糊的博士帽。发证机构社区幼儿教育中心也是存在的。至于颁发文凭的资格，哪有法律规定幼儿园不能发这张写著小博士（Little Dr.）纸的资格？那么，我儿子以后是否可以把这个3岁就获得的“博士”学位写在正式的简历上，为以后求职服务？

事实上，正确的逻辑关系恰恰应当是：越是不成功的人，诚信问题就越不重要。越是成功的人，诚信问题则越是显得重要。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个不成功者往往叹息自己命运不济，然后吹吹牛，宣称自己也曾有个某种学历、头衔、职务等等，从而得到虚荣心的满足，旁人则多了个笑料，这对社会自然并没有多大危害，不必予以追究。但他若作假去行骗而且成功了，性质就不同了。小说《围城》里，与方鸿渐同样买了个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的韩学愈，在钱钟书的描写中，此君已是最可恨的人了。但仔细想想，韩学愈只不过是骗了个三闾大学的资深教授当当，比起没敢拿出假文凭来作用途的方鸿渐副教授，他也不过就是职称高一级、工资高一些罢了。这对社会的公平当然是有伤害的，但其伤害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但对于成功的公众人物，由于他们获取了更多公众的信任，被赋予了更多的公共权力（如更容易向社会集资等），那么，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就必须要有舆论的监督机制来制衡公众人物，以确保他们不滥用公共权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就必须更加严格。人们对吴征文凭的质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吴征不是要从中国老百姓那里集资2亿美元，合16多亿人民币吗？一位被怀疑有过不诚实的纪录的人，一位在今天依然把过去的可疑纪录拿来作为今日之包装的人，要从公众那里获取巨额的资金，岂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可见，越是成功的人，舆论就越是要质疑他们的诚信的问题——公平、合理的社会必须这样做。

赵平波（pbzhao@yahoo.com）

2002-1-10于加拿大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