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提及当今世界的信息技术，人们不禁想起印度并感叹印度软件业的飞速发展。当中国人认定世界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印度软件出口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08年将达到500亿美元的骄人成绩，赞叹之声是自然而由衷的。

　　一般都将印度软件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纳为政府的大力支持、重视人才培养和普及英语等。这些说法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大错，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印度重视软件业、事先储备了相关人才并普及了英语呢？将印度历届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解释为有先见之明，显然缺乏说服力。储备人才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普及英语甚至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可能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分析独立后印度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就不难看出：印度软件出口在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印度历届政府一系列失败的政策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失败政策，是指被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认定是错误的，并给印度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后果的政策。

　　印度软件业的成功，首先是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长期过分投入的结果。印度一直是一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高种姓、受高等教育的人、说英语的人、有钱的人、掌权的人几乎可以划等号。高等教育作为保障富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大量投入，使印度的高等教育被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数一数二，印度技术学院IIT等学府跻身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行列，客观上为信息产业储备了大量人才。大批工程师求职艰难甚至大量失业，在印度是长期存在的现象，社会也曾对这种过分供给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过大量批评。

　　其次是人才外流现象的结果。人才外流是印度自60年代以来的严重问题。南方各邦为低种姓在政府等领域保留名额，迫使许多专业人才从事工商业和移民美国。当人们“在硅谷的任何一家新建公司中肯定能闻到咖喱的味道”时，信息行业的最新思想不断流回国内，使班加罗尔成为印度的硅谷。至今印度的人才外流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且，外流人才越多，印度软件出口就越多。

　　再次，是印度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封闭经济政策的结果。印度利用外资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但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跨国公司的强硬态度，是举世闻名的。他们不仅以“有一只苍蝇”为由赶走麦当劳，还因与IBM有股权比例问题争议，于1977年将其赶走。当时的印度专业人士认为，这给印度信息产业予致命打击。但实际情形，正如印度最著名的“信息系统”公司总裁那拉亚南·穆迪所说，是真正有助于印度自己的软件业在1990年开放经济后蓬勃发展。

　　最后，是与印度政府一直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有密切相关。作为英国殖民者留给印度的遗产，英语一直是、也只是印度上层人士的语言，即官方、高等教育和司法界的语言。尽管印度规定印地语为国语，鼓励地方语言，但由于阶级隔阂，那些利用保留名额上来的低种姓幸运儿和新富农，不得不刻苦学习英语，以跻身上流社会。他们在那些祖祖辈辈说流利英语的上等人面前，永远有无以言状的自卑感。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加固了上等人的特权，也使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印度的人，在与西方交流中没有语言障碍，为计算机软件的编写和交流提供了保障。

　　上述一系列政策之所以被印度社会认定是错误的，是因为这些政策给印度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以高等教育过分投入为例，印度高等教育的舒适和豪华，与初级教育的巨大反差，人们有理由相信，印度高水平的大学与人才是以牺牲基础教育为代价的。调查表明，一个地区的小学注册率、教学质量、学生保有率等，是由该地区学生的种姓、阶级、性别结构决定的。教育的制度性缺陷使贫民窟的大批儿童，甚至家长能支付学习费用的儿童也根本不能上学。广大低下阶层人民缺乏基础教育的结果是：到1990年，印度的男女文盲率仍高达38%和66%，即使到2040年，印度也不能消灭文盲。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文盲将占世界文盲总数的54%。

　　失学儿童进入矿场、工厂、作坊、商店做童工，繁重劳动使他们在工作20年左右，30岁以前就可能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低廉的工资使他们的孩子只能重复前辈的经历。这种恶性循环是印度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使社会上多数人长期没有最低的生活保障，看不到改善的希望，这是今天印度许多问题，如教派冲突，存在和恶化的根源。

　　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严格的等级社会，种姓制度限制甚至剥夺了广大低种姓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机会。这种由印度教所提倡、由印度教法律所规定的等级制度，至今仍然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印度社会，也影响着政府的各种政策。虽然印度将义务教育写进宪法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将14岁以下儿童受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实际情况是：1亿适龄儿童没有注册入学，60%的入学儿童在八年级前早已辍学。在一个普遍将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的等级社会里，任何促进平等的政策，无论从哪一方面入手，都可以断送在信奉不平等的人手里，或夭折于笃信天命的大众心中。

　　印度赶走IBM等跨国公司的做法，对于一门心思吸引外资的人来说难以理解。印度人将开放的缓慢甚至抵触，解释为民主制度下达成共识需要时间。其实，印度对于跨国公司的恐惧，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统治印度的后遗症。今天印度对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怀疑态度，是由于印度曾经以殖民地形式与世界经济接轨。独立后印度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对外国利益的服从，也摆脱了外国资本的控制，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印度知道与世界经济的融和不可避免，但历史的教训又使不少人坚信，如果印度再次作为一个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市场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就是重复殖民地式的经济接轨，结果可能就是印度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

　　上述造成印度软件奇迹的错误政策，在给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反过来严重阻碍了软件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在软件奇迹的鼓舞下，印度决心在21世纪头一二十年成为“信息技术超级大国”。然而印度面临的问题是：软件大部分是出口，主要依赖外国市场；出口品种单一，主要依赖软件服务出口；出口规模扩大有待于印度本身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相关规章的改变。统计数据表明：印度的信息工具普及率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收音机、电视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上网人数等，均排在末位。印度的大面积贫困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好解释。西方国家因此有“泥足支撑的印度软件繁荣”之说。

　　许多人坚信Bill Gates所说的印度可能成为21世纪软件超级大国，我们则更倾向于将此论断理解为从纯技术角度看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支撑印度软件出口的是西方经济，阻碍印度软件业发展的却是国内环境。而减少贫穷和文盲，改善经济状况，最终增加内需包括对软件的需求，将是异常艰辛的长征。定单的踊跃使印度软件出口在目前仍然呈现一片光明前景。但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有5亿文盲的大国，一个许多人连衬衣肥皂也买不起的国家，一个宗教冲突频繁的国家，一个许多人仍然将妇女视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当然也很难想象，一旦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缺乏国内支撑，因而也缺乏回旋余地的印度软件业，会有怎样的前景。

将印度软件业放在社会整体发展之中考察，不仅要求我们重视印度的经济、科技和自然资源等硬国力，也要求特别重视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等软国力。观察今天的印度，并不缺少信息技术、工程学、医学的专门人才，缺乏的是全社会不同党派、阶级、宗教团体、地区、种姓、性别之间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以及相应的组、机构或形式去共享、交换、融合社会财富。这种状况的存在，加上政局的持续动荡、教派和种姓冲突造成的社会动乱，以及贫困失业的恶化，可以认为：虽然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要像印度人希望的那样，使印度高科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印度软件业的未来发展，出现“有太多音乐天才但没有乐队”的情形，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