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的名氣很大。其實在地圖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城鎮，在英格蘭也只是倫敦外圍的三級衛星城鎮之一。劍橋在歷史上貢獻很大：文藝復興前，它是神學和政治、倫理學的精神堡壘；文藝復興時期它又擔當起文藝、科學復興的前鋒，既培養出主宰英國皇家和世界政治的風雲人物，又培養出科學界的泰斗和諾貝爾獎獲得者。廟小神通大，劍橋的盛名在於它的歷史貢獻，更在於它的日新月異，與時共進，經久不衰和持續發展。

　　劍橋大學令人難忘的特色之一，是它向全社會開放。沒有院牆和校門，整個城市都是大學，整個大學遍布全市。只有一條禁令“愛護草地”，校內外任何人都不例外，只有“資深的教授、祖父和他們尊敬的客人”可以偶爾例外。這是一條很有意思的不成文法，似乎是出於對知識的格外尊重。體現劍橋大學開放的另一方面是許多學科設置了自己的博物館，向社會普及科學知識。

　　劍橋的生活充滿書院氣息。寧靜的環境、穩定的科學資金投資、學院的大食堂和街頭的小咖啡館，為科研和教堂提供寧靜致遠的氛圍。騎自行車的小伙，到處都可以找到修理車間和二手貨店家；穿着道袍上課的教授悠然自得，他們有着已經超越柴米油鹽之類的溫馨生活，因而潛心學問，向深度挺進。沒有浮躁，沒有急功好利，沒有連篇累牘的申請和推薦書，就像劍河那麼細水長流。然而在厚積薄發的基礎上，諾貝爾獎獲得者層出不窮，而且囊括了六個獎項的各種領域，從科學知識，到文學、經濟乃至和平獎。

　　劍橋大學培養人才的傳統是抓住素質教育的主線。學士學位的課程是修辭、文法、邏輯；碩士學位增加幾何、數學和音樂；博士學位分別深入到醫學、哲學和神學，深入到人類認識自然和自體的根本問題。然而，培養出來的人文理兼通，甚至可以深入到核物理和數學的頂峰。

　　英式教育方法與中國有很大差別。在中國的小學裡，知識是廣義的，孩子們應該學會的主要是與人為善、合群、講信譽、尊敬人的生活常識；中學裡要認識自然，保護環境，具有生存能力，會駕車、縫紉、烹飪、社會調查等等；大學則強調獨立思考、調查研究。然而我所接觸的英國大學生，他們在為威爾士擬訂旅遊發展方案，分析口蹄疫對威爾士旅遊企業造成的困境，寫書評討論“商業倫理道德方向”。指導教師明確指出，不要抄教科書，要調查社會，看報紙，找案例，強調提出自己的見解，倒有些像國內對碩士研究生的要求。看得出英式教育方針是從“公民”到“專家”的飛躍，不是“循序漸進”，更不是“高三”重複“初三”的應試教育。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人才的成長也要求加速。倫敦人走在路上的步伐都很快。劍橋街頭、咖啡館裡悠哉游哉的寧靜氣氛背後，是高速前進的科學步伐。

　　自文藝復興以來，英國在基礎科學方面獨領風騷數百年，而美國、日本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偏於“引進”和“模仿”，不像當時劍橋那樣源遠流長。而今英國也受世界潮流的影響，急於功利，因缺少投入而影響漸弱。倫敦英語裡也已大量夾雜着“OK”和“bye－bye”，牛仔褲也是到處流行，這對於劍橋倒也是一番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