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是如何步入瓦解并走向分裂的

五十年代初，交通大学在迎来解放曙光的同时，也迎来一史无前列的高校调整。

解放 时的王之卓校长被调往武汉测绘学院。解放后的负责人开始是李培南， 再后是彭康，前者是二野军队南下干部，后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也是共产党干部。解放前后学校总体保持平稳过渡，实力依然很强， 继续保持“北清华、南交大”均衡局面。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中央实 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采用苏联单科分类别大学模式，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

在当时的几所顶尖大学中，北京大 学（由北平大学吞并燕京大学并占了燕大的校园）、清华大学由于位于 首都，得于重点加强，从全国各大学抽调精英壮大实力，成为院校调整 的受益者。中央大学由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学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被 强行拆成南大、南工、南医、南农等几个学校，从此消亡。而 交大则成了下蛋的老母鸡，从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工、管理的多学科大 学被拆成单一工科大学。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被调到复旦，化 学还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实力雄厚的土木建筑全部被调入同济， 带走了俞调梅等一大批教授，独具特色的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 等系并入复旦和华师大，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金学院；纺织系分离出 去成立了上海纺织工学院（现在的中国纺织大 学），水利系由严恺带去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 学），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航，机电中的电子部分支持了南工（后来的 东南大学），55年又支持了成都电子科技大，机电中还支持成立了哈工 大，带走了 鹤荪教务长等著名教授。此外航空航海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大、 海运学院等许多学校。当然交大也从外面调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同济支援得到加强外，其它都是被撤掉的上海二流大学如光华 大学等专业并入。一出一进，实力大损，但比起中央大学来，交大的血脉还算得以保存，工科实力屹然存在，已是庆幸。当此时复旦从交大、浙大的调整过程占了大便宜，从 解放前的二流的私立大学一举成立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

上海市委副 书记徐匡迪在上海交大 211 工程中预审中就指出“复旦是院校调整的最 大受益者，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这还不包括后来的1956年交大的分 裂。其它几个交大下场也很惨，著名的唐山交大被迁到四川峨嵋几乎消亡（变为西南交大后来又迁至成都）， 北方交大则变成了北京铁道学院（后来又恢复校名北方交大）。

然而对交大的瓦解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就在交通大学六十周年的1956年前后，交大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考虑到东西部院校不均衡，决定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建立一所 高水平大学。挑来挑去，北京的高校加强还来不及，自然不在考虑范围， 中央大学已经消亡并且政治上也不太“可靠”，上海高校最多，交大实力院系调整后仍然最强，交大解放前后又是红色大学，无论学术和政治都最合适，于是当时国务院和高教部就选上了交大。当时的交大党委和校领导一听，觉得中央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交大，是对交大的信任，也就接受。于是彭康校长等校领导就到西安勘选校址，直到1956年西安校舍盖好后要搬家时问题就发生了。当时交大的教师中绝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在上海住了很长时期，对上海和交大感情都很深，部分教师觉得西迁是削弱交大，感情和生活都不能接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都不敢提出来，只好逐步开始西迁。到了1957年，毛泽东为打击右派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允许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于是西迁问题在交大师生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当时分成两派，支持派主要是政治上支持加强大西北建设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反对派主要是老教授和认为这样会削弱交大的教师，已经到西安的师生生活很不适应也助长了反对之风，结果越吵越大，还没搬一半就停下来了。高教部长杨秀清部长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亲自召集交大校领导和老教授进行研究。周总理明确说，西迁就是要牺牲交大支持大西北，并提出三个方案，要么继续全部迁到西安，要么已迁去的全部迁回，要么维持现状一边一半，迁不迁由你们决定，把皮球踢回给交大。其实当时绝大数教师都反对西迁，但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后果大家也都明白，经过艰难地讨论，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一边一半。但此时大部分设备已经先期运到西安，教师和学生也有60%到了西安。机电系、能源系等较早过去的留在西安，造船系、起重机械系等没过去的则留在上海，允许已经去西安感到不适应的或妻了和子女不便可回上海。于是一个交大，上海、西安两个分校就形成了。由于东西两地距离较远，不便统一管理，1959年交大终于分裂成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上海交大有19个专业，西安交大有24个专业。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大鸣大放，以及周总理的通情达理，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两个交大。

1959年分成了两个交大后，彭康校长去了西安交大，程孝刚、朱物华副校长留在了上海交大。实是求是分析，在分割过程中，老教授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上海，包括当时交大全部四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周志宏、程孝刚、朱物华等（另一名叫什么记不清了），还有著名的张钟俊、陈石英等，三分之一的老教授去了西安，著名的有钟兆琳、陈大燮、张鸿等，这也是上海交大七、八十年代学部委员比西安交大的多的重要原因；在中青年教师中有三分二去了西安，三分之一留在上海，这也是现在西安交大中坚力量比上海交大强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是上海人的西安交大教师陆续调回上海交大，如杨世铬等，使得上海交大元气逐渐恢复。按照西安交大在1996年在《研究生学位教育研究》杂志上的说法是：“实验设备的大部分，60%的教师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对去西安交大的教师从来没有进行统计，但老交大的风水宝地留在上海徐家汇这点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