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夹雪

昨天凌晨4时30分，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今天我想就季羡林和任继愈这两位“国学大师”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任继愈和季羡林去世：截然不同的待遇　　

据中新网7月11日电，北京大学网站发布消息，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98岁的老教授季羡林病逝的消息力压死亡184人的“7.5”暴乱事件，已经连续两天占据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堪称风光无限。　　

季羡林于11日上午9时左右病逝于北京301医院后，北京大学迅速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据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文章中说，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　　

相比起来，另一条消息则远远不那么引人注目。中国新闻网7月11日报道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遗体告别仪式。目前为止，尚无著名人士去吊唁的报道。　　

事实上，2009年7月2日下午，佛教在线已经发布了“任公继愈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的消息。7月3日上午，佛教在线撤除了相关资讯。据说，这是“在没有向任公家属和单位核实的情况下，我们匆忙编发消息，实属草率”造成的，不过，这也确实反映了任继愈先生当前受到的待遇，如果是季羡林，自然不会这么“草率”。　　

季羡林和任继愈这两位，都被誉为“国学大师”，又在同一天去世，一个风光无限，虽死犹荣，一个门庭冷落，几乎无人问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二、季羡林及其生平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　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30年代蒋介石大搞法西斯主义，大力向希特勒学习。当时，蒋介石力图培养一批法西斯人才。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法西斯德国。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的“东方学”是建立在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季羡林留学德国到底学的是什么，应该是很清楚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和法西斯德国关系逐渐恶化。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法西斯德国相互宣战。在法西斯德国的中国人除了汉奸、叛徒、特务之外，稍有一点进步思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不过奇怪的是，季羡林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继续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更奇怪的是，季羡林也一直对法西斯德国感恩戴德，宣称"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被鲁迅先生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两人一见如故。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被时人称为卖国贼的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得到其赏识。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解放后，季羡林受到宽大对待。继续担任北大　东语系　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季羡林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8年4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被极右派吹捧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也有人当时就指出：“这些大师们（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高等院校中一些平庸而毫无创意的所谓专家教授）下放时的经历，也不过是体验了一回，历时几千年的中国平民生活的困境而已，况且，只不过是浅尝辄止，谈不上什么冤不冤的”。如果这些大师们把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当成“极其猥琐的事情”，“极其丑恶的事实”，“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老百姓又怎么能不反感这些大师？

除了《牛棚杂忆》，季羡林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 (1957年)、，《<罗摩衍那>初探》(1979年)、《天竺心影》(散文集) (1980年)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 (1980年) 、《朗润集》(散文集) (1981年)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 等。有人指出：“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纪念　季羡林　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非要加上国学，也应当放在二者之后才说得过去，否则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不敬”。的确，如果说因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就把印度学称为国学，那么美国今天对中国影响也不小，是不是美国学也是国学？季羡林本人也说：“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不过，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理论，即印度学也是国学，个中意味深长。

季羡林的绝学是吐火罗文。据说，世界上只有季羡林一人认识吐火罗文，随着季羡林病逝，吐火罗文已经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不知道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为什么不把这门绝学传给任何一个弟子。是弟子们实在不堪造就，是宁愿这门绝学失传也要做世界上唯一认识吐火罗文的人，还是根本不认识吐火罗文害怕骗局被拆穿，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随着季羡林病逝，这可能永远是个谜。只能说一句：季羡林确实够绝，绝学绝，人更绝！　　

三、任继愈及其生平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继愈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　和贺麟　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起，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任继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深夜　，毛主席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毛主席于　1963年12月31日　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此后任继愈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1975年起，任继愈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1987年起，任继愈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任继愈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针对70年代末以来宗教“复兴”的局面，任继愈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继愈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任继愈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季羡林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任继愈也是被下放过的。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据说，在干校期间任继愈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来在80年代起几近失明。也有人希望任继愈写一部《牛棚杂忆》一类的书。任继愈不但没有写，而且表示“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任继愈认为，做学问应该不炒作，而是实实在在在做，有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当然，任继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多少打下了时代的印记，例如他宣称：“新中国这几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不发展的地位上”，“文科没有摆在重要地位上。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这么个提心吊胆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任继愈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表示：“最后苏联垮台以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就倒了嘛，最后时候轮到我们，我就坚信，说不会的，我说中国跟他们不一样”。　　

四、我们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当任继愈在西南联合大学为反法西斯奔走呼号时，季羡林被法西斯德国奉为座上客；当任继愈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时，季羡林仍然死抱着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不放；当任继愈表示中国跟他们不一样，不会走上苏联垮台之路时，季羡林宣称在法西斯德国“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新中国远远不如法西斯德国；当任继愈坐冷板凳默默无闻编修《中华大典》时，季羡林因《牛棚杂忆》被极右派吹捧为国学大师顶礼膜拜；如今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人在同一天去世，一个风光无限，虽死犹荣，一个门庭冷落，几乎无人问津。这一切都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哪一种国学大师，我们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毛主席在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批判与继承”思想，即“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另一种态度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利用传统文化来麻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任继愈是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前者的代表，季羡林则是后者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否定了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利用传统文化来麻痹百姓，实行愚民的反动政策。仅以儒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 月29 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 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1966 年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出了“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指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权威及其“祖师爷”（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学和孔子被划入破除、横扫之列。70 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以批林批儒运动。通过这一系列大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彻底被打垮了。　　

毛主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反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仅以儒学为例，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儒学研究首次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孔子及各个古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在学术论著方面，50年代至60 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学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郭沫着的《十批判书》（再版），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等，是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标志。在学术内容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许多过去从未探讨的与现实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关于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是礼，还是“中庸”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封建阶级还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问题；关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哲学性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关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方面是否整理了六经的问题；关于孔子著作的“君子”与“小人”代表的是否民众利益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的问题，等等。　　

近三十年来，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思潮愈演愈烈。仅以儒学为例，1978 年8 月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提出了重新确立孔子及儒学地位的问题，由此揭开儒学复起的序幕。从1978 年到1983 年，祖国大陆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孔子及儒学讨论会，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宣传“反孔的时代已经过去”。1984 年，孔子诞辰2535 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筹备会”，这标志着全国性孔子专门研究机构的形成。80 年代后半期，祖国大陆又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后三次扩展为国际性会议。进入90 年代以后，儒学进一步发展，甚至越出学术界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渗透。近几年来为孔家店招魂的思潮更加猖獗，不但拒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而且还极度美化儒家思想，把目前中国出现的主流精神堕落，信仰缺失，贪官污吏横生，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物欲横流等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罪为文革时期的“破旧立新”与批林批孔；归罪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归罪为毛主席；归罪为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为五四运动。将儒家思想贴上“国学”的标签到处推销，甚至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推销儒学。　　

如今，在一个余秋雨之辈都被公然称为大师，于丹之流都以准大师的姿态大谈国学的时代里，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也毫不奇怪。这些大师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在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国学大师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不能不令人忧虑。　　

不过，我坚信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终将回到毛主席 “批判与继承”思想上来，终将用回到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方向上来。今日风光无限的季羡林终将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日几乎无人问津的任继愈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那时候将产生一大批比任继愈更优秀的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的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