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之痛 |
| 送交者: 佚名 2003年02月02日21:10:02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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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新世纪第一场全民运动 自19世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无数的中国人为着抵御西方列强的理想，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西方语言的浪潮。 峰回路转，时光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50年，过去西方国家只要在海岸上架起一尊大炮就可以征服的中国获得了独立，实行了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语言的浪潮更是空前。 英语是中国人最早学习的西方语言，同时也是中国学习人数最多的西方语言，它和开始的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一样，都被套上了一个眩目的光环。 ——也许世间再也找不到如此壮观的场景了：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这门和自己文化上毫不相干的语言疯狂，让人提前感到了地球村的早日来临。 看吧—— 在人人敬仰的首都北京，从前只有一些知识“精英”们为走向世界考托、考G、考雅思而奋战，而现在全民学英语的浪潮正劈头盖脸地打来：北京“的哥”不但大学英语，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汉字标音法”，“北京饭店”标成了“北京猴跳楼”；小区里管理自行车的老头也时时念叨几句表示欢迎的英语，时刻准备着为“老外”服务；一些旅游景点的小贩更是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很早就能够朝着好几种外语向各国游客兜售货物，还时不时用外语骂上几句，令人羡慕不已。 各式各样的双语幼儿园、培训班也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学英语要从娃娃抓起”的成了我国执行得最好的“从娃娃抓起”的口号，而在刚刚举办的剑桥少儿英语全国统一考试中，仅北京市就由2.2万名儿童参加。而许多小学生却陷进了英语为首的各种各样考级证的漩涡。 在成都府南河畔，17年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每天都拿着书大声朗诵英语，被当地媒体发现，成了“活到老，学英语到老”的典范。 在古都南京，年近六旬的爷爷学生叶显峰成天抱着英语课奔走进了自己执教几十年的校园，当起了编外学生，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英语，成了南京市学英语的楷模，激励着南京爱学英语的每一个人。 在浙江温州，八旬的老太太参加英语比赛杀入决赛圈，并获得了第三名，让很多不爱学英语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无锡市为了向海内外宾客展示市民良好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政府牵头发起了主题为“英语学习进万家，树立无锡新形象”的活动。 而在广西阳朔的西街，却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外语角，这里的本地人都尽量不说汉语，只用英语进行交流，成了中国唯一不使用中国语言的“世外桃源”。 英语学习的深入人心，其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时千百万人为之奔走呼吁的“民主”和“科学”。在贵州山区一个还没有用上电灯的小村木屋墙壁上，都贴上了北京新东方的招生广告，上面印的“要出国，不要慌，北京有个新东方”的字样在阳光照耀下格外耀眼。 现今，中国人晋职、评职称、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等等，都要求考英语。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英语，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频道专门用英语播音；有人提出用英语教授专业课，甚至连中医学、中药学、古汉语、二十四史，都不能幸免。为了尽量养成学英语、用英语的氛围，有人提议国人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能不用汉语的尽量不用汉语。 如果魏源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惊诧于中国今天的变化，但他一定疑惑：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不绝于耳喧嚣声中，不知还有几人能够记起他最初鼓励学习英语的初衷。 英语考级的破冰之举 “英语四级考试与学士学位证脱钩了。”这条消息从复旦大学——中国最著名的城市上海的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传来，并随着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这更像平静的湖泊里扔进了一块石头，刹那间激起阵阵波澜。 中国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是从1986年开始的，后来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外，许多学校直接把四级的通过与否和大学生的学位证书挂钩，令四级考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 因此，在通往四级的道路上，洒满了学子的愤懑和无奈——“可恨的四级，不知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大学时光，专业课为此大多荒废！”“大家都恨四级，可大家又都拿四级没办法！ ”“四级是个法西斯！他霸占了诸多优秀儿女磨练自我的四年宝贵时光，弄得中国的大学像一堆外语学校……” 但是，学校鼓励学生学好英语的这一“好心”不仅没有得到学生们的欢迎，反而一直遭到学生的诟病。 在新浪网的新闻主页上，只要您输入“英语四级”、“大学英语”或者“复旦大学”等短语，再轻轻点击“搜索”按钮，就会一下子出来十余篇相同内容的复旦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证脱钩的消息。在评论中，学子们欢呼雀跃：“我喜欢英语，但我痛恨四级考试！”同时也充满了理性的反思：“中国的学生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英语学习上。有必要吗？” “其实，四级考试一直遭国人漫骂，但为什么它越来越红透全中国？而且，一伙“专家”撰文写书：这是世界上、宇宙间最大的考试！美国的Toefl,Gre,英国的Ielts等等敢与我四级相比？？见鬼吧！！关键在于：它给相关部门带来多大的、“合法”的利润啊！！！ ” 本来，学位证书与英语四级证书挂钩的措施意在给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学生，但很多有名的老教授却不领情，他们不断地埋怨这些人为的外语关卡埋没了人才。 10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还发表评论称：“（复旦大学）英语四级与学位脱钩是一种拨乱反正”。“复旦将英语四级与学位证书授予脱钩，实质上是对英语级别考试真正本质与职能进行的一次清晰化处理。英语四、六级考试，本属对学生英语水平进行的技能检测，而不是大纲所规定的教学要求。目前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均安排有英语课，学生达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就应该授予其学士学位。” 有关人士指出，复旦大学的这一行为无疑是一个破冰之举。该校实行学位证书与英语四级证书脱钩的政策披露后，立即在北京高校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陈桂明透露，学校已决定国家英语四级证书与学位证书脱钩，建立自己的英语考评制度。北师大、北方交大、北工大等均明确表示，学校正在研究改革方案，英语四级证书有望与学位证书脱钩。 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外语部主任杨治中教授10月1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种将学位证书直接和英语四级证书直接挂钩的做法非常不合理，必须加以改革。 在网络上，复旦大学的这一政策使许多大学生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的快感。 有人认为，这让众多的大学生们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大学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使我们的大学不再充任人们所形容的“英语培训学校”的角色，回归到大学原来的位置。 没学位是心中永远的痛 就职于某外企的一飞先生风度翩翩，英语说得极其流利，一般情况下，老板和境外企业的许多商务谈判，总少不了他。 大学时代，他在英语方面没少下功夫，可从初中开始，他的英语基础一直比较差，一直没有赶上来。 虽然他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但在大学时代的最后一次英语四级考试，硬是以58.5分的成绩让学位证从指间滑落。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在工作后，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奋学习，硬是将自己蹩脚的英语学得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随后，他跳槽到外企。从笔试到面试，一路杀下来，保存了自己，让对手望而却步，成功地谋到了职位。后来有频频晋升，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经常全球各地飞来飞去。 他毕业的冲关失败使他成了全班唯一没有过四级的学生。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那些过了四级的同学大多进了国企或者一些内贸单位，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英语，最后几乎还给了老师。 得知复旦大学学位证书与英语四级脱钩的消息以后，他开玩笑式地说：“现在能给我补个学位证给些慰藉也好。” 学位何时与英语挂钩的 学位证书本来是不和英语四级证书挂钩的。 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徐宝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始于1986年，当时提出该项考试和大学英语不挂钩，国家学位条例也从未把学位与英语四级挂钩列入规定。 记者在网上找到了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也是至今唯一一部学位条例以及它的暂行实施办法。 在1980年第五届全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有关学士学位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一） 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众所周知的那个年代俄语是我们必学的第一外语。但《条例》并没有规定学生必须要通过什么外语测试才能获取学位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的第三条中对学士学位这样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与硕士学位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和博士必须掌握两门外语的明确规定相比，《实施办法》并没有规定大学生必须过英语四级才能取得学士学位。而《实施办法》颁布后，全国人大也没有通过新的学位条例，国务院也没有出台新的补充办法。 从1986年以后，许多学校不约而同地选择学位证书和英语过级考试挂钩的办法，先是三级，后是四级，其用意可以用上海一高校教务处负责人的话来概括：“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增强约束力，促使学生在校期间努力提高英语水平。” 就这样，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就可以在“促使学生在校期间努力提高英语水平”的旗号下工然地违反国家学位条例的规定，把很多处英语外品学兼优的学生镇压在他们手中的“雷峰塔”下。 而这一行为，直到现在，一共延续了整整十六年！ 英语热背后的汉语之冷 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也就是说，汉语和其他五种语言一样，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拥有同等的地位。 在韩国釜山，采访世界杯的中国记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伦敦英语，可是韩国人却不买帐，还是说了汉语，这些记者才填饱了肚子。众所周知，韩国在美国的保护下过了整整50年，而釜山就是美军的基地。 有关人士指出，只要学到2000个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搞科研。可在英语世界里，掌握不了20000个字别想读报，掌握不了30000各自别想把周刊读懂，而大学毕业十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要掌握80000自以上，否则别想顺利工作。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英语的新词不断涌现，层出不穷，而汉语则无需增加新字。 虽然汉语在国际上拥有合法的地位，虽然韩国人喜欢学习的是汉语而不是英语，虽然汉语比英语简单易学，但现实中的汉语却缩做一团向隅而泣，而英语正迅速地热遍大江南北，甚至有人提出让英语来取代汉语的地位。 当代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对汉语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冷漠，而这种冷 漠又源于在现今找到一个“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学好两项技能，那便是英语和计算机。一位大学教授在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时候，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质问：“老师，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她的质问让这位教授无言以对。 一个中国人晋职、评职称、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英语。一个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汉语差一点没关系，但英语不达所谓“国家线”，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许多时候，英语几乎成了决定中国人命运的唯一杠杆。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考过了英语晋升了职称的人，中文写作却不及格，我们常会看到逻辑不清的文件、报告、通知、信件、说明书，常看到语病百出、词不达意的广告、新闻、书刊。 有的大城市规定，今后要让全体公务员都得通过英语考核。这意味着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街道办事处供职，英语考不过去，那职位是不是你的，就有点悬了。还有的大城市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将公厕的汉字招牌拿下，只留下 “Toilet”(公厕)。难道想让不懂英文的国人找不到公厕或是只能用鼻子去找吗？好像还没看到有哪个非英语国家如此这般地为推广英文而冷落本国文字。 今天，汉语使用的粗鄙化和芜杂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人文学者为此痛心疾首，他们中不少人在为提高我们本民族语言的纯度而大声疾呼，而写作的“母语化”问题则竟然成了90年代文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武汉大学教授朱湘在一次讲演中不无感慨地说：“汉语现在已经明显成为了一种弱势语言、一种第二阶级的语言，甚至说得不中听点是奴隶的语言。” 大学教授痛陈英语关卡 不可否认，英语今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不管你的学习如何，你得把90%的时间都放到英语学习上，取得大学英语的四级证书后，你才能获得学位证。 如果你想要考研究生，那你应当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英语学习上，否则你的专业课再好，你的“恩师”也只能隔着一层藩篱对你表示遗憾。 因此，一些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一天中文的情况下，走终南捷径，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嫉妒。 在平时的生活中，不管你从事什么专业，即便是搞中医、中药、古汉语、二十四史的，皆需要应试英语；不管你的专业能力，也不问对提高工作的业绩有多大帮助，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搞企管的、做内贸的，人们的任职和晋职都要先考英语，还要同工资和各种待遇挂上钩。 外语关卡，实际上是英语关卡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丹青教授曾经撰文,痛陈人文艺术教育设“外语关卡”之弊端,指出“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 陈教授痛心疾首地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连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要是在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还是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象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 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所说，为进入硕士、博士学业的人员，结合相关专业设定一个合理的外语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外语几乎作为录取的惟一要求则是荒唐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英语的门槛放低一点、实用一点，让考生多一些精力关注专业领域；同时也给导师多一点选择的空间呢？”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如是说。 等待汉语的最后一课？ 几年以前，在美国教书多年的法国人德里达来北京大学作演讲的时候，开始打算应学生要求用英语，但法国领事馆坚持要他用法语，因为他是法国人。 和德里达相反，在国际场合讲汉语的巩俐却成了某些人炮轰的靶子。 前不久，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担任轮值主席的巩俐被炒得沸沸扬扬，盛传她不懂英语。许多国内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深为巩俐不懂英语的事而感到羞耻，似乎她不懂英语就成了人世间最大的过错，因而要将他全面否定，一棍子打死。 后来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记者采访了巩俐，证明她不仅懂英语，而且还能说得很流利，只是在国际电影节上坚持说汉语而已。 巩俐之所以受到批判，而批判她的却是自己的同胞，并且是那些自诩为中国精英的人。原因只有一个，大凡中国的国际代表团，只要一走出国门，连翻译都不需要，就是滔滔不绝的英语，有些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巩俐在国际场合说汉语表示不理解，感到很难为情。 正像武汉大学教授朱湘说的那样，有的人认为“汉语现在已经明显成为了一种弱势语言、一种第二阶级的语言，甚至说得不中听点是奴隶的语言”，所以，谁在国际场合上一开口说汉语，就被视为落后、封闭，就是“不识时务”；而一说英语，就是进步、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 几年以前，在中国的奥申陈述这种最需要民族语言支持的讲坛上，除了袁伟民之外，中国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没一个人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早在几十年前，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致答词时，这位英语远比汉语讲得流利的科学家，却坚决 要讲汉语，就因为那是母语。 这不仅又让人想起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体验一种语言命运的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鸣，是因为那位老师在那最后一课上，表达了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叹：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这句话可以置换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最美丽的。遗憾的是，这种美丽往往只有在危及语言存亡的时候，才体会得出。 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需要学习别人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为此，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交流工具——语言。但是，中国不需要狂热地吹捧某一外国的语言。学习外语，我们要抱着务实的态度，要学以致用，更不能以抛弃和践踏本国语言为代价。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尊严，你连自己的母语都不重视，就别想谁能尊敬你。”一位大学教授如是说。 时下，在国内的都市里，英语越来越受重视。从幼儿园的娃娃到各行各业的上班族，不花大力气去考英语，快要寸步难行了。有的人又在宣称：“为了养成学英语用英语的氛围，我们不仅要提倡用英语教学，而且还鼓励人们尽量用英语交流……” 记者疑惑，我们非得要扮演一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学生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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