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曉波《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

十多年前，因參與八九民運被關押兩年的劉曉波，剛剛出獄之後便撰文批判中共當局有意誘導民族主義思潮的險惡用心。他是最早警覺到民族主義的危險的獨立知識分子之一，一直將民族主義與獨裁主義並列為兩大批判對象，認為“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是天生的孿生子”。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獨裁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並已經產生巨大危害之時，人們才發現劉曉波那些先知般的預見。如今，劉曉波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再度入獄，而他尖銳批判過的對象－－十年前炮製出《中國可以說不》的那幫“愛國流氓”，再度炮製出續集《中國不高興》，並再次紅遍中國及海外的華人世界。這幾名用民族主義來賺錢的無良商人，如同毒品販子一樣躲在賓館裡欣喜若狂地數點鈔票。劉曉波與他們迥然不同的命運，正凸顯出中國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趨勢。此時此刻，研讀劉曉波所著之《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一書，乃是中國人由臣民或暴民蛻變為現代公民的一門必修課。

劉曉波早年從事哲學和美學研究，經過“六四”的血雨腥風之後，轉而全身心投入到時政評論的寫作之中。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對於劉曉波來說，最偉大的理論都是在應對嚴峻的社會現實的時候產生的，而絕非“躲進小樓成一統”式的、書齋中的學問，比如：面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與美國獨立戰爭的號角，柏克寫出了《論法國革命》和《美洲三書》等堅定地捍衛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相繼興起的陰影下，哈耶克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憲章》等如同燈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見，自由並不是一種抽象的主義，自由知識分子必須回應當代的課題。劉曉波的寫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譜系中衡量：他無時不刻地與專制、獨裁、野蠻和蒙昧戰鬥，他的寫作深深地嵌入到當代中國的肌體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學術是真學術。如果沒有劉曉波如同孤膽英雄一般對抗民族主義狂潮，這個時代還有多少可以誇耀的思想與學術呢？

劉曉波在《單仍毒劍》中指出，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有三種具體的表現：一是極端反美的民族主義，二是極端反日的民族主義，三是反台獨的民族主義，另外還包括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許多本來對現實存在諸多不滿、自身也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的國民，一說起美國、日本和台灣，以及西藏和新疆來，便立即青筋暴起、張牙舞爪、汗流浹背、喊打喊殺，這是什麼原因呢？近年來，隨着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中共當局將民族主義當作最後一張王牌。民族主義的“狼奶”通過從幼稚園到博士的整個教育系統，通過無所不在的宣傳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腦殘”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來民族主義病症的遠因與近果，劉曉波認為，中共當局是操縱檯面上憤青群體的幕後“黑手”。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帶有某種夢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歡性，特別是當它以多數要求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一種有幸參與民族復興的盛大慶典的集體幻想，對任何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是一種無理的卻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而這種精神疾病會逐步加重，最終發展為迷狂狀態：“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加種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於這種夢幻般的要挾和敲詐，仿佛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不遇的神話境界，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着在視野上變成唯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投入到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和生命的聖戰之中。”劉曉波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從“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戰分子”的“憤青是怎樣煉成的”之“三部曲”。

憤青是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中國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劉曉波以“吸毒”形容“愛國主義”之鼓譟，德國人類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則使用“巫術詞”這一概念。卡西爾發現，在原始社會裡，巫術的語言具有一種占支配地位和壓倒一切的影響。在奧維德的《變形記》裡，巫師梅德亞說：“靠巫術的歌聲和咒語，甚至可以把月亮從天上拽下來。”由此出發，他認為納粹成功的秘訣正在於此。從《納粹德語－－現代德語用法匯編》一書中便可發現，納粹創造了一套新的術語，“鑄造這些術語的人對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宣傳藝術有着精湛的把握。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靠最簡單的手段刺激起了最為強烈的政治熱情。”納粹掌握了最先進的科技，卻用原始社會的精神控制術來蠱惑數千萬德國民眾：“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沒有私人領域，沒有政治生活的獨立，人類的整個生活突然間被新儀式的高潮淹沒了。它們就像我們在原始社會裡所看到的儀式一樣固定、嚴厲和不可抗拒。”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當局是“騙你沒商量”，民眾則是“被騙沒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學家海德格爾，亦乖乖服從納粹之訓導，因為“政治神話的行動方式活像一條毒蛇，它在攻擊其犧牲品之前先努力對其進行麻醉，使人們沒有怎麼抵抗就淪為它們的犧牲品，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就已被擊敗和征服了。”可見，僅靠學識和良心，並不足以抵禦民族主義加國家主義的催眠術。

今天的中國，情形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極為相似。中國的民族主義日漸高漲，而國際社會亦同步採取綏靖政策；不僅憤青迅速將民族主義提升到種族主義的階段，若干學者作家也昧着良心推波助瀾、添油加醋。被官方冊封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季氏在《憶往述懷》中說：“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後。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就是中國的“學術泰斗”的思維水平，學院體制內的“學問”水準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愛國”，一個翻譯家焉能攀升為國學大師？對此，獨立學者冉雲飛批評說：“‘愛國沒商量’－－這樣的‘愛國論’與‘偉光正’在無視邏輯、撒謊的知識譜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強大的同構。官方不樹立季先生為‘國寶’，他還樹立誰呢？”他進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專制獨裁才是他們的新國學造神運動的內核。而這樣的運動正需要季羨林這樣‘愛國沒商量’的‘國寶’作為旗幟，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看看最高當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規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季先生在當今中國為什麼這樣紅。”季羨林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也不是“老糊塗了”，許多年富力強的學界名流，也作出了與他同樣的選擇。甚至有很多還是當年與劉曉波並肩作戰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的批評向來是不憚於點名道姓的：“歷史的輪迴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還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論者，轉眼之間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結而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學者也被民族主義思潮裹脅而去，如甘陽、李陀等人，他們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卻變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謬誤、弘揚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行列。”與劉曉波一樣，這些年來，我也看到身邊不少朋友所發生的驚人的精神變異。讀了劉曉波的分析，我才明白，這些所謂的“觀念轉變”，其實都是圍繞着名利二字發生的。

與那些“變色龍”式的人物相比，劉曉波前後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變，他對名利的誘惑有免疫力，也就對民族主義的蠱惑有免疫力。他回顧說：“六四前，我作為極端的民主虛無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既暴得大名又頗受非議。六四後，我作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為賣國主義者而痛加討伐。今天，面對當前的民族主義狂潮以及喪失了做人的起碼誠實和良知的中國知識界，我只能說：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西化論者，因為我堅信塵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的自由、尊嚴和創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華－－自由主義－－恰恰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和激發人的創造力提供了一套價值觀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發源於此的現代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擲地有聲。劉曉波並非“西方中心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他熱愛西方是因為人權和自由這些觀念都是肇始於西方，他拒絕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處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奴隸的生存狀態。法國政治學家菲利普-尼摩在《什麼是西方》一書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確立並一點一點滲透到社會習俗中。西方人領悟了人類能夠而且應該走得更遠去尋求真，人類面前是一個由無數新發現組成的未來。這種信念共存於我們的文明以及與科學研究並肩而行的一切精神價值和精神態度之中：理智的誠實、真實感和客觀證據觀念、學習的欲望、博學的目標、對權威論據的徹底摒棄。……所有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發生，抑或如近來那樣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的影響之下發生。除了西方沒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價值，也沒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來保護和實施這種多元制。”基於此，一個人權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國，必然是謙卑地向西方學習的中國，而不是揮舞民族主義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為榮的中國。

少年時代，劉曉波是我沒有見過面的啟蒙老師；近十年來，劉曉波是我身邊最親密的良師益友。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長輩知識分子對我影響超過他，我的精神世界沒有被“愛國主義”這個巫術詞所擄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劉曉波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認定，也成為我永遠不變的座右銘：“作為一個人，我渴望過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創造性的真實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渴望經歷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順應人類主流文明，埋葬專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生，成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的人類成員。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別無選擇，中華民族亦如此。”



－－原載：《縱覽中國》，2009-08-14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2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