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起发生在高等院校的学术失范事件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其中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把抄袭别人的东西当成了终南捷径。有的自己学问不错，翻译外国人的学术著作本来也付出了劳动，但一时被虚荣心迷住了眼睛，译著当成论著发表。笔者前些时候在上海见到王元化先生。他谈到对一位学有专长又有失误的中年学者，既要批评，也要爱护，不要一棍子打死。对此，我是很赞成的。

我觉得，抄袭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的情况而言，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罗列学术腐败的十大表现，这个问题进不了前三位。

更突出的问题我想说三个：一个叫学术依附，一个叫权钱交易，一个叫逆向淘汰机制。这三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学术，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性是很强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几乎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婢女，从整体上丧失了独立的品格。由国家机器垄断学术研究，如果在技术领域还能搞出两弹一星，那么在社会人文领域，后果必然是一花独放，百草雕零。最早指出这个体制弊端的是顾准，他1973年就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就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顾准文集》344页）的确如此。在这种从苏联学来的体制下，和最高权威不同的思想学术见解，再有前瞻性，也难逃厄运。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从杨兆龙提出的以法治国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到顾准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莫不遭到封杀，社会学等学科干脆全军覆没。

80年代以来，从苏联引进的学术体制开始受到质疑和反思，学术界的独立的意识开始觉醒，民间逐步拓展出一点学术空间。但到为止，这种民间的学术空间仍然十分有限和脆弱。民间成立学术社团要受到控制和限制。国内外的一些企业、财团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数量少而不稳定。一些出版社出版民间学者主持的学术丛刊，往往因人事的变化和经费的萎缩而停顿。从整体上看，学术界的民间空间和独立性还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平。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科研经费受控于政府财政，学术刊物只允许官办，专业职称评定由官员调控。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学术研究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机器的导向之下。政治权力想调动财力向那类课题倾斜，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90年代以来，党政官员调任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现象有增无减。经过80年代倡导干部四化，这些官员自然也有较高的学历，也有教授、研究员一类的职称。但他们毕竟原来从事的是党政领导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到了学术机构，他们也要抓科研，也要领衔搞项目。但这些项目的特色往往近乎政治宣传，而与中外学术传统大异其趣。政治家有个什么新提法，他们就组织学术工作者一拥而上地论证阐发，多少科研经费为此而支出，多少“论文”因此而自诞生、多少书籍为此而出版、多少奖项由此而问世。与之相比，不论在声势上还是数量上，民间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远远地不能望其项背。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日甚一日，使整个社会弥漫在一种腐败的氛围里。要让学界身处其间洁身自好，那真是天方夜谭。腐败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权钱交易。官可以买，其他公共权力可以买，与学术有关的利益为什么不可以买？什么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荣誉，无不与各种交易联系在一起。包括两院院士的增选，也不无权钱交易。难怪有人说1948年选中研院院士是学术至上，1955年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是政治挂帅，90年代竞争院士是金钱开路了。

我在《学术界》2000年第3期上，读到两篇文章，揭露陈国生的著作用的是假书号，出版社不承认。其实，问题恐怕还是此生口袋里钱不多。在今日之中国，只要书籍的内容不犯忌，有一两万块钱弄个真书号又有何难？由各级各类掌握公共权力者领衔主编的用真书号出版的没有任何读者有兴趣光顾的“学术”垃圾，其实比假书号出的书要多得多。

现行的体制，一方面鼓励学者混官，谋取公共权力，然后利用公共权力去占有学术资源、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一方面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对于健康的学术力量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制、伤害和摧残。学界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愿意与这种氛围同流合污，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直面现实，着眼于社会的进步，研究真问题，于是受到种种压力。被点名批判的有之，被单位解聘的有之，被出版机构拒稿或要求不属真名的有之，在评定专业职称时穿小鞋就更不足为奇了。大学本来是靠名教授支撑的。有一所院校，本来就知名教授就不多，但现有的知名教授却被冷冻起来。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主要执笔者的孙长江教授，其学术造诣本来有目共睹，竟连指导研究生也不允许。还有一所大学，学生评选了十名最受欢迎的教授。因为名列第一的教授独立性较强，校方于是在公布名单时以姓氏笔划为序，把他排到后面。这些小动作虽然不像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专政手段那样致人于死地，但长此以往，也难免要将中国学界导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才是中国学术界更严重的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