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杨义先生，担任了多年的博士生导师，身兼两个中国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的所长。这样一位享有极高学术地位，业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学者，在2000年以同等学力资格申请了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效应的学界新闻。他的博士论文究竟写了哪些内容？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态重返校园？他自己怎样看待媒体对‘博导攻博’事件的炒作？这本书中即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这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杨义所著《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这段话就是印在该书封底的一段话。该书内文的最后，有将近30页的篇幅、洋洋数万字，是关于杨义读博士一事的，其中既有当时的一些相关报道，也有杨义本人对此事的最新看法。

　　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版，与一个新闻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很有点意味。现在，出版者又反过来以这一新闻事件作为一个卖点，来继续推动这一学术著作的推广、发行，当然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业界新闻了。

　　据当时最早报道此事的祝晓风说，他早于2000年11月就知道杨义读博士一事，当即着手采访。但杨义极力回避此事。记者以极大的耐心，等了三个多月，终于将这一新闻报道出来。杨义在刚刚出版的这本书中，称这篇极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报道“是善意，并充满好奇心的”。看到这话，不免令人感慨。

　　祝晓风写这篇报道时极具好奇心，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有的职业激情，但如果说“善意”，我看倒未必。谁都知道，抓住具有轰动性的新闻，并将其最快报道出来，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的追求。从职业的角度说，这一点做得好，就是一个好记者，一个“善”记者。但这对于被报道者来说，却未必都是幸事，未必都“善”，杨义读博，即是一例。杨义是不愿将此事公开的，毕竟挺尴尬的。但越是当事人不愿披露的，往往越具有新闻性，是真正的新闻，这也算条新闻规律。——当然，记者能愿冒此一大新闻被他人抢先的风险，耐心等待三个月，还是有一定善意的。

　　尽管杨义从前年此事刚披露直到现在，都一再表态他本人对于读博一事抱一种坦然而又积极的态度，但是谁看不出杨义本人的尴尬呢？而且，岂止是杨义一人尴尬，简直是整个学术界都尴尬。

　　当时议论蜂起，至今余波未平。

　　我个人以为，此事所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深层意义上，学术界已被名利场逻辑所左右。这样一种东西是无处不在的，更何况，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远不够完善，学术缺乏独立评价体系，现有的学术评价缺乏权威、公正，学者不得不为眼前的物质利益所左右，等等。你有再大的学问，也要兑换成“博导”、“顾问”、“学术委员”等等，才有意义，正如写出好新闻的记者如果不得新闻奖、没有评上高级记者，你那些业绩又有什么用？杨义能以“不断学习”论为由去应对媒体，还算是有点天真可爱之处。但是，谁信呢？

　　所谓当年的“最具轰动效应的学界新闻”，其实也就是在两年前。但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让人感觉已是很久了。

　　附：

我的博士学位风波 选自杨义《京派海派综论》

　　我只是想说明，自从跨进学术的门槛，就一直想遵循着学术的内在逻辑，锲而不舍地潜心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心无旁骛，以补救自己资质上的不足，争取做一点于心无愧的学问。其间，我也并非不想攻读博士学位，以便在名师指点下提高自己的学术资质。但是，一则由于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国家的博士学位制度尚未健全；二则由于我到研究所之后，即开始了个人独力撰史的项目，按照学术运作的内在逻辑欲罢不能，不能中断一个有益于学科建设的研究计划，更不能让出版社接受我的第一卷书之后，第二卷、第三卷长期搁浅；三则由于我是个俗人，还想在研究所里老老实实地当个研究人员，以便按部就班地进入住房分配系列，免得由于我的潜心研究给家庭带来过多的拖累。如此岁月磋跎，虽然早些时候，也有些老先生希望我报考他们的博士生，但随着年岁渐大，博士学位也离我愈来愈远。这我也不介意，作为一个从边远的海滩上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命运的关照已经不薄了。

　　不曾料我在1987年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之后，应邀写成一本《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小册子，出版社本来答应3个月出书，若能那样，是多少可以得风气之先吧。但一拖竟然7年，直到我要去台湾“中央研究院”讲演同类题目的时候，才获得出版的光荣，不给稿费，只给300本书。书很小，我每次出差都带几本送给朋友，因为这是在书店里很难买到的。它似乎还可读，还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甚至还能听到一些同辈的或长辈的、海内的或海外的同行的夸奖。最让我出乎意料而又最上心的，是一次在外地开会，我赠书给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陆耀东先生，他当晚就把书看了，第二天就对我说：“你这本京派与海派的小册子写得好，学术含量和文化含量比我们一些博士论文还要高。”我从这些话中，感受到一位长辈学者对一个后学的厚爱和欣赏。我当时是开玩笑，后来是很认真地向他提出，能否用此书向武汉大学文学院申请论文博士学位。他答应回去与领导商量，并且说资格考核和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正如前面所说，我之做学问，向来是抱着当学生的态度的，并不认为自己当了“博导”，还当了什么所长，就学问到头了。我总觉得，能够在学术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还发现许多人可以拜为老师，这意味着他的学术青春还在，他的学术还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不妨借这次申请学位，向自己的学术生命力挑战，看看它是否青春犹在，是否还有活力。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接受陆先生的指点和教诲，认认真真地接受武汉大学对我各项资格的考核和审查，反反复复地按照博士论文的标准修改和扩充原来的文稿，然后抱着端端正正的求学态度，听取答辩委员会的指教和质疑。应该说，通过这次申请博士学位，我不仅增长了学问，也体验到做学问之道，实在是人生难得一遇的值得珍视的经历。

　　我也知道，此事有些越出常轨，可能会产生某些新闻效应。因此我一再请求知情者保守秘密，尤其是它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我相信我还有追求学问上进的权利，但我希望对此事作“冷处理”，就像我长期默默地坐冷板凳那样。怎么也想不到，在我通过答辩后的第3个月，有位朋友告诉我，《中华读书报》以头条和几乎整版的篇幅披露我将获博士学位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