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教授”為什麼不能稱為“叫獸”》一文，有點意猶未盡，更有點於心不忍，於是便想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道德狀況做進一步考察。我希望說服自己，教授的墮落確實屬於個別現象，不要瞎子摸象，以偏概全。假如只有百分之十的知識分子墮落了，那麼可以算少數，假如真的像有人誇張的那樣，知識分子中百分之七十都墮落了，那問題就很嚴重。同時，我還希望把這個責任區分清楚。我假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一直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守望者，理應成為阻擋道德滑坡的最後一段堤壩。假如知識分子真的出現了整體墮落趨勢，那麼我希望證明，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墮落的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沒有堅持住操守。責任不在他們，而在社會環境，只要社會大環境改善了，他們就會變好了。

但是，殘酷的事實給了我當頭一棒，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我的假設完全錯了！知識分子正是造成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正是他們的率先墮落才導致了中國社會的迅速而全面的墮落。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論證，不遺餘力地鼓吹，而且親自實踐，親手推動了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滾滾濁浪。要懺悔、悔改、需要靈魂救贖的首先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古代稱為“士”或者“士人”，在老百姓眼裡，叫“讀書人”。古代士人是中國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傳播者、和繼承者。從古至今，士人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傳承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異族統治下，他們也沒有放棄堅持，頭可斷，血可流，民族氣節不能丟；他們堅持用中國文化改造“夷狄”，因此保持了中國文化的長盛不衰。

中國古代教育對像是士人，培養目標則是“學而優則仕”。因此，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和權力階層關係密切，古代的選士制度，包括科舉制度，正是由“學”入 “仕”的門坎。誰有能力跨過這道門坎，誰就能進入統治階層，施展自己的治國理想和抱負；能力不濟者則只好選擇“獨善其身”的道路，退回社會下層尋找謀生手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士人階層的做人準則。一部中國歷史，也充滿了士人 “遇”和“不遇”、“仕”與“不仕”、“達”與“不達”的矛盾糾葛，但是家國情懷一直是中國士人的本質特點，無論窮困時還是顯達時都不忘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更不背離仁義道德。因此古代中國有隱逸情懷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隱士並不多。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為人稱道的是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君子”就是具有完美理想人格的知識分子，他們以道自任，洞悉道與勢，或者“天理”、“人道”與政治權勢之間的互動關係，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其基本信念就是“道尊於勢”，道才是終極價值和真理，決不“枉道以從勢 ”，也不“曲學阿勢”，因此才“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荀子《修身》）；“邦無道，富且貴焉，恥矣。”（孔子《論語》）。不隨波逐流，不曲阿奉迎，寧可忍受貧乏飢餓也要堅守“道統”，這就是傳統知識分子的高尚節操！

明代呂坤在《呻吟語》中這樣解釋“理”和“勢”的關係：“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既奪焉，而理常伸於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者，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以不辭而敢於任斯道之南面也。”就是說，一個政權的正當性歸根結底在於講“道理”，即天理和人道，而讀書人則應該敢於以道制勢，而不枉道以從勢。知識分子具有剛正不阿的獨立人格，君子“固窮”，“士可殺不可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歷史上的可歌可泣的例子不勝枚舉。

可以說，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始終是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和守望者。他們或者立言傳世，或者進入官僚系統成為士大夫，即使在鄉下，也有“鄉紳”在守護着傳統道德，從而保證了中國社會的道德秩序一直處於較高水平。


但是，人們痛苦地發現，今天，作為人們心目中的“道德守望天使”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整體墮落了！論文造假，成果抄襲，貪污腐敗，賣淫嫖娼，行賄受賄，潛規則盛行，無所不用其極，種種惡行令人髮指，觸目驚心。有人激憤地認為，中國知識精英集團已經蛻變成了一個最為不學無術、最為道德墮落、最辜負民族期望、最沒有學術貢獻、最缺乏時代方向感、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自甘沉淪的“偽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在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心目中，既無道德權威，也無學術建樹，更沒有引領啟蒙民眾思考行動的號召力與執行力，普遍受到社會的懷疑、嘲笑、甚至否定。

張承志在《以筆為旗》中對知識分子墮落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將文人分為如下幾類：東施抹上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糾纏在稿紙卷頭卻意在高官流水賬的人，因不逞和無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衝鋒可是不見流血的人，以及種種這棵樹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賢治則說：知識分子算什麼東西呢? 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築造輝煌的聖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而現實是，他們正在成為後者。

中國當代官僚集團的整體腐敗已經無可救藥。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令人絕望的現實還不是官僚階層的腐敗墮落，而是知識分子群體的墮落。聞一多先生曾經說過：一個民族政治可以腐敗、經濟可以腐敗，但教育不能腐敗。如果一個民族的教育和知識分子也腐敗了，那這個民族就從根本上垮掉了，相反，只要知識和教育還沒有腐敗，這個民族總還是有希望的。知識分子的墮落，是中國良心和靈魂的墮落；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首先也是自己良心和靈魂的墮落。知識分子的墮落將葬送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中國知識分子墮落有跡可尋。客觀地說，中國知識分子命途多桀，在被打成“臭老九”，經過了幾十年的“改造”以後，只在八十年代有過短暫揚眉吐氣的時光，那時全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地位迅速上升。可惜，好景不長，他們享受舉國尊重的美好感覺還沒有多久，便面臨着新的精神失落。他們一下子便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亂了方寸，陷入了“守道”還是“失利”的尷尬境地。本來以固守“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道德為榮，此時則急功近利，急於取利，便連“道”也放棄了。閘門一開，便成決堤之勢。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長期的處於“被改造者”的地位，或者習慣充當意識形態“馴服工具”的角色以後，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已被嚴重扭曲。這表現在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知識與權力的共謀，知識界陷入墮落與庸俗，知識分子道德沉淪，人文精神淪喪。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已經良知喪盡，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馬前卒，或者淪為權力與財富的追逐者。王力雄在《渴望墮落》一文中寫道：以王朔的小說與賈平凹的《廢都》為代表的文學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與其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對於“墮落”的渴望。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經成為時髦，文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墮落並炫耀着自己的墮落。

渴望“墮落”的中國知識分子引領風氣之先，由此導致了全國範圍的道德大滑坡。知識分子不僅要對中國人的精神失落承擔責任，而且要對整個中國的道德淪喪承擔責任。

事實正是如此。正是一向以社會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率先墮落，並從理論上論證了墮落的合理性，才導致了整個社會的急速墮落。社會學家鼓吹性解放，鼓勵每個人自由地用自己的身體追求快樂，離婚率上升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換妻（男人之間交換老婆過性生活）行為不存在道德問題，於是，性解放浪潮迅速泛濫全國；經濟學家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論證說，賣淫嫖娼既可以解決妓女的生計問題，也可以使嫖客得到享受，更可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這種理論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熱烈歡迎，於是，全國各地大力發展這種“無煙”的“綠色”產業，中國式“紅燈區”如雨後春筍，迅速覆蓋全國，短短二十年間，便湧現出一支龐大的黃色娘子軍大軍。研究社會制度的學者則要人們相信，貪污腐敗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進經濟增長，於是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而一些以反傳統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則竭盡全力地糟蹋着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徹底摧毀這些束縛中國人的精神“枷鎖”，中國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於是，整個中國，特別是年輕一代虛無主義泛濫，視道德為無物。如此這般，中國社會不出現道德淪喪大潮，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知識分子功莫大焉！

再說說大學校園內部的怪現象。從二十世紀90年代開始，居於象牙塔內的知識分子似乎一夜之間便被迅速地商業化了。大學管理層的主要任務是想方設法爭取國家撥款，研究怎樣收學費，以及建造富麗堂皇的大樓。大學教授則可以一人帶上四五十個博士生，這些博士負責為教授批量生產專著、論文或完成項目。教授們聚在一起談論最多的是項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傍大款早已經成了某些有姿色的女大學生的生活的一部分。肥水不流外人田，博導們在招生中明碼標價，而且理所當然將女博士當作自己的床上玩物。“衣冠禽獸”和“教授”一樣可以戴在博導的頭上，因此“教授”當然也可以稱為“叫獸”。在昔日神聖的學術殿堂，再沒有了信念和堅守，道德與拯救，沒有了崇高的信仰，有的只是無盡的消解與麻醉、放蕩與放縱。這些知識精英、人文精神的守護者的墮落令人寒心不已。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這正是當代中國社會最讓人憂慮的現實。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是社會正氣的中流砥柱，知識分子的墮落敗壞的是整個民族的文化、良心、思想、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和靈魂。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人文精神與道德徹底和最後墮落的重要標誌，因此有足夠理由引起全體中國人的 “大恐懼”。

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完全失去信仰支撐的畸形社會，淫逸成風，崇高遭褻瀆，欲望在肆虐、自尊被放棄，道德在墮落、到處瀰漫着的是世紀末的頹廢和瘋狂。這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危機。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救知識分子，必須首先呼喚知識分子良心道德的回歸。導致中國道德危機的知識分子必須從墮落中爬起來，站起身，正人先正己，逐步恢復民眾的信任，重新肩負起修補、重建早已百孔千瘡的道德大廈的責任。道德淪喪只需一夕之間便可達到，而道德重建則是一項極為艱巨、極為漫長的再造工程。

解決知識分子整體腐敗問題，一要靠制度的建立，二要靠知識分子心中尚存的道德良心，但是，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具有終極關懷的精神價值系統。唯有這樣的精神價值系統才能提升道德，托起生命，把沉溺於物慾的人們從腐敗和墮落中拯救出來，賦予人們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尚存良知未泯者，尚存閱盡滄桑、歷經坎坷依然憂國憂民壯懷激烈者，尚存孜孜追求並堅持理想和信仰者。有位老學者對賈平凹的《廢都》所做的評價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激憤之情躍然紙上。這樣的“明眼人”為數並不少。今年暑期，我在北京海淀基督教堂參加了一次主日崇拜，親眼看到了許多大學教授、大學生、研究生，在那裡為中國守望、禱告。一個小小的教堂每個星期天竟然有六千人參加崇拜，分上下午四個堂進行，有傳道人十四人。同時，還有大量分布在校園內的團契和查經小組。我相信，他們才是中國的鹽和光，中國道德的守望天使，中國未來道德體系重建的重要力量，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