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 “抄袭的一代”——兼与倪乐雄先生商榷 　　时间:2002年1月12日 作者：周祥森(《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 来源:学术批评网 　　华东理工大学倪乐雄教授最近就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抄袭事件发表了很好的评论。倪教授的评论文章最初发布在学术批评网，题为《“抄袭的一代”？》，后据说因该文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1月17日刊出，网上发布不到一天又应作者要求暂时删除了。1月7日，中华读书网在“每周学术”专栏中刊出了此文，标题略有变动——《我们这一代学者是“抄袭”的一代？》（http://www.creader.com/news/20020107/200201070010.html。系转发自学术批评网）。两天后，1月9日傍晚，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周刊”也在“第一时间”醒目地登出，文章标题改为《我们是“抄袭的一代”？》（http://www.cc.org.cn/zhoukan/diyishijian/0201/0201091000.htm）。 　　笔者对倪教授的不少评论持赞同意见，但对于倪教授界定“抄袭的一代”的方法却不敢苟同，因为倪教授的界定方法对于人们分析学术腐败的外部根源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并有可能为某些抄袭剽窃者“漏网”、推卸责任开出一扇方便之门。 　　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屈指算来，老一代学者教授几乎没有类似行径，而抄袭的一代人皆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既‘革’宗教的命，又‘革’传统道德的命，几乎什么都‘革’，所以这代人既没有信仰支撑、也没有道德支撑，只剩下一个‘利’字为其立身之本。”于此可见，倪教授说的“抄袭的一代”，指的是出生于“文革”、而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他们之所以抄袭，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传统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刻上了烙印，产生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过了二三十年，直至20世纪80、90年代，他们依然生活在“文革”传统的笼罩之中。这样说来，抄袭者至多只不过是“文革”的受害者罢了。抄袭剽窃也好，“既没有信仰支撑、也没有道德支撑”也罢，非这代人之过，要怪就只能怪他们生错了年代。 　　很巧合的是，笔者出生于“文革”，成长于“文革”后，但乍听此论，却颇感吃惊。而更让笔者吃惊和不解的，则是倪教授依据年龄来界定“抄袭的一代”的作法。这使笔者联想到“文革”年代盛行的家庭出身论（血统论）和阶级出身论。在世纪之交，一个学人生错了年代，就和“文革”时期一个人生错了家庭、生错了阶级一样，真是一种极端的不幸！不过，有一弊即伴之以利，于“罪”者，则可以不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是他无可更改的出生年代、家庭和阶级成分造成的；而欲追究其“罪”者，也可获致便捷的、一劳永逸的途径：追究其出生的年代、家庭和阶级即可挖出其“犯罪”的根源。关于“抄袭的一代”的年龄论，其谬亦如此。网友“神枪手”在世纪沙龙的跟帖中提出“‘一代人’都被绑架了？”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若欲从外部分析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我觉得最靠得住的界定方法应是依据该学术现象大量发生的年代，而不是该学术现象当事人的出生和成长年代（或者说当事人的年龄）。这是一种基于学术史角度的界定方法。因为一种学术现象构成为某一时代的重要而显著的学术特征，即可以该种学术现象来命名这个学术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史上我们可以定它为诸子时代，两汉特别是东汉为谶纬时代，魏晋南北朝为玄学时代，宋明为理学时代，清前期为考据或朴学时代，等等。诸子学人之为诸子、谶纬家之为谶纬家、玄学家之为玄学家、理学家之为理学家、考据家或朴学家之为考据家或朴学家，与其出生、出身及年龄无涉，只与其学术活动特别是学术成就，即是否预此学术之潮流有关。 　　抄袭剽窃这一学术现象是否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学术特征？笔者不敢遽下论断。但似乎可以把范围缩小到“一代”，即把20世纪最后二十年定为“抄袭的一代”。在“抄袭的一代”，有幸夺得“第一”桂冠的第一个抄袭者是谁，笔者未做确考。“一代”的时限一般是二三十年。所以，如果把20世纪80、90年代划为“抄袭的一代”，大致上还是说得过去的。 　　前后两个十年相比，从报刊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后十年即上一世纪90年代的抄袭现象要比前十年即80年代要普遍得多，也严重得多。90年代初以来，抄袭事件不仅越揭越多，而且抄袭者所在学校的知名度也一个比一个高，从复旦、南大到北大、中国社科院，无一幸免；抄袭者也由一般的名不见经传者发展到教育部评定的作为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楷模的“全国高校青年优秀教师”、博士生导师，其抄袭的手法也日新月异，明抢暗夺，无所不用其极。从《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以及世纪中国网、学术批评网等媒体公开批评的抄袭剽窃事件来分析，在目前的文抄公队伍中，尽管不排除“‘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占相当大比例的可能性，如出生于60年代的北大王铭铭教授、原华东理工大学胡黎明教授，但同时也不能因此排除“文革”前已“成长起来”或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学生的人，如出生于50年代的复旦申小龙教授、张汝伦教授，甚至不乏出生于40年代的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导。因此，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目前，在不同年龄段的学人中，或许都有程度不同、数量不一的抄袭剽窃者。换言之，抄袭剽窃现象很可能分布于各个年龄段的学人之中。所以，把“抄袭的一代”的帽子一下子扣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头上，大概是失诸简单化了。 　　（写于2002年1月11日，完成于1月12日。初稿完成后，曾寄杨玉圣先生教正，玉圣先生从字词句到材料都做了认真的修改、补充，值此完稿之际，谨致谢意。）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