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电部部长担任领导，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水电部的副部长和总工程师，而上述的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都是在部长领导下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人。不支持该工程的人不能成为论证过程的领导者。其次，在邀请专家时也有明显的偏向，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这样，在被邀请的400多位专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对上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水电部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的孙越琦。

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锐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水电部负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山的意见就是水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由于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确实很忙，没有更多的精力，所以也未继续、主动地参与这件事。

在论证过程中，水电部经常故意不提供备选方案，使得参与论证的专家被迫只能论证水电部事先预设的那个方案。所以，后来我曾批评说，皇帝选皇后，也不能只有一个候选人，至少要有三、五个，甚至八个、十个，若只有一个候选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可是，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预案都是唯一的，即使有人提出了备选方案，也常常不被水电部领导人接纳。

据了解，有关方面也研究过三峡工程的替代方案，例如，长办曾根据论证的要求，提出过长江防洪的替代方案，即“在做好1980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础上，中游加固堤防，扩大并完善分蓄洪区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的方案”。在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的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个方案不符合水电部领导的意图，于是水电部要求长办再作补充性研究报告，然后召开了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讨论会，终于达到了否定替代方案、肯定三峡工程的目的。同样地，在发电和航运等方面，也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但都被水电部轻易地否定了。

又如，在论证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时，虽然提出要比较各种蓄水位方案，但还未展开讨论前，领导就授意水位组提出了初选的175米方案；许多老专家如施嘉炀、张昌龄、李鄂鼎、罗西北、黄元镇、张启舜、何格高等，都在论证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提出了蓄水位较低的150、160米等方案；但水电部领导都不予考虑，还是始终坚持预定的175米初选方案，结果，这个初选方案最后终于通过了，成了现在的施工方案。

另外，在论证的组织过程中，专家们被限制在各自所参加的专业组范围内讨论，不允许他们就有关三峡工程的整体性问题发表意见。例如，水文专家组只许涉及水文资料的问题，地质专家组只负责地质评价。然后，各专题组的专家们就被要求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实际上，许多专家对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从无机会公开讨论公开研究，也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证的主持者竟然宣布，在14个专家组的412位专家中，只有9位专家未签名同意三峡工程的方案。这种统计结果首先是盗用了专家们的信誉，因为专家们的签字只是他们各自小专题的研究结果，他们并无机会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若上马则应建多大规模等关键问题表态。其次，在学术论证问题上，岂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是非呢，更何况水电部领导在组织论证中得到的所谓“多数”还是个虚假的数！

更荒唐的是，由于水电部为了保证论证结果达到部里的预设目标，把各个专题组的研究相互分割、彼此孤立，而丝毫不顾专题组之间相互矛盾的意见是否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例如，泥沙组为了减少泥沙淤积、延长水库寿命，提出的水库运用原则是“蓄清排浑”，即汛期到来时，开闸放水，让带较多泥沙的浑水下泄；而防洪组从汛期的拦洪需要出发，提出的水库运行原则恰恰相反，是“蓄浑排清”。那么，究竟汛期到来时，三峡水库是要关闸蓄洪、减轻下游洪灾呢，还是开闸泄洪，减少库区淤积、加重下游洪灾？蓄了洪就必然严重淤积、水库寿命会大为缩短，保了水库寿命、那三峡水库实际上就根本没有防洪能力。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居然都假装未发现，而听任泥沙组和防洪组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论证报告都顺利通过。由此可见，论证领导小组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谨慎小心的论证，而是怎样让论证过关、让工程上马开工。

最后，在如此论证的基础上，水电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供代表审议。严格地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代会代表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何况，提交给人代会的报告根本是水电部“一言堂”的产物，连专家们都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怎能强迫人民代表们负起为水电部背书的责任呢？虽然代表们并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但不少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于是三峡工程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表决结果，有177人反对，644人弃权。后来我就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代会上给代表们看的全是正面意见，没有反对意见；但在会议讨论时，很多专家和代表（特别是四川代表）还是提出了问题的不同意见。

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反映出两种倾向的结合，一是主其事者主观、专断，没有科学头脑，又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二是防洪的指导思想中片面依赖大水库拦蓄洪水。

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吗？且合理吗？

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我一向是反对的。1993年3月12日，三峡工程尚未宣布正式开工，我出于责任心，曾给中央常委上书，题目是“关于三峡工程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我写到，现在通过的175米大坝方案必将引起泥沙淤积，影响重庆港，阻碍航运。七十年代谈论葛洲坝问题时，周总理曾明确指出，长江开发，航运第一；他还疾言厉色地说道，如果碍航，就要炸坝。我就三峡工程问题问过负责论证航运的交通部的同志，他说，三峡大坝175米方案有关航运的问题，有些并未落实。我认为，长江航运关系到四川的改革开放和今后的长远发展，至深至巨，这同所谓的荆江大堤受千年一遇洪水的威胁，自不可同日而语。在论证175米大坝方案时，并未提出准确可靠的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我在这次上书中最后说道，“我郑重向中央建议：请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反对三峡工程（或175米方案）现在就上马的专家学者，开一次会，认真听取一次他们的意见。请原谅我说句老话：只有兼听则明”。

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到底的态度来谈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还是得说出来、写下来，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峡工程上马、开工之后，我仍然写了个意见，认为工程应当停下来。最近香港增订再版我1985年出的《论三峡工程》这本书时，收集了过去十多年中我的有关文章和意见书。我在此书的“再版前记”中说，“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至于要说明我为什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就需要先了解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导思想是否合理、以及三峡工程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工程，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说法经常变来变去，怎样说有利于工程上马，他们就怎么说。七十年代时电力紧张，水利部门就强调说，修三峡水库是为了多发电；现在电力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就宣传说，这个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防洪，好象有了三峡工程，长江的洪水就可以解决了；最近，又稍稍有点改口了，说修了三峡水库可以减少长江洪水，从而不至于发生大的洪灾。

若论及防洪，就要分析洪水的成因。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内的情况不同，洪水的后果自然也不同。中国洪水的成因与原苏联的不一样，原苏联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而中国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造成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各支流的洪水来水时序稍有错开，但6、7、8这三个月中长江的洪水总量仍然非常大，要想用一座大水库来拦蓄是不可能的。现在三峡工程采用的175米大坝方案最多只能装200亿立方米的洪水，防洪作用有限，可是却会造成重庆港的严重淤积。

何况，三峡水库只能控制长江的四川段来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主要仍应靠堤防，使洪水尽量下排入海，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办法。此外，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时，洪水抬了干流水位，长江沿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平原地区因降暴雨而积累起来的水无法排入长江，所以这些地区的80%都出现了先涝后洪的局面。因此，即使修了三峡水库，也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造成的涝灾。

从防洪的角度来看，三峡水库实际上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湖北沙市一带的荆江大堤，减缓洪峰对荆江北岸的冲击。林一山他们认为，如果不修三峡工程，那么，遇到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万一荆江破堤，就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要被淹、上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1870年发生那次特大洪水时，荆江大堤并未溃决；经过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加高、加固，现在的荆江大堤比那时稳固得多，即使遇到那样规模的特大洪水，也不见得就会溃决。何况，现在的气象预报和洪水预测日益进步，完全可以在长江洪水来临之前预作准备。如果只能达到这样有限的防洪目标，花这么大的投资来修三峡水库是否值得，是应当深入研究的。

防洪不仅是个水利工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大型洪灾是多少年才遇一次，如果投入巨资修三峡这样的水库，只是为了防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水库修好后多少年内又未遇到这样的洪水，那么所投入的资金及利息就浪费了，其损失是非常大的。若投入几千亿元资金修防洪水库，几十年内却没有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几十年内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达到几万亿。水利部门长期以来只管花钱、不算经济帐，这是他们主张单一的水库防洪方针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防洪问题上，还应当考虑非工程措施，就是实行防洪保险，万一发生洪灾，由国家和银行按照承保数额提供赔偿。

1984年我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中，曾谈到过加固堤防和利用湖泊洼地防洪的重要作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就指出，“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可是，成都会议文件提出的要防止的倾向至今仍然存在，水利部原负责人确实是一心一意地要建三峡工程，也忽视了加固堤防工程和其他的防洪措施。我在这篇“意见”中还谈到，“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本是泄洪的良好场所。但是在过去‘以粮为刚’的方针下大量围垦，湖面逐渐减少，原有通江湖泊二万多平方公里，已减少了大约一万平方公里，泄洪能力大大减少，抬高了江湖洪水水位，增加堤防的防洪负担和洪水威胁，还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二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一米深水蓄洪，即有200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170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库容”。但是，这一建议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直到1998年发生了大洪水，问题才充分暴露出来。朱熔基下了死命令，必须加固堤防、退田还湖。其实，我们过去早就讲过这一问题，可是水利部门有些人就是不听；他们也根本不理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决议，硬是把长江防洪的希望寄托在三峡工程身上。

去年8月4日《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对陆钦侃的访问记，他就是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拒绝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他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比1954年的洪水小，如果水利部能根据1980年上报国务院的关于近十年长江防洪的部署，确实采取加高加固堤防、落实分蓄洪区等措施，按计划于1990年完成、甚至哪怕推迟至1995年完成的话，1998年的长江洪水就不会如此成灾。去年的长江洪灾就是水利部门负责人不重视堤防和分蓄洪区的防洪作用的惨痛教训。

要发展水电建设就非建三峡电站不可吗？

我国的水利资源居世界第一，开发条件也极其优越，可是现在已开发的水利资源还不到10%，连印度的水利资源开发程度都达到了20%多。过去近百年来，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像美国和欧洲已把容易开发的水利资源都开发完了。以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以水电为主，有30多个国家总发电量中水电比重达到过90%以上；现在，有40至50个国家的水电比重仍超过50%。可是在我国，由于水利部门坚持依靠大型水库防洪的方针，好大喜功，几十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严重防碍了我国水电的开发进度。

从加快水电建设的角度来看，长江上游有多处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这些水电站的勘查设计。如果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可是，由于水利部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三峡，对金沙江等流域这么好的水电开发条件就是不感兴趣，结果长江上游的这些水电项目始终上不了马。

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分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

当年兴建葛洲坝水电站就是一个错误，花钱很多，发电效果又差，对航运也不利。葛洲坝电站无法发挥水电站的优点、在电网内调峰。因为它的下游没有反调节水库，一旦在电网内参与调峰，其下泄水流的不断变化就要影响航运。同时，汛期一到，为了“排浑衡淤”，就不得不开闸放水，库内外落差变小，发电能力大幅度下降；当洪水到来时，甚至完全不能发电。所以，如果当年不修葛洲坝水电站，而将资金投入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工程，是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与葛洲坝水电站类似的三峡电站，今后很可能发生与葛洲坝电站相似的问题。

1995年10月16日，我在中国水电学会第9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当时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在座）：三峡与水电开发的关系，使我想起了白居易《长恨歌》里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的悲剧故事，“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八句诗中，前面四句似可改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峡多年上马说；某家有女最坚持，人大投票惊全国”，后四句不必动了。三峡工程开工后，果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但是，许多好的水电建设项目也因此无法上马，正是“六宫粉黛无颜色”。但是，我非常担心“回眸一笑百媚生”中的“媚”字变成了“病”字，那就成了“回眸一笑百病生”了，也就是说，即便三峡水库修成后也可能发生了不得了的事，还担心出现马嵬坡，说不定真会唱起二十一世纪的“长恨歌”来。这是我的一次调侃。

我国的火电场因煤未脱硫，排放到大气中的烟尘里的硫就变成酸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使得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可是，多年来水电建设始终未能获得优先地位，而有限的水电建设投资又都先后被葛洲坝、三峡这样的大项目吸走了。今年春节水电学会团聚时，我曾口占一绝，以此表达对水电建设落后的感叹：老去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呜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三峡水库淤积的后果实难解决

三峡水库还有一个至今未解决的大问题，即泥沙淤积问题。等到水库的蓄洪水位达到设计的175米时，回水将上达重庆。这样，洪水季节江水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同时，嘉陵江口会出现因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的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并未找到解决泥沙问题的办法。于是水利部门使用了这样的语言，“这个问题将来总有办法解决的”，以此为“依据”通过了泥沙问题的论证。有些专家建议把三峡水库的蓄水位降至160米，这样库尾的回水就到不了重庆，泥沙淤积也不至于影响重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执意不听。

从地质角度看，三峡地区是个地质上尚处幼年的不稳定的河谷，两岸山坡不稳定，容易发生滑坡岩崩，使长江被堵塞而断航，最长的一次断航达二十多年。近年来，三峡库区的云阳、奉节、巫山、巴东也曾发生过多次滑坡岩崩，冲毁了房屋、田地，滑坡体侵占了长江江面，影响航运。将来建成水库后，库区水位抬高，两岸的山坡长期经水浸泡后，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大。库区范围内的十几个县原来都有过泥石流，水库建成后泥石流的隐患会更严重。当年在中顾委小组开会时，我那个小组里有位贺彪同志，当年在洪湖、鄂西山区打过游击，对这一带的泥石流印象特别深，他是坚决反对修三峡工程的。

长江三峡地段构成淤积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卵石、砾石。修建三峡水库后，这些卵石、砾石常年累积，将壅高重庆以上的洪水水位，造成四川上游的洪水灾害。这是水利专家黄万里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当年修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时，他就预言会出现淤积。三门峡大坝刚建成、开始蓄水时，泥沙淤积就向渭河上游延伸，逐渐威胁到西安市的安全。当时周总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严重问题，最后决定放弃三门峡水库的防洪和发电功能，打开坝下底孔、并在坝旁山内开挖大隧洞，泄洪排沙。这样，虽然缓解了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但这个水库也事实上报废了，投资完全被浪费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接受三门峡水库的这个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坚持三峡工程的施工。

三峡水库拦截泥沙造成淤积后，还会出现新问题。由于水库蓄水后下泄的水流中携带的泥沙比过去少了，这就会影响下游河床的变化，减少河床上的泥沙淤积，使下游的堤防易于受到衡刷。一旦堤防的基础被掏空，堤防就无法稳固。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注意。最近，陆钦侃两次上书中央，谈到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并未解决，甚至连主管该工程的当事人也说不清楚。结果，过去从来不关心金沙江流域水电项目的前水电负责人，由于听说长江的泥沙都是从金沙江下来的，她才到金沙江去看了一下。

碍航和移民：三峡工程造成的两大难题

三峡工程除了淹没损失大、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外，还有航运、移民等一系列难关。长江是一条航运繁忙的水道，本来从上海可以坐船直达宜宾。修了三峡水库后，通航条件明显恶化。在三峡大坝上计划修建五级船闸，第一级最高最大，仅闸门就高65米。如此大的闸门，技术上非常复杂，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在五级连续船闸中，只要有一个闸门坏了，五级船闸就都限于瘫痪，航运就完全中断了。葛洲坝大坝只有一级船闸，又是低水头，还曾发生过多次事故，一出问题就几个月不通航。将来三峡大坝船闸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这怎么得了？这又使我想起另外葛洲坝出问题时，周总理说的话：长江航运第一，出了问题要炸坝。

1980年，水电系统曾经请美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察看三峡。美国大河流上的船闸工程都是由陆军工程师团修的。那次他们的司令员来了，他看了三峡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么一条通航的河流，一旦断航，四川的一亿人怎么办？所以，从航运本身的问题来讲，不应当修三峡工程。

为了修建三峡水库，需要移民一百几十万。为了建个水库而如此大规模地移民，中外罕见。我曾经手处理过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对库区移民之难体会最深。新安江水电站应该说还是个成功的水电工程，它没有泥沙问题，水库形成的千岛湖也变成了旅游区。新安江水库淹没了两个县城，共移民28万人。五十年代组织新安江库区移民时，几百块钱一个人，敲锣打鼓把人欢送走了。可是，1979年我回水电部工作时才知道，新安江水库已经建成快20年了，但是仍然有二万移民的问题未解决，移民后遗症严重，还得继续花大笔的钱解决这个遗留问题。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很危险的。在库区周围的十几个县内，容易开垦的地都已经开垦过了，若为了安顿移民而进一步往山坡上开垦，当然会破坏当地本来就不好的水土条件，发生泥石流或滑坡的可能性也明显上升，无疑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何况还有700多个工厂、若干城市也要往山区迁移，最后必然是破坏植被，令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怕之至！三峡工程管理部门说有400亿元经费就可全部解决移民问题，这个保票是保不住的。开始移民、迁建城镇后，这些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听说，现在已经不准再向上、向后靠了，25度以上坡度的山地也不准开垦了。那么，这么多移民又往哪里迁移呢，能外迁吗？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总之，三峡工程的方案中有许多是不科学的。说它能防洪，到底有多大作用？导致泥沙淤积，究竟如何解决？说它能发电，花了那么大的投资又能回收多少呢？本来长江上游有不少现成的水电站方案，花钱少、发电多、困难小，为什么就一定要执意上三峡这个花钱多、效能差、困难大的项目呢？

而且，三峡工程还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又抬高了四川省境内的河流水位、造成河道淤积，留下了一系列后遗症。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上游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速就会减缓，河流中自然携带的泥沙将淤积在河槽中，不仅影响航运，而且逼高洪水水位，增加洪灾的可能性。库区上游各地当中，受害最严重的将是重庆市，三峡水库不仅会导致重庆市部分地区被淹、重庆港淤塞报废，还将影响重庆市的排污问题。以往重庆市的污水主要靠长江的流水自然排散，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流速减缓，污水不但滞留在库区内、无法扩散自净，而且还会形成新的污染源，必然严重地恶化生态环境，还可能发生血吸虫病。现在，葛洲坝水库的污染就相当严重，鱼类绝灭，船民中疾病丛生，此情不可不鉴啊！

前面谈到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他是在美国学水利的，三十年代回国后曾徒步考查过四川的许多河流。他现在八、九十岁了，还是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当年他不赞成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的设计方案，因此被打成右派。事后证明，他对三门峡水库的意见是对的，可是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言权。他对三峡工程也一直是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就此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可惜，没有人听这些有远见卓识的老专家的意见，非要事后让国家和老百姓为工程的失误“付学费”，而且决策失误的人也不承担责任。

碍航、泥沙淤积、破坏生态环境、移民、还有重庆被淹等等问题，都是因三峡工程而生；如果不修三峡工程，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