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对北大要求之苛刻、批评之激烈是出了名的。与其它重点高校的学生处处维护学校声誉不同，北大人把严酷的自我解剖看作促进学校发展的压力与动力，甚至是一种个性。北大在网上开设的校长信箱里就随处可见“坚决反对”、“强烈要求”等字眼，在各种媒体广为流传的批判文章也多为北大人所撰写。诚恳而实事求是的批评，即使“苦口”，也还是利于病的良药，值得北大人虚心接受；但若批评的浪潮夹杂了太多出于不同目的、对北大不甚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的人士摇头晃脑的恶评，就逐渐于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公式：首先声明“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我是挚爱北大的――所以见不得北大如此堕落”，然后主观的猜测、公开的毁谤、甚至是恶毒的咒骂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某些学生把北大近年在网络屡遭贬斥追咎于学校宣传部门，殊不知即使宣传部门工作懈怠也只是表层的原因。北大长期以来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她与公众在现实中的距离，由此距离而产生并逐渐加深的误会与偏见，以及当前的话语空间和社会环境共同导致了北大地位尴尬的宿命。

　　一、关于北大的三大“经典”误会

　　(一)北大是文科学校

　　在所有与北大有关的误会与偏见之中，这是流传最广、甚至已成为常识、因而也最让北大人头疼和委屈的说法。北大的文科在全国高校中的绝对霸主地位毫无异议，但有多少人知道北大的理科的实力也处于第一位？

　　北大理科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62年后于京师同文馆（后并入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算学、化学、天文、格致等馆，其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系也都是在我国大学中最早建立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格致科，同年于师范馆设数学物理部，奠定了我国数理高等教育的基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格致科也改名理科，此时北大理科已初具规模。

　　在蔡元培先生亲自为北大设计的校旗里，最上面的一道颜色即代表科学。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一道，成为北大一直高举的两面旗帜。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教务，广聘名流，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则由中国第一位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傈担任。在夏的主持下，北大早在1917年就设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设立科研机构之始。

　　30年代，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 大力聘请名师任教。李四光、江泽涵、吴大猷、饶毓泰、曾昭伦、钱思亮等大批顶尖科学家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北大理科的发展。经数年积累，至40年代胡适校长时期，北大理科厚积薄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单就师资而言，北大的生物、数学、化学、地质等学科均跻身国内之最强。建立于46年的北大医学院、农学院也发展神速，在短短几年内跃居国内最前列；工学院也逐渐发展起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北大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国民党赴台。他们的离去，对北大和整个大陆学界来说都是重大损失，但他们对台湾科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老北大教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化学教授钱思亮先后出任台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30余年，物理教授吴大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余年，……

　　胡适赴台后，到52年院系调整前，在短短的几年间北大以她显赫的名声、不朽的精神，更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来校任教，吴文俊、王湘浩、张宗燧、黄昆、朱光亚、胡宁、虞福春、唐敖庆、徐光宪、高小霞等都是这一时期来北大任教的。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定位为文理科综合大学，其理科在全国一直稳居首位并且遥遥领先。近年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和师生的齐心协力，北大理科更是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从数据方面来看，1965年，北大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1973年，北大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在王选教授领导下，北大成功研制出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起了我国印刷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深远变革。

　　在2001年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北京大学共有81个学科入选（比第二名多32个），其中理科27个，医科17个，工科亦达9个，重点学科总数及理科重点学科数目均在全国高校中遥遥领先。从各个院系来讲，数学学院4个学科全部是国家重点学科，有三个学科在初评时是100％通过，即相当于免审。而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分别有8个和5个重点学科。在2001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中，北大教授达6名，在各大高校高居榜首。至此，北大中科院院士已达47人，工程院院士达8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8人，在全国高校中高居第一。同年，北大又有15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在全国高校中入选人数最多。至此，北大的长江学者已达51人，总数为全国高校之首。 在最近刚刚揭晓的第二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中，北大教授王选院士和北大校友黄昆院士同获此殊荣。

　　社会上之所以有“北大是文科学校”的误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目前有很多学校理工不分。而事实上，理、工科的培养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文科培养的是思想家，理科培养的是科学家，工科培养的是工程师。二是因为理科与文科的区别。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不求闻达，在社会上的发言机会本来就比文科少很多，而北大的文科又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样理科就相对显得声势弱小以至默默无闻了。第三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学分科只分文理，而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是按此方法来给大学分科的，不懂或不在意文、法、理、工、农、医等的区别。中学的部分"理科"高分考生上的是顶尖工科院校，但在他们眼里成了理科。

　　（二）北大人眼高手低

　　此点恐怕是由"北大是文科学校"直接推理而来。前面已略有提及，由于学科的区别，文科抛头露面的机会多得多，也需要经常向公众兜售自己的观点，这样势必相对显得浮在表面。北大是"文科学校"，学文科的大多是浮躁的，所以北大人是浮躁的，只会吹牛不会干事――这样推来毫不费力。那些成天在网上或在报刊对北大人“眼高手低”口诛笔伐的人，到底认识几个北大人，我很怀疑。

　　应该看到，任何学校都会出产眼高手低之辈，在目前这种以分数定高低的招生体制下，高分低能者也为数不少，北大也不能例外。但对在国内一流的学习环境里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且课余活动极为活跃的全体北大人，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便鄙之以"眼高手低"，是否过于草率呢？

　　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吧。从人工牛胰岛素到百万次电子计算机，从激光照排系统到第一颗“中国芯”，北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一直以艰苦卓绝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默默地回报国家。国家评定的23名“两弹元勋”中，北大人就占据了12席；北大人所获得的自然科学奖也在各高校中遥遥领先，在2001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中，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在全部十八项二等奖中获得了四项（高校共获九项），几乎占到四分之一。在产业上，北大方正集团年产值占国内高校所有校办企业的三分之一，目前拥有4个控股上市公司，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地，成为国家１２０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国家首批6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国家重点支持的5家ＰＣ生产厂家之一，已发展为高校科技产业的一面旗帜。

　　即使是承受了最多责难的北大文科毕业生，也在各行各业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智慧。法律系毕业生、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吴奇修，毕业后主动申请下基层，使偏远的老区特困村成为湘中首富村；国政系毕业生张璨，白手起家创办达因集团，短短数年发展成为几十亿的产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进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无须再举例了。其实，当某皮包公司出于做秀的目的而抛出的“北大清华免谈”也成为很多人眼里“北大人眼高手低”的佐证时，北大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优秀的儿女争辩了。

（三）北大人不思进取

　　几乎所有介绍北大的材料中，都会浓墨重彩地提到她辉煌的历史。的确，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这样，如此密切地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关联。北大人回顾历史，无非是想从中获取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激发青年学习并敢于超越先辈的斗志。但在莫名惊诧的友邦人士那里，这只不过是北大人不思进取、只会吃老本，躺在历史上睡大觉的又一例证。

　　前面对理科数据的列举已足够证明，北大人不但无愧于过去，更无愧于现在，也必将无愧于将来。近几年来，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物理学院、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育学院、环境学院等，学科结构更为合理。在今年，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刚刚成功访问归去，牛津大学、东京大学校长又将相继访问北大。北大成了世界知名校长的"交流中心"。北大的国际地位和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提一下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责难北大的诸多说法中，有一点就是北大合并了清华和燕京大学的理科，一下增强了理科基础，但几十年来并无长进。实际上1952那场仿照苏联模式而进行的教育改革，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间重新洗牌，从长远来看没有赢家，各单位都是受害者。北大理科在1952年前的实力及今天的成就前面已有表述，这里只说合并时的情况。

　　北大在院系调整中失去了首屈一指的北大农学院和实力雄厚的医学院（2000年北医并入北大，完成了一次历史循环），而最大的损失在于丧失了工学院。52年的北大工学院已有雄厚基础。其中的年轻师生，如高景德（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王补宣、杜庆华、顾夏声、金国藩、汪菊渊、张蔚榛等人，后来都荣膺院士之选。建国初的几十年，国家大规模建设，受益最多的就是工科大学，他们从国家获得大量的发展经费，而北大在98年的经费都进不了全国前10。

　　即使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理科，也不是老北大、老清华和老燕京大学理科的简单相加。部分老师来到北大，但北大也有多位名师被调整出去，支援兄弟院校的建设。如大名鼎鼎的唐敖庆院士，50年2月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北大，52年10月出任吉林大学化学系主任；朱光亚院士从密西根大学回北大物理系，也被调到吉林大学；王湘浩院士从北大调到吉林大学并开创数学系计算机系。马大猷院士则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务长；张宗燧(1957年和钱学森，吴文俊同时增选为院士)和袁翰青（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均被调到师大。郑华炽（邓稼先的大姐夫），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北大教务长，1936年后长期在北大任教.院系调整后任北师大物理系教授。

　　以数学系为例，调整前有30余名教师，调整后还是30余名。原三校数学系中相当多的教员被抽调支持其它院校和科研单位。老北大的张禾瑞、王湘浩两位教授分别调赴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吴文俊院士（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则支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建设。

　　二、先肯定北大已经堕落，再为堕落寻找证明

　　如果说上述误会的产生有很多客观原因，或是由于北大宣传工作做得不够，那么充斥于网络的对北大的谩骂则有一种故意的恶毒了。在大大小小的论坛和搜索引擎里，经常可见“恬不知耻的北大”、“北大是个婊子”、“北大的堕落”、“百年北大该剥皮”等刺眼的标题，而所依据的理由不是对芝麻小事的无限扩大，就是个人的主观臆断或道听途说的谣传。诸如此类以“爱护北大”为名义所发的“宏论”，已远远超过了正常批评的范围，而变成了刻意的造谣和无理的泼妇骂街。

　　有一位网名陈言的“副教授”，心忧祖国教育大业，尤其是对北大的表现痛心疾首，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文章，可惜主要是根据个人猜测和辗转听来的“事实”。陈言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禁止纪念蔡元培的话剧在校内上演，说北大五十年来没有出一个学术大师或思想家，说季羡林教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调误导国人对国情国力的认识，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纪念蔡先生的话剧百年校庆期间在校内连演数场，场场爆满，不知陈言是不是感到很失望？按照陈言的标准，举国上下五十年来也没有产生一位大师，这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错还是北大一校的错？季老认为20世纪中国人唯西方是从，瞧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应珍视传统，合理挖掘，这样东方文化将会重新大放光芒。到底是否看过季老讲话的原文，抑或仅仅是理解能力的问题，这是只有陈言自己才知道的秘密了。至于文化大革命，是专制权力与畸形制度结合而产生的民族浩劫，它的发起自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的长期积累，把它怪到具体的某人某事身上实在牵强。陈言既然能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为什么就不能看到马寅初的拍案而起和林昭的以死相争？

　　陈言还不点名地提到北大“谋划着想把某著名教授逐出校门”。为澄清事实，我们这里无须为谁避讳，这名教授就是钱理群。钱教授对若干问题有独到的看法，触怒了有关方面，一度面临离开北大的压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压力的来源绝非北大校方，反而恰恰是校方和中文系努力维护了钱教授在北大的地位，因为作为一名学者，他有提出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至于最近钱教授离开学校，则完全是因为正常退休。

　　胡长清文凭事件北大校长信箱已有详细答复，有心人士可到校长信箱搜索查看，这里仅做简单陈述以正视听。胡长清当时让亲信焦某为自己“办理”北大文凭，而焦某则在造假小贩手里买了一纸假文凭应付了事。说北大在事发前知道真相，事发后做出澄清是“落井下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到过中关村的人都知道，在北大、清华周围活跃着一支庞大的造假队伍，他们的业务包括刻章、办证、伪造发票等，流毒无穷，各大高校都深受其害。此现象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现状和以文凭定高低的选才机制，与各大高校并无关系。每年都有大批人办假学生证骗取学生车票半价或到外地行骗，如果铁道部门和受骗者都找被伪造的学校算帐，不知这笔帐又该如何算法？

　　很多高校都开设“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为没有足够时间脱产学习的工作一族提供进修机会，学习期满后合格者发结业证书，若申请硕士学位则必须每门功课在70分以上，提交论文并完成答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拥有学士学位者均可报名，但有一个人例外，她就是巩俐。如果北大的研修班接纳了巩俐，那就是“媚俗”，是“堕落到只能借明星来做秀”。在网络和纸媒此伏彼起的声讨下，巩俐因名气被剥夺了学习机会，而北大没有接纳巩俐，就从堕落边缘又溜了回来么？

　　网上有段时间流传一则新闻，说的是“北京某大学”一个宿舍的八名男生凑钱集体嫖娼（后来经披露是某非重点工科大学），一位网民把文中所有的“北京某大学”改成“北京大学”后在各大论坛广为张贴，而此网民的id因此事在北大论坛被永久封禁后，马上有人写了一篇“从封禁案看百年北大该剥皮”的檄文，说北大压制批评言论，其民主和自由传统已荡然无存。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马克?吐温笔下的州长候选人能有大堆私生子，北大学生就不能有几个嫖娼？相对于这些公然射来的毒箭，北大学子对周星驰和金庸这样的“文化垃圾”的“藏污纳垢”（何满子语），不过是无伤筋骨的臭鸡蛋西红柿而已。于是，至少在大伙儿的眼里，可怜的北大真的堕落了。

　　既然大家都说北大已经堕落，那它想必已经堕落，想找到与此相关的证明，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南墙拆了？只知道向钱看；南墙又修起来了？与世隔绝，孤芳自赏。我骂你没有反应？默认了吧；举例反驳？就是没有一点肚量，一说你就跳；与我对骂？北大人原来真的是这样！

　　北大有缺点么？有，而且缺点还不少。曾有偏爱母校的校友建议，北大的校长信箱应向非北大人屏蔽ip，因为这里经常暴露北大的“家丑”，但遭到了校方的否决。开篇已经提及，北大学生对学校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从校内机动车太多、买东西贵、东门外交通拥挤、医院服务态度差等日常琐事，到公共课设置有问题、有的教员不负责等学业上的事情，再到学校对某些重大事件的反应等等，无不以挑剔（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求全责备，即使校方已非常努力，还是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于来自校外人士的批评，无论是慷慨激昂的还是平心静气的，若是针对客观事实，北大人一般态度诚恳，甚至调转矛头声讨学校，因此才时常出现校内校外一致对准校方的奇观。

　　究其原因，是北大建校百余年来对民族和国家的深远影响，使得她在国人心目中形成了独特而神圣的地位。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北大，北大与其说是一所高校，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个象征。当对北大的现状了解不多，他人因个人原因对北大怀有成见，某些媒体无聊炒作，而北大的宣传工作又相对缺位，从而使听说的北大与自身理解的北大存在距离时，便以激烈的批判和愤怒的责备来表达自己的恨铁不成钢。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媒体的迅猛发展为这些声音提供了随意发泄的便利条件，无事生非者也因此乘隙而来，甚至肆无忌惮。不管是想炒作自己的公司，还是想多卖几张报纸，或者仅仅是想让自己的帖子增加几个点击，什么事情都能与北大挂上钩。他们时刻端着一个盆子，不声不响地靠近北大了，让人觉得是想给北大洗洗脸，等扣过去时，才发现原来是个屎盆子。

　　应该看到，北大的问题也是其他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后勤问题，在市场经济下的自我把握和定位问题等，且很多可以归结到制度本身。中肯的批评和对丑恶的无情揭露，都可促成进步，自然值得各大高校鼓掌欢迎；但完全不顾事实、仅凭他人言论和个人判断便妄下结论，对任何一所高校都是不公平的。你可以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也可以说北大应该胸怀宽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当网络逐渐成为主流强势媒体、且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时，基于捏造事实而做的评论和公开的毁谤，足以抵消北大所做的巨大努力。

　　一种健全的制度，既意味着丑恶现象无容身之地，也意味着流言蜚语没有市场。当公开的谎言成为评价的事实甚至是标准时，是被评价者的悲哀，更是制度的悲哀。我国上自政府下至平民百姓，多有世界一流大学情结，甚至不惜用蛮力来合并并无多大干系的高校，来造就规模上的一流，但若不能创造和维持一个平和的发展环境，而使各大高校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与明枪暗箭做斗争，“世界一流”将在很远的远方。

三、真北大在哪里？

　　北大很大，因为其大而成了一个谜。

　　一般从不敢与人讨论北大精神。说它很虚吧，但确实让人有很深的感触，它甚至对曾在燕园生活过的人有一种魔力，让人终身都能真切体会到给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带来的影响，也使每个人都感受到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而热血沸腾。说它很实在吧，但还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它对北大人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

　　我不能给北大精神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知道别人的误解在哪里。即使在北大生活了好些年，对北大了解不多的人也所在多有。中文系的李方，写过很多与北大有关的文章，其中一篇《北大与清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话》流传甚广。他对文科院系的理解因专业原因而基本准确，却把实力超群的北大理科视为无物。民主与科学素来为北大所并重，北大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圣地，也是自然科学的殿堂，二者不分轩桎，共同铸就了北大的百年辉煌。

　　历史系毕业生范某，在校期间不学无术，离校后即靠反戈相向攻击北大来图点小名。他在某篇大作中指名道姓地对历史系诸先生进行“点评”，先罗列了一堆华丽的术语和几个学派的名字，显示自己读过《史记》、《剑桥中国史》和《万历十五年》，然后就把各位老师的学术成果贬得一文不值，通篇全是个人评价和拙劣的揶揄，并无多少事实。历史系的课我听过全校公选课《中国通史》，授课老师的名字不记得了，但记忆中该师不用教案，上下五千年娓娓道来，旁征博引，数百人的大课几乎每次都是满座。而据历史系本系多名学生介绍，他们都从各位名师处获益匪浅。

　　范氏表示，随着自己看书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对北大的失望也一步步加深。但若不是在北大和历史系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又何来眼界的扩大和见识的快速提升？工作后完全从事本专业的人并不多，专业课学的东西也不见得都能用上，这样关键在于学习的方法，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及人格的培养。北大并不是把每个人都培养成专业机器，而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也是很多校友反映具体课程或已淡忘，而对极具人格魅力的老师和一些经典讲座记忆犹新的原因。在此批驳范氏不是说北大碰不得，北大也确实如其所言存在个别学术还欠火候的教员。但完全不顾事实瞎批一通，令人不得不怀疑其背后的动机。

　　朱铁志也在北大呆了数年，但他因“爱北大”而指出的毛病全是北大人“自负”、“狂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善合作”等炒了多年的剩饭，殊无新意。我接触到的理科、医科、文科北大人绝大多数是埋头做事、视事业如生命的，这里暂且撇开不论。按照朱的逻辑，北大人非得在人前低声下气就是不狂妄的，北大毕业生非得从端茶送水拖地板做起就是不好高骛远的。如果社会真的需要北大人夹着尾巴做人来显示自己的谦恭，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来显示自己的务实，这是北大的悲哀，更是全社会的耻辱。眼高手低的说法多年以来因把北大误会为文科学校而谬种流传，前面已有驳斥。不善合作的北大学生登上了8000米以上的高峰，北大每年都有数十名学生到边远地区支教，北大的实验室里常有通宵做研究的师生，北大地质系、考古系、生命科学学院等部分师生常年在荒野考察，不知朱先生做何感想？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趣事。北大BBS曾有学生发文，呼吁中文系的“鼓手们”回家歇歇。他们认为风花雪月的“文人发骚”，二流书商的庸俗炒作，《北大情事》、《北大女生》等“垃圾”书刊的风行，是关于北大的诸多误会产生和流传的直接原因，而“北大人务虚”等说法也主要是中文系的文人所赐。中文系出身的人写点文章，抒发点情感当然无可非议，但此事也确实说明了一个事实：长期的误解和宣传的缺位已使真实的北大与普通大众渐行渐远，而要改变现状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当北大图书馆的老管理员向前来参观的中学生介绍“北大是所文科学校”时，难怪路过的北大学生一声叹息了。

　　作为国内学界长期的精神领袖，北大骨子里是清高的，并不愿附和或妥协于世俗。但在利益社会，清高也有其高昂的成本，这在目前最大的体现是招生。在生源争夺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当某工科院校的招生老师向考生吹嘘其组建不久的法学院和连课都开不全的中文系是国内一流时，北大还坐得住么？吹牛皮不会，摆点事实总可以吧，于是弄出一个状元墙。结果立即被各大媒体骂得七荤八素。好生源还是要争取的，最好的学生不能入最好的学校就读，是考生和北大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北大也就只能在清高与世俗之间尴尬地摇摆。

　　真北大到底在哪里？北大有余杰，但北大不是批判的北大；有孔庆东，但不是诙谐的北大；有王选，自然也不仅仅是创新的北大。每个人在北大都有自己的位置，北大绝不是所有北大人的简单相加，任何个人也代表不了北大。

　　那我眼中的真北大在哪里呢？讲台上白发苍苍而诲人不倦的老教授，报告厅里因人多而只能席地而坐聆听演讲的学生，图书馆里永远满座的师生，实验室里通宵做试验的科学家，北大在他们身上。

　　96级文科学生第一年在昌平校区度过，他们来北大后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钱理群教授每年都要为新生举行的演讲。阶梯教室里挤满了刚来到北大的年轻听众，过道站不下了就干脆席地坐在讲台上。钱先生讲了两个小时，其中很多话到今天还都记得。演讲的现场录音带在因故未能听讲的学生之间流传。回到燕园后，他们才发现北大几乎每年讲座都在千场以上。对全球范围内各领域的顶尖人士来说，登上北大讲坛、与北大学子直接交流，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北大的学生有福了。

　　98年百年校庆时，一名老校友向大一的志愿者咨询，几个学生都回答不上来，这时一位白发老人走过来，很细致很耐心地做了回答。老校友满意地离去后，学生们才发现白发老人是北大的副校长。在一场随堂测验上，老教授谆谆教导试图翻书的学生：“我可以把你的行为当成作弊，但我不能这么做。大家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你们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诚实，严谨，这样才能无愧于自己。”一位教员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每当我走向课堂，看到教学楼前如森林般的自行车群，我感到敬畏。昏暗的灯光，拥挤而闷热的教室，我们就在这种条件下创世界一流？但对这帮世界上最优秀的孩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从老北大人到刚迈进燕园的学子，我们都能看到真实的北大。

　　真北大也体现在她所影响的人身上。数十年不变的自由听课的传统，吸引了数以千计对北大心怀仰慕而又不能成为正式学生的人士。他们自称“北大边缘人”，或“精神流浪汉”，不要学分，不求学位，在北大周围租平房而居，只求能在北大听几堂课。有一位“神人”，不修边幅，常自己把头发剪得坑坑洼洼，一年四季穿拖鞋，背着大书包，几乎出现在所有讲座的讲堂。多年以后回北大，还能看到他，一点都没有变化，与同学谈起总引起会心的微笑。对他们来说，北大的熏陶将成为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自创立之始便注定了要承担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红楼到燕园，北大也从未让国人失望。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阵地。在这里马寅初提出了关乎国运的“人口论”，北大学子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和“小平您好”的民众心声。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不管是开男女同校的先河还是推倒南墙，对北大的质疑和责备也一直未绝。

　　但北大就是北大。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前进过程中偶有波折，她的风骨却未有丝毫改变。即使承受了种种误会、流言，甚至是最难堪的折辱，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她仍将源源不断地输送思想和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