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重點學校，不少學生因為沉迷於網絡遊戲、缺乏學習動力和目標，逃課成了家常便飯，多門功課考試不及格，在大一就落到了被勸退的地步，最嚴重的一個班３０名學生中有２０人將拿不到學位。（據３月２７日《中國青年報》）

如果樂觀地估計，這類大學生與學習自覺刻苦的大學生比起來，在數量上大約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係。但據說，這種現象在不少高校越來越普遍，有似乎發展成趨勢的跡象，實在不容輕視。更何況，社會輿論對高校中曾經流行的“６０分萬歲”尚嚴重關切，目前的病狀又甚於以往，自應格外關注。

這個現實難題，高校是無法迴避的。不過老實說，指望高校徹底解決這個難題，不免期望過高，也有失公平。大學生低幼化特徵的形成非止一日，若究其成因，可以溯及大學之前的各階段教育。但高校既為國民教育體系之有機組成，便不能因此自免其育人之責。並且，潛伏而累積的低幼化衝動何以在邁入高校便形成爆發，於高校自身而言，在學習動力機制、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諸多方面，亦未嘗沒有反思之處。不過，這些方面的改革無疑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當務之急是怎樣面對有低幼化特徵的學生。

擴招以及後勤改革之後，高校管理面臨新的挑戰，應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現實來看，還不能說高校在管理上已有了充分的準備。比如，上述那所高校對低幼化學生採取的“重要舉措”是讓他們寫保證書，制定重修學習計劃，開展兩名學習好的學生幫助一名學習差的學生的“兩幫一”活動，向他們的家長寄送成績單。從重點大學採用小學式管理的事實來看，或許可以說，在大學生低幼化之上又疊加了一層管理模式的低幼化。

高校採用小學式管理，暴露出管理手段及方法的捉襟見肘。用低幼化的管理方法來應對低幼化學生，從報道來看，正面效果是不能否定的，但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卻未必引起了人們的足夠注意。學生之於高校，在一般意義上，應是適應與被適應的關係，但這種關係現在被顛倒過來，變成了高校來適應學生，這就是一種“逆適應”。因此，這種管理方法雖然有現實基礎，但在方向上值得商榷。其次，即使一些學生在各方幫助下能順利完成學業，但這種管理方式本身似乎並不具備消解低幼化特徵的能力，也就是說，這種特徵在這些學生走向社會之後還可能附着在他們身上。而所謂的“兩幫一”活動，則給人以校方將自身責任“下放”的印象，並且有給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強加義務之嫌。同學之間固然有同窗之誼，但他們之間客觀上存在競爭關係同樣不能忽視。學習成績好的學生不願耗費時間精力去幫助學習成績差的學生，這是無可指責的，因為他們可以主張幫助他人的權利，卻沒有必須履行幫助他人的義務。

高校襲用低幼化管理方法，用心雖然良苦，恐將“行而不遠”，重要的是管理創新，有必要從“無限責任”的觀念束縛中解脫出來，對每一個學生負責並不意味着保證每一個學生都合格成才。過分寬容那些積習甚深的學生，事實上已造成對其他學生休息權、學習權的損害。而這一點，常常被人們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