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總在歷史的路上兜圈子，這不奇怪。文革中孔孟之道被毛澤東砸了稀爛，現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後，中國人東撞西撞的終於發現自己根本就玩不轉西方的民主法制，於是就又掉回頭來琢磨着要用儒家倫理來管理社會了。中國人企圖從儒家倫理上找到社會秩序的鑰匙，看來，想讓一個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民族不折騰，還真是挺難的。

其實道理很簡單，越是抽象的認知，就越能接近事物的本質，而越具體的則就越缺乏共性。漢語主要是通過字的組合來表述新概念的語言，它太具體了，缺乏單字概念的抽象性，當然了更不談漢字本身在字結構上的象形特徵。所以中國人缺乏抽象思維能力，中國人的思維總糾纏在事物的具體細節上，喜歡鑽牛角尖，並彼此爭執不休。中國企圖搞清到底張三和王二麻子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甚至彼此勢不兩立。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爭論所謂““白馬”非”馬“的中國人，混到現在還不知道“多字詞”是不能代替“單字”的這個基本事實。

儒家倫理在我看來至少有兩個嚴重的缺陷，使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理論基礎：1。儒家倫理缺乏最起碼的邏輯性；2。在價值觀上，儒家倫理缺乏社會公正性。

中國人在思維上缺乏邏輯性，這個很多人都有過論述，不是什麼新鮮事，幾乎是個不證自明的結論。因此中國人不懂得如何比較，不懂得推理，更不懂得如何歸納，但他們卻非常固執自己的“猜測”，並認為那是所謂的“真理Ｔｒｕｔｈ”，他們還隨時準備為自己認準的“真理”獻身，真的是非常可悲的民族。

社會倫理有它人為的一面，就像交通法規中，車輛或靠右行駛或靠左行駛，那是王八的屁股“龜腚”。英國的車就靠左開，美國的則就靠右開。但是，一旦這個左行或右行的規定確定之後，其它的很多交通法規就不能再隨心所欲地去“龜腚”了，它必須符合邏輯關係才不出亂子。儒家倫理，就是企圖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認為規定，到處都是王八的屁股，因此在各個倫理之間缺乏最起碼的邏輯周延性。

此外，儒家倫理只企圖硬性設定秩序，而不講究社會公正。古希臘先賢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大篇幅的著作論述什麼是社會公正，怎麼實現社會公正。而儒家不這樣，它只喋喋不休地重複自己對社會秩序的期望，而並不在意在這個秩序下是否能實現社會公正，甚至不懂什麼是社會公正。孔子希望貧困的安於貧困，富貴的安於富貴，這種社會倫理的設想從來沒被社會普遍接受過。

具有這樣兩個嚴重缺陷的社會倫理，是根本無法推廣甚至被接受的。就像中共現在根本就無法意識到，它所推行的憲法、法律、法規、政策、。。作為社會管理的倫理基礎，必須同時兼顧規定和邏輯這兩方面，不能因為手裡有權力就隨心所欲。法律法規本身的邏輯性，不能因權力而消失。如果即給直行的綠燈，又給對面左轉的綠燈，那是要撞車的。

中國社會現在的混亂和無序，主要就是因為中國人在思維上缺乏邏輯性所致，它既體現在法律的矛盾上，也反映在社會行為上的無序上。如果觀測西方社會，就會發現，所謂的民主制度，其導致社會秩序的真正內在因素是社會多數人思維邏輯的同一性。民主制度的決策過程的最關鍵價值，在於它可以逐步建立整個社會多數人的一種共同的思維推理邏輯，在相同的思維推理邏輯和價值觀的作用下，整個社會呈現出秩序井然的現象。而儒家倫理就缺乏這種邏輯性和社會公正的價值觀，它還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儒家倫理不能為中國人提供起碼的社會管理的理論基礎，甚至我不認為用漢字思維的中國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套既公正又符合邏輯的社會管理體系，因為漢字漢語本身就在表達上演繹方式上嚴重缺乏邏輯性。至少，形式複雜的符號系統本身，在演繹過程中會淹沒其企圖表達的邏輯關係。所以，中國社會永遠不可能提升到西方那種水平，而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並隨時需要面臨社會失穩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