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大学不仅是日本一流官僚与企业人才的培养所，也是学术领导的重镇。

「本乡三丁目」是离东京大学最近的地铁站名，一下车就可看到斗大字体的指示招牌：「往东京大学」，但从此以后，「东京大学」就消失了。

想在校园看到校名很不容易。东大有好几个校门，但没有一个挂校牌。

没有校牌，却已成为日本第一学府，只因其历史背景与传承。

领导日本学、政、经界

东京大学自一八七七年创立至今，其为政府造就人才的「官学」色彩始终不变。

从明治时期「开成学校」（东大前身）的「贡进生制度」──从各藩镇中选定俊彦至东大读书，并授予学位；帝大时期，优先任用文法科毕业生担任政府高等文官；到现在的日本政府内阁首相（如中曾根康弘、佐藤荣作、福田纠夫等）十之八九出于东大等例子，皆可看出东大人在日本社会的崇高地位。

除了政界，东大人在企业界也表现优异。日本俚语谓：「只要是东大毕业的，丑八怪也好」，意思是说只要找到东大毕业的好郎君，此生吃穿享用不尽。

然而，成立东大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实用。「东大要当学术界的领导者」，一八九三年，曾参与伊藤博文内阁宪法起草案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确立了东大的定位。

直至今日，此种信念仍深植东大领导人的心中。从校长、系主任、教授、助理教授到讲师，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要承继此传统。因此东大的入学标准向来严格，其政策是「宁愿不收，不愿滥收」。

日本学制采各校独立招生制，当前每年有八十万人报考东大，但只录取三千人，录取率为千分之三点七五。

本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当前东大共有来自六十个国家的一千零五十名外籍学生，约二百名来自台湾。

留学生口中，常传说着一些名落孙山者的轶事：例如，某甲苦读数年，立志要读东大，结果连申请进门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他到京都大学读书，并且发誓有朝一日要以教授身分回来，结果他办到了。

某乙连考数年东大，屡战屡败，最后换遍了各系，还是与东大无缘；某丙更传奇，他屡试无望后，以手支地在校门口作倒立状，以示不忘奇耻，并自我嘲谑：「此后将倒行逆施了」。

我国男生念大学部少

东大分大学院（研究所）及大学部（大学）两个部门。

东大中华民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林智贤指出，由于大学部对外籍学生有「须于取得修完十二年课程（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毕业生）之后的两年内报考」之规定，等于限制了须服完兵役才能出国的我国高中毕业男生就读机会，因此几十年来东大大学部来自台湾的男性学生可以说寥寥可数。

当前我国的留学生多半在大学院攻读硕士或博士课程，还有些在热身阶段──当研究生。

什么是研究生？

专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陈文玲指出，研究生原指对某项专门学科有兴趣，愿跟着老师作研究、调查，不以拿学位为目的者，有点像研究助理的性质。后来因为日本学制中，进入大学院须经考试，而著名大学的竞争又十分激烈，逐渐演变外国学生多以当研究生来熟悉专攻科目，也藉此适应语言，成为进大学院踏板。

语言是敲门砖

不管是研究生或正式学生，「敢」来念东大的多少有点自信，不少人在台湾就勤学语言，打稳专业基础。以林智贤为例，出国前看了两三百卷录像带，每天下班学着说。这样打下的基础，使他在来日后的第一天，就能毫无困难地找路、看房子、与人对话。

今年卅五岁，在农学院专攻放射线遗传学的鸿义章是另一个例子。他放弃台北一家贸易公司国外部经理的优渥职位，到日本追求理想。第一年他除了做工、睡觉外，其他时间就是看书。考试前，他将要考的专业科目来来回回复习三次，考试时「觉得只是在使用语言而已，并不困难」，他说。

但是有些人的过程并不这么顺利。当前在教育行政学科就读硕士二年级的廖芳滨回忆，考试前就听学长说过，如果老师认为你「孺子可教」，且愿意收你为徒，就会在口试时问些诸如此后有何计画？研究重点如何？……等问题。但当他考试时，老师什么也没问。

「莫非没希望了？」考完后，他打电话给老师，希望指点迷津。

「别急！再等两天就公布了呀！」老师回答。

两天！如今回忆起来，廖芳滨仍觉漫长。他只记得放榜前一晚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六时就跑到学校，但校门还没开。等到九点半门开了，可是公布栏内什么也没有。等呀等呀，十一时半，有人来贴榜单，屏息静气，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一回头，指导教授站在后面微笑。「照张相吧」，教授说。就这样他和教授在公布栏前拍了一张照片，留下历史性的一刻。

不轻易授与学位

廖芳滨事后回想，老师所以如此慎重，一方面是因为编制──后来他才知道教育行政学科每年只有一个外国留学生名额；一方面则是因为东大对人文学科学位的授与十分严格。

据廖芳滨的了解，东大对理工与人文学科学位授予的观念十分不同，前者只要能够独立研究或创造一种研究数据或理论即可；而后者则须对人类、宇宙有重大贡献才行──这是何其困难之事！

因此，东大创校一百一十年以来，授予人文学科的博士中，除较多法学院的为一百卅人外，文学教育、经济、社会学科各为卅、廿六、四十三、廿三人。

三年前从东大毕业的现任立法委员蔡中涵，是东大第十七位社会学博士。蔡中涵毕业于政大东语系俄文组，在东大作的是有关赫鲁雪夫的研究。

众志成城

蔡中涵指出，因为挂着俄文专长的招牌，到东大后，老师总以为他的俄文不错，没事就丢来一本俄文书：「蔡先生，这里头的资料你看看！」，「可是他那晓得，我的俄文是上课才看得到，下课就收走地学了四年」，蔡中涵说。

但老师的要求总得想办法，于是蔡中涵组成「俄文研究会」，召集大家一起看俄文书，用团体的力量来完成作业，同时也可以跟同学讨论学术、交换意见。这种研究会，日本人称「勉强会」，在日本学术圈十分流行。

如蔡中涵一样，不少东大人都曾参加「勉强会」。「除了研讨学术外，也可以作学术的传承，当同一部门年轻的与资深的学者聚在一起时，新人可得到成长的机会」，专攻印度哲学的郭敏芳谈起团体研究的好处。

此外，日本学术圈也相当重视基础研究。郭敏芳指出，从系所课程可看出端倪。像人文科学研究科除有普通话（日本语）、中国、西洋古典、英、德、法等文学与语学的研究外，每种语言之下还细分语史、文学、文学史，有时还依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时间分类。「学生一、二名，教授八、九名是常有的事」，郭敏芳说。

分工细、学问扎实

郭敏芳指出，日本学者要求分工细密，训练的方法看来很死板，但自有其长处。以他专攻的印度哲学来说，老师要求有解读第一手文献的语言基础，因此学生们至少要会英文、巴利文、藏文、梵文，最好还会中文，而他则再加上日文，总共要接触六种语言。

有解读能力，才能谈思想结构。「和中国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他们不会立刻要求你怎样思想、如何融会贯通，马上成为『大通家』」，郭敏芳说。

又由于注重工具书，学术界常结合众人之力，出版辞典、文法书、索引、解题书，目的是普及学术。这使只接受一般基础训练的人，也有办法研究，「就像有人可以练铁砂掌来开罐头，但能练成的毕竟是少数，而用开罐器是每个人都会开的」，郭敏芳说。

蔡中涵也指出，日本教授的作风是：看论文先看参考书目，若是他觉得这个研究有些书该列未列，就认为你有所疏漏；教授们甚至认为，如果连标点符号这种细节都弄不好，论文是不会好的。

入境随俗？

日本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精神，令留学生觉得没话说。

「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研究的热度」，当前在工学院念博士班一年级的林如章指出，不少教授每天带头在实验室工作、写报告、整理资料，「日本社会竞争的压力转换到学术界来，精神完全一样」，他说。

但外国人终究是外国人，偶尔也会有些文化困惑。专攻造船的林忠宏指出，撰写论文时，很肯定或是有些自诩的句子，常被改成双重否定、推测、不置可否，如「就是这样」改成「难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改成「个人认为，应该不是这样吧！」。

「有时会觉得论文讲求证据，肯定就肯定，否定就否定，那来那么多商量的语气，但日本人却以为，如此才能给人深思的余地，才叫客观」，林忠宏说。

此外，一些日本人的习惯，如下课或作完实验后，往往还有所谓「亲睦会」──一些日本电影见到的画面：一碟小菜、一瓶清酒，陪老师论古说今到天明。一名东大人指出，藉着这种不拘形式的管道来交换意见，能使原本严肃的师生关系缓和下来，学生也能说些不成熟的见解。但是，这类聚会十分频繁，少则一周一次，多则每天都有，次数多的话，简直没有私生活。

日本文化的含蓄与暧昧，有时也会让异乡客摸不着头绪。最明显的是考试，不少人都知道，日本文化中有所谓「揉搓」──事先协调的过程，考不考得上，不知道原因的「黑盒子」占很大部分。

「有时你会很紧张，觉得跟老师作好关系，大过学术的追求」，一名自认为个性内向、喜欢关在图书馆中自我追求快乐的东大人形容。

人际关系等于人品？

不少东大人也怀疑，考试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停在老师脑海中的印象──语言、专业能力、对学术研究的热诚，及与团体交往的人际关系都是关键；而这其中又以人际关系最难让中国人理解。

林智贤认为，日本人认为没有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其品格必然有缺陷，虽然有些道理。但对外国人来说，什么才是好的人际关系？其礼数、规矩如何？多少要经过番适应。

不管如何，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来到东大绝对没错，「有那么多认真、严谨的教授来带领，有那么多孜孜不倦的『勉强家』（用功的人）当同学，能不丰富吗？」一名东大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