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保健的书籍常提醒人们，家里第二个出生的孩子，常常有些不可理解的「老二心态」──处处要跟老大比，且常用尽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比老大优秀；这在老大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时，更容易显现。

在日本，京都大学与东大并称最好的两所国立大学，虽然起步稍晚，表现也并不逊色，但有人认为它还是免不了有点「老二心态」。

跟日本人聊起京都大学，也许话题很快就会说到诺贝尔奖上。

「你知道，京大生成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哩！」日本人总会这么说。言下之意，京大是日本主要的学术重镇，地位不可轻忽。

其实如果仔细翻查资料，会发现日本人这样的京大印象有些「夸张」。

「诺贝尔奖」等于「京大」？

从一九四九年京大毕业的汤川秀树得到日本第一座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到八七年的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为止，四十一年来，日本共出现七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东大毕业的有三位，京大毕业的有四名，「东」、「京」两校三对四的比例，其实不分轩轾。要说京大是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制造所，实在有点牵强，但这正是日本人的印象。

造成这种印象的背景，还得感谢擅以「褒第二，贬第一」手法来制造耸动事件的日本新闻界。

就在一九八一年，另外一名也是京大毕业的朝永振一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同时，日本新闻界开始大量制造「诺贝尔奖」等于「京大」的说法。

「诺贝尔奖，又见京大」、「为何诺贝尔奖总从京都生成」、「自由学风是使诺贝尔奖出于京大的主因」……。斗大的标题、各种各样的议论，在在说明一个事实：「京大是生成诺贝尔奖得主的地方」。新闻界甚至将「东大出身」的另一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江崎玲于奈，也算在「京大人」之列。

「江崎虽出身于东大，但他小时候在京都长大，且毕业于京大旧制的第三高等中学校，算起来跟京大的关系比东大密切……」新闻界描述。

「世界第一」的京大！

为何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强调京大与诺贝尔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警告东大人「小心一点，京大已追上了」的意味。这原是新闻界寓褒于贬的手法，但是被日本报纸描写为「只懂读书、生性天真」的京大人却喜孜孜地接受了它。

「东大虽是日本第一，但看看我们，京大是世界第一哩！」日本舆论界指称，接受「诺贝尔奖等于京大」说法的京大人多少有这种心态。这一方面是挑衅东大；一方面也在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样难解的「京大情结」，不仅存在于京大人间，也存在于向以文化发源地自傲的关西人之间。

曾在东大研修的陈文玲讲述她的经历：有一次，她到京都游览，投宿在京大附属的京大会馆内，当她把学生证交给柜台服务员时，亲切的服务员说了一段令她印象深刻的话：「东大虽是关东第一，但在关西，可是京大第一哦！」

陈文玲的经历，很可能也是不少「东大人」的经历，不少访客在跟京大人言谈或在翻阅京大资料时，均能特别感受京大人的「情结」。

本是同根生

这样的「京大情结」怕是其来有自。

京大正式成立于一八九七年（明治卅年），比东大整整晚了廿年，而且说起来，京大还是从东大分出来的。

关键时刻当在一八七二年。当时关西地区包括长谷川泰等廿三位国会议员，向当局提了一个建议案，说到日本的第一所帝大东大，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崭新的学理正在萎缩，毕业生学力日弱，在学学生也逐渐怠慢于追求学问……」，因此要求在设立东京帝国大学之外的西京（即京都），设立另一所大学与之抗衡。

事隔五年，这所大学即于京都正式成立，就是京都大学。创校之时，京大就摆明要「挑战东大」。

京大第一任校长木下广次，在就职典礼上提出了「比东大更尊重学生独立自主精神」的办校原则。例如：东大采取学年制，只要总平均成绩在四十分以下，即可令其退学。京大则采用学科制，不管成绩多坏，都可以三到六年（京大规定的修业年限）来复习、重修。对学生的惩戒也比较有弹性，采谴责、停学（停止到校学习）、放学（退学）三阶段，而东大仅放学一项。

读书请来京大

在各科系运作上，京大也采放任原则。例如：法学院在廿年前就实施自由选课制，校方不规定任何必修课程，学生们要修那一堂课，只要在学期终了时，跟教授「声明」即可。至于在学期内上不上课，要采取论文报告或考试方式来取得学分，完全悉听尊便。这样方式后来广被各系遵循。

理学院学生更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毕业年限，要不要毕业？何时毕业？学生有绝对的自主权，即使学分修完，校方也无权要求学生离校。

对外国学生来说，申请京大亦比其他学校来得有弹性。按照通例，留学生在申请日本著名大学或大学院（研究所）时，通常得先找到教授，得其允以收留的承诺之后，再向校方提出申请；而在京大，即使不经教授，直接向校方提出申请，也可得到入学许可。

但是，有弹性并非放水，与东大相较，京大学位更难拿。以文学博士来说，京大创校九十多年以来，只有两个中国人拿到学位。「东大博士学位虽然难拿，但至少还有可能拿到，京大呀，似乎连可能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已修了法学博士课程，当前还在「等待」学位的朱柏松感叹。

这样自由、富弹性的学风若实行得不好，很可能流于散漫而无章法，但京大却彷佛不怕。看来他们有极大自信，认为想读书的人才会来到关西；而选择京大的，必是已具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者。

已修完京大法学部博士课程的陈才昆指出，日本学术界向有「西高东低」的说法，因为传统上东大以培养高档文官人才为目的，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京大则不然，由于它与东大先天的竞争态势，因此它扮演的通常较具批判色彩，有些抗衡政府、反对权威的角色。而日本人认为这样才有可能从事真正独立的学术研究。

「东大是主流派，京大是实力派」，当前在经济学部攻读博士课程的卢聪明进一步形容。

打破沙锅问到底

与其他学校相较，京大教授似乎也更有「脾气」。京大介绍学校资料中讲到教授特色：「理论派居多，缺乏实践力，没有『速度感』，且十分执着，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即使旁人看来芝麻豆大的事情，京大教授也饶富趣味……。」

「大阪大学教授在学术论证时，常作『不是这样』的结论。京大教授绝不会这样做，京大教授在说『不是这样』之前，会先跟你议论一番，这很可能山阴与东北地方人们性格的差别吧！……」，「京大总合研究」一书中引用一位教授的描述。

陈才昆以为，若要严格区分，东大追求的可说是「积极之用」，京大则是「无用之用」（不是立刻可以应用的学问）。

当前专攻建筑的前任同学会会长黄兰翔也有同样想法。他试举他知道的一例：上下阶级关系分明，原本是日本文化很独特的现象，但在讲究平等的现代社会，特别在企业内部，多少会因此而妨碍了「企业民主化」。至于上下阶级如何形成，这从历史、文化来看，似乎言之成理，但京大教授偏就要去探究：为何会形成这种上下阶级关系？它与企业民主间又有何种影响？

陈才昆也举例说明，细胞分裂、机械运作……，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极其自然，京大教授却偏去研究它的道理在那，试图在打破沙锅之后，还问沙锅在那里，这似乎也是作学问的人一贯的「浪漫」。

「京都学派」享盛名

是不是因为这点执着的浪漫，京大才得以荣获好几座诺贝尔奖？学术成就在个人与学校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京大已成日本，乃至全世界公认的学术重镇，则是明显的事实。

日本物理学界的汤川秀树、东方哲学大师西田几多部，乃至于听起来震天价响的「京都学派」，尤其是京都学派一词，已成了除诺贝尔奖外，京大的另一代名词。

「京都学派」是什么？也许包括日本人在内，大家都只有模糊的概念。

「京都学派」一词起源于京大文学部，开创于日本著名哲学宗师西田几多部，由于他及以他为山头带出如田边元、三木清等一派弟子，对日本哲学的阐述有独到的见解，日本人敬称这一派理论为「京都学派」。

但到后来，「京都学派」则被引申为京大文学部的代称，只要是文学部提出的各种学说理论，都被冠上这个名词。这几年来，日本学界更把它引申为从京大出来「不问形式，只管求知的一群」，京大校友齐藤清明说；他也是脍炙人口的「啊！京大」一书的作者。

浸染中国学风

文学部的各项研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首推「东洋学研究」。「东洋学」指的是日本人对有关佛教、满蒙回等少数民族及印度等与「东洋」（以日本人的立场看来）相关的文史哲学等研究。在京大东洋学领域中，有关中国学──中国历史及文学的古典研究，更是独树一格。

位于京都市北白川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是京大中国学研究的主要重镇，所内收藏有世界汉学界视为珍宝的四十一万册中国学文献，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些连中国也找不到的汉籍拓本、殷商甲骨文，以及后日本人亲往云岗、龙门、敦煌等处调查带回来的相片、地图、录音带、微缩影片等资料。

这些文献加上「人文所」自二次战后大力推动的共同研究成果，使京大在中国古典文学及史学方面，如对唐诗、元曲、尚书正义及汉书律历志、天工开物、雍正朱批等研究，在世界各大学中算是佼佼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文所几位著名的「开山大师」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人，均与中国关系深远。

清末民初时，我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曾到日本作研究，罗、王两人在考证学上的严谨作风，影响了人文所的日后走向。民国之后，郭沫若也曾到京都，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多少也带动京都学派日后重视社会史的学风。

鼓励做不出来的经验

不问形式，只管求知，正是京大的学风。在京大待了十年，好不容易取得工学博士，当前在台大任教的李源弘指出，他觉得受益最大的是学校给他的自由探索空间。

当他一九六八年初到京大时，也和一般懵懂不解事的留学生一样，一心想等教授来教，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教授不仅没有教些什么，来时也只是看看走走，啥事也没做。他只好面对现实，自己动手找事做，从做中慢慢学，有困难再指出来跟老师讨论。而此时，老师也开始愿意教授解答了，他才知道，原来老师是要他亲自动手做，因为像科学实验这种事情，凭想像、凭老师指导，都不一定做得出来。科学的探求，除了身体力行，还要担负风险，在李源弘的经验中，京大不仅要求学生拚命去做，还很鼓励学生有「作不出来」的经验。

「你可以把失败经验整理出来呀！」李源弘回想当初助教总是这样说。李源弘认为，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正是日后他在应用时左右逢源的根基。

讲座制一脉相承

台大教授朱柏松对日本人的严谨态度，留下深刻印象。他举例，如博士论文，日本人不仅注意内文、结构，还有方法。正因为注重方法论，使日本法学界发展出相当详尽的参考资料系统，像辞典、类书及外国法典的翻译等，让人在引证论理时十分方便。

另外，朱柏松对日人一脉相承的「讲座制」也十分佩服。

日本大学明订有起源于德国的「讲座制」，即指各所提供教学、研究的各种学问，以「讲座」的方式形成一个体系。以京大法学部来说，就设有卅九个讲座，如日本法制史、法理学、宪法等。这样的「讲座」看来与我国大学各科系开设的课程无甚差别，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的研究体制。

它有点像我国师门相承的传统，「讲座」内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密切，在京大比较完整的讲座通常有资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三位教师，底下则有来自各处的学生。说起来，讲座制的研究意义重于教学。

朱柏松指出，讲座制有很多好处，例如它避免单打独斗，可集合众人之力，对分工日细的各科学问作深入研究。而同一讲座的研究论点很可能不大相同，不服气「师说」的人，也尽可以提出自己的论点，师生之间也因此可以相互启发。

另外，讲座制亦可以处理因人而中断学术研究的问题。「在一讲座内，资深教授因故（如去世）离开时，副教授、助教授或其他入门弟子可以接替，如此一脉相承，不会因人设事，学问自然容易扎根」，朱柏松认为，「讲座制」是使日本人能这么快吸收西方文化，且累积扎根的原因。

「沾」与「浸」之间

李源弘与朱柏松都认为，京大学术气氛及它「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态度，是使他们不远千里，不计名位（要取得日本，尤其京大学位十分难）在此寒窗苦读的原因，而他们也认为，京大绝不会让人空手而返。

朱柏松表示，学校环境之外，京都独特的人文气息叫人难忘，尤其是「美得让人心醉的京都自然情境，与京都人悠哉悠哉的生活方式，更会叫人很快沉潜下来，专心于学术研究」，朱柏松说。

至于社会价值里头所看重的学位，据说很可能成为我国第一个京大法学博士的朱柏松又如何看？他的态度是，实力也很重要。他指出，由于历史传统的关系，美日两国对学位授与的看法截然不同，「一是肯定你研究能力的证明，一则是对你实际研究成果的评断，若要论价值判断，真的是存乎一心了」，他似乎看得很淡了。

「去京大是去『浸』而非『沾』学问」，朱柏松比喻。他的心情与执着也许可以给想去京大，却又担心「名位」的人一点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