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話說出來似乎比較八卦，並且似乎我沒有發表這些言論的資格，但實在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個想法其實很有些年頭了。

我是山區農民出身，似乎粗俗鹵莽這些品性應該與我這樣的人終身相伴。有一半是正確的，確實無論何時何地我的行為之中都能找到粗魯不雅的痕跡；但是教育是可以部分改變人的。一個人修養之所以底下多半是與教育有關的。好在，我接受過教育，高等教育，並且是當今現代社會比較推崇的西方教育，所以偶爾我也能充充雅人。另外，假如說行為上我還沒有徹底規範起來的話，那麼起碼我的眼光已經絕對的“眼高手低”起來，許多中國的人和事在我看來都粗俗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從離開大學，這個世界在我眼中就越來越差勁。城市髒亂不美，普遍人們行為粗卑，做事也缺乏規範，公平與平等意識得不到認真貫徹。個別人個別事讓我“友邦驚詫”我倒也不介意，但是當一個民族整體呈現出粗俗狀況時，我就幾乎要“出離憤怒”了。

一個社會的整體行為規範是一種環境。今天生物環境被提到了高不可及的地位來探討和保護。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首先是人的素質的現代化，每個人的素質構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人文環境”，而我的結論是中國目前的人文素質環境堪憂！和現代化有相當的距離。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首先是由現代化的人群組成的。一個文明的社會，也首先是由文明的人組成的。一個渴求西化的社會，首先是行為規範西化的人群。

我曾經做過10年的老師，最先是做中學老師，後來做大學生老師，最後教過2年多研究生；其後在外企工作多年。在做老師之前我先在某學院念英美文學，獲得學士學位。我覺得我在本科期間學習的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在這個英美傳統文化中我學到了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理念和行為規範。

可以說這個教育給我帶來了許多的麻煩，因為我看到周圍的世界從此成為用兩個體系，最大可能是用一種體系“西方體系”來觀察周圍的世界：中國的以及世界的。許多中國的事物和中國人的行為讓我憋悶。這個矛盾是必然的。我相信這個矛盾在當今巨變的中國處處存在、十分普遍；這個矛盾不僅僅存在人際之中，也存在於國際之中，還廣泛存在於中國自身的變革之中。說到底，改革不過是在改變人們的行為和作風而已，這些細微的習慣會貫徹到工作和生活之中去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的變革。

那麼中國最大有可能帶動變革的人是誰呢？有很多人。但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群體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重要已經到了可以把他們當作一個指標來考察中國變革是否成功順利。那麼我對他們考察的結果是：很失望。所以我總是說“中國的事情急不得”，就是我的這個無奈的潛意識在發揮作用。無論你有多先進的體制，一個素質底下的群體都會把所有的事情拖跨。同時我根本不相信在目前的這個素質基礎之上，社會硬件的改變能夠帶動他們的根本改變。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改變傳統改變行為不僅需要在底層，也需要在高層進行。

有人問，你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了解多少？有人可能還要問我什麼是我說的知識分子？假如中學大學老師都可以約略稱做知識分子的話，那麼我就可以說我是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假如你不同意這個定義，那麼乾脆就稱“知識人”吧。其實我想指說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中學老師不用說了，一般目前都是本科畢業的。前幾年大學老師大多是研究生畢業，現在不是博士幾乎就不能在大學混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與這些教師有過很多的聯繫。後幾年在大學的時間內我近距離接觸到的朋友大多是博士生、教授、博導、院長等，並且都是中國一類大學。總體說，除了極個別以外，我不滿意這個群體所展現出來的風貌。他們專業知識怎麼樣我沒有發言權，但是對於他們的人文修養、行為風度我是很不滿意的。一句話，中國人太粗魯，與西方人有明顯的差別。假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讓我有這樣的評價，那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而最為明顯的是，越是解放後培養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人文修養就更差一些，為人也更粗魯淺薄一些。和不在這個圈子裡的人想象的知識分子根本不一樣。——以上是基於一個比較西化的女性的眼光當然。

由此我想到2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的教育問題，一個是中國的教育與西方教育怎麼接軌從哪裡接軌的問題。

所謂中國的知識分子粗魯缺乏人文修養其實主要體現在男性，而不是女性。中國女性有中國傳統文靜規範，實際上如我這樣不文靜的人在中國是很比較少見的。問題主要在男性身上，並且大家也會承認高級知識分子中男性所占比例也更大一些。我有文說過，紳士風度是西方專門為西方男性制定的行為規範，而中國卻幾乎沒有專門為男性制定的規範，所以中國男性的成長呈自然的瘋長生物，結果就是粗魯。問題是，我們有了教育，但是中國的教育並沒有真正承擔這一塊義務，以至於無論你學歷多高，實際上教育與其行為修養絲毫沒有關係！

有的博士甚至博導粗魯得有如一個街頭白丁。假如哪位高知覺得受了委屈，就當我說我自己老公的，他既是博士也是教授，但我在家就常叫他“農民！”。這種人除了專業知識外行為上與農田裡的農民伯伯不會有很大差異，沒有受到教育的白丁所能做的一切他都會去做，並且做起來得心應手毫無羞愧，甚至認為自己那是質樸純真。做事不講規矩，不按照遊戲規則出牌，是另外一個特徵。西方傳統上是講等級的，貴族是那個社會的規範制定者，所有人，尤其是從低層通過教育或軍事途徑走向上層社會的人們，尤其願意擺脫白丁作為，讓自己的一切行為貴族起來、紳士風度起來。中國人倒更願意讓周圍的鄉親說：這孩子學歷這麼高也沒有改變農民本色，跟咱們一樣往地下吐痰，也沒有飯前便後要洗手的城裡人習慣。上層向下層習慣看齊的中國人質樸風氣到了這樣的地步：城裡的人看着鄉下親戚往自己地毯上吐痰也不敢阻止的地步。

在眾多傳統之下，中國的高知保持相當的純樸——實際上是粗魯——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是今天已經到了另外一個關口：中國正在大舉向西方學習。怎麼學，學哪些，成為問題。一個粗魯的群體能夠帶領這個社會走向一個人們渴望的文明社會嗎？我有時候甚至在想，很多人在談及西方的自由與民主文明的時候，相對應在他們腦海中的並不是一個虛空的制度，而是一大批文質彬彬的紳士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在每一個環節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和程序都是文明的、禮貌的、平等的、有原則的、有教養的，而不是別的。你能夠想象一個行為粗魯的群體給社會提供一個文明的社會體制嗎？我不能。

所以我從我所熟悉的中國高知的普遍行為上得出了相當悲觀的結論。假如中國社會和教育不做調整這種學歷與修養“兩張皮”的局面會長期存在，而且必須指出的是，這已不僅僅是個人行為問題，還會波及到經濟與其他社會體制中去，影響社會向現代化的進程。一切都是相關的，現代化的社會需要現代化的人群，西方的體制需要相應西化的行為模式。中國的歷史進程一直是在“動手”的“暴力”中前行的，西方的歷史一直多是在“動口”的改良中循序漸進。西方人在議會中展示的絕不僅僅是思想的衝突，還有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行為規範，比如紳士風度，它牽涉到一個人對事物對其他人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比如信用方式、比如效率、比如時間觀念、比如平等觀、比如幽默感、比如人際協調、比如原則性等。這些與硬性制度無關，但卻極大影響了制度的發揮。

說到底，中國的一切變革目標現在是以西方為圭臬的，那麼他們與體制和理念配套的一切都應該學到。假如只學硬件不學軟件，就象一個人穿了西方戴個軍帽，沒有學到真諦，學的只是皮毛。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思維100多年前中國就已經試行過了，洋務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後來的中華民國也試過了，都失敗了。一個好的社會說到底是讓人舒服的，不是讓人看的；而一個好的社會體制下我是不相信他們的操作者和制定者的行為是粗魯的。同時，我根本不相信一個行為方式都是中國傳統的人能夠理順好西方的社會機制。

所以，中國的教育體系在培育高學歷人才的時候順便把人們的軟行為給捎帶教育了？同時文化宣傳媒體等在宣揚一些閃閃發光大而空的西方理念時，抽空把這塊素質教育也給普及一下？中國人不要老是給人好高務遠的姿態，能不能從小做起，從我做起，把自己先文明了，先西化了，然後在去喊大口號？多年來我看着那些高學歷的粗人忍無可再忍，他們成為我看中國改革的風向標，他們的素質，就是改革的素質。同時，中國的國際交往越來越多，不想中國人在與西方人交往的時候讓西方人一面在桌面上與中國人討論專業，一面在背後指責我專家是粗魯的不文明人。

一句話，假如要向西方學，就學方方面面，臨時抱佛腳的急功近利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支撐體制背後的全是人，具體的人，一個個具有普遍統一素質的人。他們決定了一個社會。

你周圍接觸的高知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