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莫止于诵读，诵读不限于年少
玄野
儿童读经运动在台湾和香港取得初步成功后，开始润泽中国大陆这片世界最大的统一语言社区。这一教育的成功将会对未来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唯因其关系重大，学者及民众间的辩论十分激烈，意见难以统一。教育部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是可以理解也是必须的，但是民间的讨论却需要更加激进与透彻。丧失成熟道德教育的几代人已遭祸殃。亡羊补牢，现在必须终止这一灾难。如今经济社会对儿童心灵的冲击，更令人不能听之任之。因为这样的时代环境，推广读经已是当务之急。儿童读经是必须的，但是教学范围上应该更广泛，教学内容上应该更深入。经典教育既不能局限在儿童中，也应该超越于诵读之上。更好的方式是全民悟道。教育方法与材料遴选方面，在沿袭古代成熟方式的同时，应该吸取近现代教育心理学成果和近现代教学经验。
由于社会变迁，时殊世异，采用古代私塾的教学方法，期待同样的收获是有问题的。首先，社会环境今非昔比，传统经典已经失去了相同程度的社会认同。古代中国，社会对儒教文化的认同是绝对的，儒家思想天经地义，社会家庭直至个人对儒教经典的追求都是崇高而绝少质疑的。其间有个别离经叛道的尝试者，往往做了反面的证明。这更进一步强化了经典的权威性。源于清廷衰落西方崛起的物质领域脆败，中国经历了文化自毁自污的百年。对传统经典，不但当下民众犹疑，众多学者也都不明就里地批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已经变化。如今虽然有春风化雨之势，但是人们对传统认同的程度层面与范围是无法和古代相比的。当下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内容所接触的内容不再是儒教独尊的状态，这样的现实与儒教为自然正统时代的经典之间形成巨大的错位。将独尊语境下的描述在衰弱与复兴时代灌输给学生，会造成儒教过时的错误印象。学生可以背诵，但内心的接受度却难以保证，其父母与民众的承认与支持度也难以保证。依然沿用古代教学方式，势必增加经典推广的阻力。实际上，在普通人眼里所表现出来的儒教思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属于语言外壳的，儒教精髓与现实之间没有差距。所以，超越单纯诵读，结合实际环境体现儒教经典切合现实的生命力，是读经运动所必须的。
以上所述传统文化困境，我们尚可以用个人的坚守来为民众树立榜样；另一方面我们就不可简单应对了，那就是西方科学与人文理性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冲击甚至瓦解。由于西方文化的侵蚀，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已经不再单纯。科学，理性，自由，人权，法制等等，都是饱经验证不容否定的普世价值。文化融合时期这些理念的引入极大地压缩了儒教的空间，彻底改变了一教独尊的状况。这一变局的症结并非因为儒教与这些理念的对立。儒教与这些理念是同一天道之下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二者是相通而且统一的。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外在表象和语言形式上的局限导致众多的不相容之处。当代人必须将固化的语言外壳剥离开，将僵化的理解还原回圣贤的本意。晚清以来有中体西用或其他的体用概念，愚以为不当。在西方为体的东西到中国不可能变成用，而单纯引进西方用的层面，没有体的支撑最终也必然变味走调。正确的道路是透彻理解西方的体，揭示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处于显耀位置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居于的隐秘之处。最终的状态将是西方理念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立足点。这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提升，也为西方困境找寻出路。我们应该做的，不但要在传统的语境下解释经典，而且要结合西方普世理念解释经典，也要用经典来解释那些普世理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倡导不问内涵的诵读，将会遭到从社会到家庭以至个人的质疑，导致生源的丧失。所以，透彻地理解经典的生命，注入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然后以这样富具活力的理解，结合现实的生活实践，讲解给学生。这样的儒教回归，才会是体现深沉底蕴的回归，而不是生硬的回归。
再者，读经活动应该吸收现代教学方法与教育心理学成果。从分析角度上，没有充足的教育心理学及教学实践证据证明单纯诵读的教学方式优胜于如今正统的语义讲解的教学方式。古代的教学方式更多地是局限于教育学的发展阶段，也得益于文化的单一性。在文化环境复杂教学方式趋于多样化的现代，照搬原来的方式能否得到预想的效果颇令人质疑，利用现代的教育方式能否得到比古代经典教育更好的效果也是值得探讨的事情。无疑，诵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受教人对经典的理解并学以致用，这种理解可以推迟到长大以后。但是，单纯的发音顺序的记忆如何能保证记忆终生呢？从实际的个人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实际的证据。如今作父母承担子女教育的一代人，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曾背诵过大量的诗词。按道理说，童年时代的记忆要比少年时代牢固得多。但是，那些在入学前由长辈所教的完全是重复读音所背诵的诗词，和小学以后老师作了浅显解释的诗词，到底哪些记忆得更牢固呢？怕的是那些不问内涵的诗词，虽然是在记忆的最佳时段背诵的，如今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吧，至于对经典的理解就更无从谈起了。一般来说，经典与古诗词是切时切地切人切情境的，与当时的历史状态有很密切的联系，当拿来讲授给当代人听时，必须透彻地理解，将其中的精髓从重重外壳中剥离出来，然后再用切时切地切人切情境的语言和事例讲解给孩子听。否则，这种学习就只能是强迫的，填鸭式的，迂腐的，不合时宜的。学生听来也枯燥，情绪上就会抵触。期望这样的教学结果长久地记忆在学生的头脑中是不现实的，那些学生恨不得下了课立即忘掉才好。
其实对儿童而言，不单是诗词经典会因为局限在简单的读音顺序而最终丧失记忆，就是日常生活用语，不用也会丧失。有很多移民海外的华人儿童，刚上小学的时候出去，在海外的英语环境中由于不坚持，最后完全不会说中文了。人的记忆不是永远的，在没有相关强化手段之下，将会逐渐丧失。这样，超越语言差异的内涵就成为强化记忆的关键元素。在不同的语言外壳和习惯之下，人类的本性相通，逻辑思维一致，道德精髓相抵，哲学智慧宗教情怀与审美情调完全可以互相借鉴与融合。所以，对内涵的理解，不但可以将经典与诗词的记忆系统化条理化，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不断得到感悟与记忆的强化。
所以，我们应当在经典教育中引入现代教学方式，背诵的同时强调理解；寄希望长大后理解和应用的同时也追求当时的理解和应用。背诵和理解是互相促进的作用。诵读对中国经典的传播固然重要，而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与悟道可能更有意义。无论七岁顽童还是八十老翁，悟道所带来的喜悦都是巨大的。领悟之后所形成的记忆，因为合于自然道理，就与其他多种知识形成神经链接，因此所形成的记忆就更加长久，回忆起来也更加容易，更加喜悦。
读经活动应该面向全民，而不是局限在儿童。在儿童中推广读经活动，让国人尽早地学习传统经典，此举意义重大。儿童在十三岁之前个性不甚独立，容易教导，学习负担轻，引导以经典诵读的确是很好的时机。但因此而硬性地划出一条十三岁的上限却有武断之嫌。如果进一步认为十三岁以后黄金记忆年龄已过，轻视青少年伊始的读经，更漠视成年人的经典教育，就是苛求国民的蒙学基础而过犹不及了。以愚者之见，十三岁以后的经典教育非但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更加重大，在某些层面上其学习的效果更加显著。因为理解能力的增加，和社会经验的积累，对经典尤其是论语等涉及为人处事的经典，年纪越大，学来越容易，理解越透彻，同时记忆越长久。
在十三岁之前这样的人生少年对中国经典有很扎实的诵读当然是令人庆幸的，但是错过这段时间就难以挽回了吗？愚以为并非如此。苏老泉二十七岁始读书，已经是黄金背诵时间－－十三岁的两倍有余。其文堪比贾谊刘向，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文学儒学成就很高了，可谓桑榆非晚。错过了经典诵读的黄金时间到底对苏洵的文化造诣有多大影响呢？本人颇为质疑。假使苏洵将用功的时刻提前二十年，其成当然会更高，但能否超越苏轼却很难说。
提倡儿童读经的同时，可以顺便发展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当下的人文环境中，只有重视教育的父母才会让孩子学习经典诵读，而这个过程中为了督促孩子，往往是父母比孩子花的时间精力还多。与其逼着孩子学习枯燥的文章和生硬的记忆，何妨与孩子一同学习经典？将我们少年时代丧失的读经机会补偿回来。一方面，与孩子共同学习，以身作则，孩子自然也没有了抱怨。而且，自己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理解儒家丰富的治世思想要容易得多，很多名言都可以深入浅出地解释给孩子听，为孩子构造理解的记忆，使经典的记忆远远的牢固与深刻。理解造就兴趣，兴趣产生动力。如此进行，可能所用时间比单纯督促还要少。另一方面，提高个人修养与人文底蕴，如果透彻地理解了经典，今晚之学，明晨的工作中就可以用上。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