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一位高人的下面繼續寫中國的近代史，在論壇中已經有人提到了這個問題，也寫得很好。只是有幾個問題還沒有寫清楚。　　

為什麼帝王的權力如此之大？為什麼歐洲沒有中國式的君主制？為什麼中國在幾千年前就統一了而歐洲今天才走向一體化？為什麼中國長期走不出君主制？為什麼日本可以在一年內明治維新而中國不行？中國的君主歷史真的只是輪迴嗎？中國的百姓為什麼不關心政治？　　

其實這個問題在我腦海中困擾了許多年，至到最近幾年才有頭緒，我寫這篇文章希望在論壇中能有多人看，幫我指摘，讓我們共同找尋歷史的真相，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明白今天中國的道路之維艱，才有明白中國統一台海和平的原因，以及明天我們的道路。我希望我們一起攜手共進。由於文章短淺不能寫出全部所以希望讀者一部分自己想一下再給我回復，或者有機會我再細談一些細節。　　

誠然，如人所言中國的衰敗在於封建君主，而君主是如何建立的呢？這就要到戰國時代了。其實我一直奇怪中國的戰國七雄為何不能像歐洲那樣保持到今天呢？要知道當時中國的文字語言也大不相同雖都　以周天子為共主，但其地位也極像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秦被中原視為西戎，而楚被視為荊蠻文化也與中原不相同，但文化形式也近於查理曼丹帝國分裂時的德法意，這也就是為什麼德法意語相近的原因了。　　

問題的跟源在於我們為什麼活的問題了。當然這聽起來像是哲學，但並不是。我們的先民（先不論他們的族群問題）如何生活。華夏文明在於黃河流域，多在山西河南一帶（這也是河南安陽為中國古都之首的原因了），中華的古國也多誕生於這一帶，我們為什麼選擇這一帶呢？當人類進化到農業文明時也是3千年前的事，那時生產工具落後，人類改造環境的能力極低，多是依天吃飯。所以選擇土地生存必要有兩點一是靠近水源如江河（華夏、巴比倫、埃及、印度、羅馬）或海（希臘、迦太基、腓尼基）二是地方易於開拓耕種，因為當時的生產工具落後，太堅硬的土地即使肥沃也很難耕種。所以黃土被中國的先人選中了，在史記中曾將中國的土地分為7種有黑土、紅土、青土、黃土等，書中提到以黃土最為肥沃（可查），其時這是古人的看法。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黃土的好處不外有二，一是土質鬆軟利用落後工具耕種，二是疏鬆的土地可以很好的吸收水份，不需要太多的農業科學知識。但是也正是如此先期的有利地勢是華夏族積聚了強大的力量可以對周邊部落進行戰爭，但是凡事有處必有害，黃土最大的問題在於水土流失，泥沙於積嚴重。我這裡有一份數據是國際組織對各國河流進行的統計，根據數據中國黃河中的泥沙含量在幾千年前就比歐洲和美洲地區的河流高數倍。泥沙於積必然導致洪水泛濫，中國五千的歷史中有2千年的洪災歷史，3千年的旱災歷史和1千年的蝗災歷史。（可查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一書）（之所以多出一千年是因為有旱災多有蝗災，例如去年中國北方地區旱災蝗災並舉）可見我們先人的艱難之至，希望能夠看到這裡的朋友以後可以多寬容我們的先人，他們大多並非昏君貪官，只是能力有限，而治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之國並非平常中等之人可以的，而情急之時難免不以已而代天下最終身敗名裂。　　

西方著名漢學家李約瑟（病逝不久可嘆）曾寫過中國歷史為治水歷史，意思也大致如上所說，只是這個問題在西方人眼中與我們似乎不同，他更強調技術問題制約中國歷史。中國史記中記載在齊桓公第一次會合中就在當時的國際條約中的第七條中寫道各國不能私自開修黃河河道，治理大河必須各國統一行動，否則也是盟主動武的藉口之一。可見治河問題在當時已經很重要了，而戰國策中魏王也提到魏國吞併小國的一個目的之一就是在黃河泛濫之時，可以“若河東災，移河東之民於河西”，河西災當然也亦然。而且治河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統一治理，所以中國強秦統一各國的迫切性也可不強理解了，為什麼戰國後期統一天下非秦即楚時，秦可以而楚的迫切性不高了（楚已經統一了長江流域）（當然這並不是說黃河是秦國統一的唯一原因，但是古印度強盛是統一了印度河流域之後，古巴比倫統一兩河流域，而我們今天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上下埃及不能見容於一個尼羅河流域）對於當時的古代國家河水在國家生命中的作用絕不亞於今天的石油。　　

相比之下歐洲則不同，三大平原三大河流，低地水國縱橫斷無統一的必要和迫切性，中國不統一則必不可久長，而歐洲今天才感到了這種迫切性，所以今天歐洲才走向一體。畢竟我們不能因為有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就看不到歐洲的奧古斯都、亞歷山大、查理大帝和查士丁尼之些人但是沒有生存的迫切需要人們也絕無統一和生活在一起的需求。這就好比沒有非典我們絕不願意被封在家中整天與椅子為伍。　　

那麼中國一旦以農立國，那麼什麼問題最重要呢？為此我問過許多農民，答案就是“怎麼幹”，一個人口地域方大眾多的農業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規定由誰來領導大家幹活，誰是主誰是次，誰是重要的誰是次要的。因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農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不需要太多的科學知識，只要能夠分清主次，找出領導人物，在他的帶領整齊劃一的工作足可以解決生存問題，而地理氣候條件又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大帝國所以中國的問題從那時起就是一個君主是誰的問題，而且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孔子之儒學可以統治中國數千年，“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是為了讓天下人明白誰在這個農業國的生活和生產中具主導，誰領導生產，在生產及生產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中誰具主導。所以中國例代帝國都以儒學為治國之根本，因為儒學究其根本是適應了中國這一農業大帝國的生產生存需要的。但是當人類社會走進商業和工業社會時，儒學又死死的束縛住了我們，幾乎讓我們民族與其同歸於盡。　　

西方為何可以自生出共和而我們不行，原因在於歷史的造就。西方當然有共早期的共和制但這並不能視為先進，因為當時的共和制遠遠落後於君主制，這也就是為什麼羅馬最終由共和國變為帝國，一句話生產生不允許，（這個以後再談），此後西方在一千多年中也無共和制。西方現代共和制的開創可以視為威尼斯，它是最早的共和制，一城為國，國中有議會，議員為貴族商人，它雖不是今天的共和制但大體形式多源於此。威尼斯國土小，但鄰海所以商業發達，商業問題，而中國農業問題多，商業問題涉及買賣雙方，雙方平等才可經商，所以為了解決商業問題商法產生，而商法自然多強調買賣雙方的平等地位，而威尼斯國的憲法和民法也多是商法，只是當時人們不知，只認為這種法律保護了自己並不清楚民法商在後世會有許多不同，總之當時的威尼斯全國也就如同一個大公司。國家也如同一個公司一個家族一旦內部條理整合好，有統一的主旨或規定，則國家很容易強盛。中國以儒學為主旨、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教、神聖羅馬帝國以基督教、而西方現代國家以法律。所以威尼斯很快就強盛起來，它一國曾經獨自與奧斯曼帝國作戰，還出兵解救過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能，但也合乎情理。商業買賣講求精細，往往分毫必爭，所以商法和法律也就格外精細，在此規劃下技術、學問、工藝、作戰、管理都以精細見長，方方面面十分精確，所以至今天歐洲人以精準見長，而我以宏大見長。這樣當年的威尼斯雖然卻可以準確的動用全力，力量浪費程度比奧斯曼等小了許多。當然威尼斯仍有許多自身的問題沒有解決，這也是它最終衰敗的原因。此後荷蘭、西班牙至到英國將現代法律發展到極致（並不完美）所以西方才逐漸追趕上東方，並最終由於法律在統籌管理上更精準優於儒學和其它宗教所以讓西方成為了世界的霸主。　　

而中國的儒學以解決農業問題為主，所以要求的是宏大，整齊劃一、統一領導、個人局部利益必須服從整體利益。因為農業只要大家一起在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和準確性就可以了，人們的生活和生產絕不會因為技術上的準確性而太受影響，只要國有一君主、省府有一巡撫總督、郡縣有一知縣，令從一，整齊劃一，生產主可以了，帝國也就足以了。再加上先前說的，帝國的地理氣候條件決定了帝國的統一和龐大性的必然，所以中央帝國以其龐大的農業力量足以對抗外敵了（當然外敵入侵有其農業和地位氣候以及生產原因的必然性，並不是單純的由於君主的好壞或是名將的多少，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央帝國與外敵總處於一定地理和氣候甚至降水帶附近的對峙之中了）。而龐大的帝國也有其民主的發展如明朝中期大臣們已經可以和皇帝分享治權了，特別是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共計100多年，皇帝沒有大臣們的支持幾乎無法統治，而且多數情況下是皇權做出了讓步。當然當時的人們是無法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所以無論寫宋史還是元史明史清史的史官們都無法理解其中的大歷史原因。民主是人類發展的必然之路，人類社會的進步已經使一個人很難控制社會了，必須需要更多人甚至集體的力量來解決一國遇到的各種問題，所以隨着義務的下放，權力也必然下放。換句講李世民們和房杜們未必能夠解決崇禎們、光緒們和張居正們李鴻章們遇到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儒學和文官體制經過千年的“進化”已經具備了極強的生命力，而朱熹的“理學”以理性、客觀、一元性的面目出現使儒學更接近實踐。更接近客觀世界，更進一步發展了儒學，也更加具有了欺騙性（這是以現在人的眼光來看。而在當時理學解決了許多實際生活、管理和生產中的問題，進一步統一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這也是為什麼朱熹會在中國儒家中享有那麼高的地位的原因了）。　　

強大的一元性農業文明在明清時已經發展到了極“先進”（以當時人的眼光）的地步，所以它絕不會再允許商業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因為這將動搖整個帝國的根基，而且直到鴉片戰爭，我們這個帝國也沒有看到需要動搖這個根基的必要性，正如同歐洲人直到今天才感到了統一的必須性。所以我們今天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鄭和下西洋卻沒有帶來中國的殃民統治和中國新大陸的發現，為什麼中國商業在明清會停滯不前，為什麼在中國人眼中仕農工商，商在最後，中國為什麼歷來輕商，我們也會理解為什麼中國在明朝時已經很先進的江南製造業和工業為什麼會最終被放棄，為什麼中國明清進行鎖國禁止對外貿易，而且這種鎖國政策可以被執行長達數百年，歷經兩朝。這一切真正的原因在於一元性的農業文明絕不會讓其競爭者生長和發展，它的“先進”性使其能夠在其競爭者剛剛發展之時就看到了威脅並極快的將其競爭者消滅。但是歷史終歸要進步，在內外壓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一元性農業文明所建立的王朝終於在公元1911年走到了盡頭，但是中國的農業文明並沒有結束，所以在兩種文明的鬥爭中難怪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鬥爭得如此激烈，道路是如此的苦難深重，犧牲之大慘不忍睹。直到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人仍有着它的影子，而你我身上的言行有時不也流露出它的痕跡嗎？　

　 所以這百年來許多爭鬥都是兩種文明的鬥爭所致，只是其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探究。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欣慰的是畢竟我們走進了共和走進了民主，而且我們還在前進，這一前進的步伐已經無法阻擋。最後用一句西方名言來總結我對歷史和明天的態度：用廣闊的胸懷去寬容你所無法改變的；用無畏的膽量去改變你可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