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孔子，拋棄《大學》之路

孔子之後，有一個儒家的學派，就是後世所說的曾子，子思，孟子，宋儒一系，這個儒家學派真正的興起是在宋代的時候，後來在明清時代這個學派統治了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政治界達700年的時間。

只是，相對於中國5000年的文明來說，700年也不是很長。現在是到了徹底拋棄這個學派思想的時候了。

這個學派的思想後來被朱熹編著的《四書》給凝固下來，《四書》也成為了明清時代所有儒生必修的科目，也是科舉考試的核心。在《四書》中，雖然還有孔子的《論語》，但《論語》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還有其他的三書，這三書，《大學》《中庸》《孟子》是宋儒新增加進來的，在宋代以前，這三書並不重要。其中《大學》《中庸》不過是《禮記》中的兩篇，因為在宋代受到二程的重視而將其從《禮記》中抽出來，朱熹又將其與《論語》並列。《孟子》在宋代以前也不重要。無論是漢代的儒生，還是唐代的儒生，都沒有如何特別看重《孟子》，《孟子》的崛起也是在宋代。

《大學》相傳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中庸》相傳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而孟子據說是子思門客的學生。其實這兩部書都不是他們所為，後來的人考證，都是秦漢之交的作品，《禮記》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秦漢之間儒生的作品。但可能，其中的思想從是曾子和子思的傳下來的，所以宋儒就搞了這個學派的統序，給人的印象是，這個學派是從孔子一脈相承下來的，而且是孔子的嫡傳。

其實根本也不需要作如何的考證，我們一讀文章，就可以分辨出來，《大學》與《中庸》的邏輯推理非常的嚴密，有強烈的論證論辯色彩，因此根本不可能是戰國以前的作品。秦漢之間的儒生偽造了許多的書，包括後來的那個《孝經》，也是偽托孔子所作。

朱熹在編著《四書》的時候，按照難易程度，其順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朱熹的意思是《大學》是入門的東西，而《中庸》是心法，是比較難的。其實，宋儒的思想核心是《大學》，是以《大學》來解《論語》和《孟子》，用《大學》先塑造和固定一個眼光和基本的框架，然後你就從這個眼光和框架來看《論語》，來解孔子，來理解儒家思想。這當然是全新的解讀，當然也是誤讀或者是歪曲。中國古人有一個傳統，就是表面上的述而不作，你已經有新的想法了，新的思想了，但不能直接說，而是作註解，或再找出什麼古書來表達自己的新的觀點。宋儒他們也是這樣干的。

那麼，《大學》之路是什麼呢？大學一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然後就敘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內聖與外王之道，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那個非常著名的四句話：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後是正向反向的來回論述與論辯，非常的嚴密。這個大學之路在宋代以後，影響了中國的文人，文化，思想，政治達700年的時間，在中國的道統，政統和學統上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麼這個《大學》之路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是什麼呢？就是要修身和以德治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要與政治有關，要取得政治的權力和普及其政治的理念。這個以德治國的思想與中國的專制制度和皇權思想及人治的思想是緊密相連的。你要想治理好國家，用什麼手段呢？就是要講個人或皇帝或大臣的修身，而要修身就是要先誠意，誠意就要先正心，正心就要先格物致知。而身修了之後，才能齊家，齊家之後才能治國，國治以後才能天下平。修身是治國的前提，這樣就可以將道統，學統和政統整合起來了。

因此，這個學派的政治思想和治國思想的核心就是靠個人的品德，來治理天下。《大學》中還舉了一些的例子，如堯舜的時代如何如何，桀紂的時候如何如何，正反兩方面。“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所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因此，一國的興衰取決於一家和一個人德行的好壞。

既然如此，那麼儒家要怎樣做，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比較好呢？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呢？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可能為善也可能為惡，雖然孟子講人性本善，可是現實中並不是這樣，桀紂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儒家就是要注重教化，教化好了，人人都為善，皇帝大臣都修身，都成為了聖人，那麼國家不就治理好了嗎，天下不就平了嗎？這就是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可是，問題是，我們從中國的歷史上來看，包括明清兩代，有多少的好皇帝和好大臣呢？國家治理的如何呢？人治，專制，中央集權，郡縣制，這些東西與那個以德治國緊密相連，可是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國也沒有越變越好，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也沒有越來越好。也因此，以德治國幾乎就走到了死路上了，而人治與專制幾乎就是中國產生暴君，獨裁統治基礎。

現在的問題是，孔子是這種思想嗎？如果按宋儒的解說來看，好像孔子也是同樣的思想。但如果我們換一條思路，我們拋開宋儒，拋開《大學》，《中庸》和《孟子》，我們回到孔子的思想的本身看，孔子真的如他們所說的也是如此嗎？這就涉及到回到孔子的問題，以及如何真正的全面的理解孔子思想的問題了。筆者的意思是，孔子是大宗師，孔子的思想不是這個學派的解法。

如何理解孔子真實的思想歷來有很大的爭議。因為孔子早已經變成了千臉觀音，孔子的真正的思想和真實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了，也被隨意曲解。筆者現在覺得，如果要真正的回到孔子，真正的理解孔子，必須要以孔子解孔子，而不是以曾子解孔子，不是以子思解孔子，不是以孟子解孔子，不是以漢儒解孔子，更不是以宋儒解孔子，也不是以五四解孔子，不是以新儒家解孔子。

而回到孔子有兩條路，一條是以《論語》解孔子，一條是以孔子所生活的社會狀態和孔子本人的願望來解孔子。

我們要回到孔子的本源，回到孔子為我們建立的真正的思想體系，也要回到孔子生活的時代。孔子的思想體系是非常的豐富的，也是非常的平衡的，如果你單拿出孔子思想的某一部分來加以發揮的話，而不顧及孔子的其他思想，那就會背離了孔子，也割裂了孔子。如果你不回到孔子的時代，而是從後代來隨意解孔子的話，那也背離了孔子。

孔子是博大精深的，是大宗師，不是後來的儒家所能局限的。後來的人竟然將儒家劃分成多少的期，什麼第一期儒家，第二期儒家，第三期儒家；還有人用什麼發展的觀點看儒家思想，分什麼原始期儒家，發展期儒家，成熟期儒家，衰落期儒家。在這些人的劃分中，孔子就成為了第一期儒家，原始期的儒家。不過我所贊同的正是這個第一期與原始期的孔子，因為這個時候的孔子還沒有被歪曲，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原始，這個第一，因為，這才是真正的孔子，而不是被後來歪曲的孔子。

據很多人考證，孔子不僅是在戰國的諸子百家之前，甚至還在那個老子的前面，因此孔子不是諸子，也不是那個儒家。孔子是上承周公，以及中國古代典籍的人，中國古代的典籍基本都經過了孔子的手，而且是被孔子修訂過的。包括那個易經。可能還有一些別的沒有經孔子之手的古代典籍，但大都沒有流傳下來。

後代的人歪曲孔子的一個辦法，就是割裂孔子，只將孔子某一方面的東西，也就是那些的人想要的東西，拿出來，也就是斷章取義，而不是要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孔子。那麼，孔子的思想體系在哪裡呢？就是在《論語》中。有很多其他的書都假託孔子，有很多的子曰，但都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論語》中孔子的思想，而且是成體系的思想，而不是個別的言論。因此，以孔子解孔子的第一條路徑，就是以《論語》中孔子的話來解孔子，而不是以後代的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他們等來解孔子。

以孔子解孔子還有一條路，就是以孔子生活的時代來解孔子，因為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脫離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因此我們不能用後來中國的朝代的思想來解孔子，因為孔子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孔子沒有生活在專制制度和中央集權的時代。程朱他們都生活在後來的專制制度的時代，那些時代與孔子的時代都不同了，因此他們的解法肯定有問題。

很多人論及孔子的政治思想，常說孔子是想恢復西周的政治制度。孔子的思想的確是法先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不是以德治國，而是以禮治國，而這個禮，就是周禮。他不像春秋時代的其他政治家，如管仲，他們是法後王的，是跟着時代的節拍前進，或者直接推動着時代向前走的。管仲在齊桓公的時代曾經發布過一個法令，“賦祿以粟”（管子。大匡），即讓分封的貴族直接領取俸祿，而不再在自家的封地上取祿。這實際上標誌着分封制度的瓦解和郡縣制度的開始。貴族們失去封地，便不能再和王分庭抗禮了，貴族和王之間那種互相尊重的和諧關係也就喪失了。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就是指的這個。當然也指諸侯與周天子的關係。因為周天子喪失了陝西那麼一大塊天子自己的封地（被犬戎和反叛的人占據了），而被迫跑到洛陽，以至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不能和大的諸侯國相抗衡，還不得不在軍事和經濟上經常要有求於諸侯，這樣便導致了500年來天子與諸侯的互相尊敬又相互幫助的“禮”崩掉了。

可見，禮崩樂壞的關鍵並不全是在道德的敗壞，而是實力（封地）在起決定的作用。當然，也與道德有關。西周最後一位天子幽王，就是因為寵幸褒姒，烽火戲諸侯，以及廢了皇后和太子，道德敗壞，以至喪失了天子封地。各諸侯國的王也非常的貪婪，將新取得的地都歸在自己的名下，以至王的封地大大超過其他貴族，使得其他的貴族無法與王抗衡，也導致了分封制的逐漸瓦解。

在孔子的理想中，堯舜並不是非常完美的國度，因為，那個時候堯舜治下的百姓還很窮苦。孔子理想的大治天下應該是西周，尤其是在周公統治時期。“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脩）。“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可見，不僅西周的制度，而且西周的周公也是孔子一直嚮往的理想人物。

西周是分封制的，天子，諸侯，王族，貴族，公卿，士人等都有大小不等的封地，因此從財政，治安，訴訟，軍事，都各自獨立，沒有明顯的依附關係，當然，從上到下都有各自應盡的權力與義務，上下關係很好，社會和整個的天下都很平安。西周500年，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動盪。這樣的社會，在孔子的眼中，是非常理想的社會。

我們可不可以說，分封制是孔子的理想社會，而不是後來的郡縣制。中國的專制制度，是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為主的，這個制度根本不是孔子的理想社會與制度。因此，把孔子的思想放在後來中國漫長的專制制度中，其實是並不太合適的。也一定會被歪曲的。孔子的理想社會就很接近於西方中世紀的社會，而西方中世紀社會是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起源之一，因此，我們可不可以說，孔子的思想有很大成分的民主思想，這肯定是成立的，只是，中國後來的儒家將孔子的思想向專制方向歪曲了。

因此，我們解孔子，讀《論語》，是不能脫離孔子當時生活的具體的社會環境的。必須從西周的制度與風俗，再從春秋早期發生了什麼來理解孔子的思路和思想。要回到孔子思想的本來面目，而不是後人的解釋。

比如，在孔子的為政思想中，有一句話非常的有名，就是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的本意是孔子正名思想的一個表現，孔子的意思是，一個國家要治理的好，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那麼孔子是如何說君臣父子的關係的呢？孔子說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這是君臣關係的核心，是禮讓和諧的關係。可是，後人，包括宋儒是如何解這句話的呢？就是君臣父子要有一個等級的觀念，君在臣前面，父在子的前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種解法與孔子本來的思想差之萬里。在孔子的時代，君臣的關係根本不是後來專制時代那個樣子，孔子的時代剛剛有一點郡縣制的苗頭，天下基本還是分封制的，君臣關係還是很和諧的，君對臣也沒有絕對的權威，如何會解成後來的那個樣子呢？就是他們都是脫離了孔子生活的時代來解孔子。

比如，後代很多的人將孔子的仁拿出來，認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這個很難說，孔子是有論仁的觀點，可孔子還有論禮的觀點，還有論天的觀點，還有論道的觀點，還有論君子的觀點。這些觀點是如何平衡的，因此我們必須用思想體系來看孔子的思想。孔子說，仁者愛人，但孔子還說過克己復禮為仁，說過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這又如何理解？即如何理解仁，人，愛，禮，己，克己，天下的關係，必須在這種關係中來理解仁，才行。如果我們按宋儒的理解，仁者愛人，就是仁者，要有愛人之心，這好像也對。但如果我們了解了孔子整體的思想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樣解是不對的，因為孔子對仁，對聖的理解都不僅僅是一個內在的心的理解，不是知的理解，而是知行合一的，必須要有行動，是心和行動的統一，那麼，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不是僅指那個愛人之心，而是說，仁者要愛人，要有愛人的行動，和愛人的結果，是愛人之心和愛人的行動和結果，是知行合一的。這種解法與宋儒就完全不一樣了。在《論語》中，孔子的仁的概念有四到五個意思，是非常複雜的，我們不能將其簡單化，那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

克己復禮也是一樣。如果按宋儒的解法，肯定是，要克制自己個人的私慾，恢復到一個禮所規定的要求上來，道德規範上來，那麼這就是仁了。也就是說，這是從一個反方向來定義仁，愛人是從正方向，而克己，是從反方向的，而一旦天下的人，都做到了克制自己的私慾，那天下就太平了，就充滿了仁和之氣了。這種解法好像也很在理。但這不是孔子的真實的思想。孔子的意思是，克己是為了恢復那個周禮，孔子是有所指的，指的是禮崩樂壞的現實問題，孔子希望，各個諸侯王都要克制自己的貪慾，要恢復到周禮上來，就是那個天子和諸侯和諧的關係上來，那樣，只要有那麼一天，恢復了周禮，那麼天下就太平了，也就是仁了，而人與人的道德關係，也要恢復到周禮上來。這裡，禮不是解成道德，禮儀，節制，而是周禮。孔子在《論語》中的“禮”有四層意思，禮儀，節制或度，德行，周禮，也就是周代的制度。宋儒一般都解成禮儀，德行，而沒有度和周禮的意思。宋儒對禮具體的解釋後來就變成了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及君臣父子的等級森嚴的關係。禮這樣的解法完全是宋儒自己的觀點，與孔子的思想差之萬里。因此，我們必須將孔子思想放入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上來看，這也是回到孔子本來思想的一條路徑。

筆者認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禮和君子。在《論語》中，出現最多的就是這個君子，而不是聖人，也不是仁人。而這個禮，就是周禮，西周時代天子與諸侯之間的關係是和諧的契約關係，各自尊重對方，各自都有權力與義務的關係。這個周禮，後來也形成了人們之間的道德的關係。而君子，就是在周禮存在前提下，人們要做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是做有道德的大人儒，就是君子，還是做那個小人。而這個周禮，反映了西周的那個天道觀，是天道在地上的一個具體的實現。

因此，在孔子看來，天道在地上的表現不是後來的那個皇權，即漢代的董仲舒所發揮的那個天子與皇權，而是禮，即周禮。周禮與秦漢以後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相去甚遠，而人治的思想也根本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講過聖人為政以德，可以南面而作，垂拱而治理天下，可那只是孔子的理想層面的東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為在孔子看來，堯舜都沒有達到聖人的標準，這與後來孟子的思想相差很遠。孔子是非常現實的人，他專注君子而不是提倡聖人和仁人，提倡恢復周禮，以禮治國而不是以德治國，就是孔子關注現實的一個表現。恢復周禮，克己復禮的現實辦法就是做一個君子。因此孔子一生都致力於培養君子。孔子周遊列國，不是在宣傳那個專制的皇權思想，也不是在宣傳以德治國，而是想用周禮來治理國家，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禮治國，而不是以德治國。這與孟子和宋儒他們的思想相差是非常大的。

《大學》的成書時間是在秦漢之間，那個時候，秦帝國已經在用郡縣制來治理天下了，因此《大學》的思想正是那個時期儒家思想的一個反映，那個時候的儒生已經在調整自己，開始適應變化了的時代了。漢代的董仲舒更是調整自己，在與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根本就不提什麼周禮了，也不想恢復到西周的分封制度了，這都是與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馳的，背離了孔子的思想。這樣，我們如何可以說他們是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呢？他們這一派儒家思想如何是孔子思想的嫡傳呢？其實，在《漢書。藝文志》裡早就說了，儒家者流，是祖述孔子，以重其言。意思是說，戰國後來的儒家說孔子是他們的開山鼻祖，只是為了以重其言而已，即是功利性的拉孔子來做其祖師爺。

我們現在就是要拋棄那個《大學》之路，也要拋開宋儒的思想，拋開《四書》中的三書，回到《論語》，回到孔子思想的本源上來。在“天道”上，就是要建立天道在地上的實現就是周禮的思想，而不是那個董仲舒與宋儒的那個皇權思想，專制思想的天道觀；在“地道”上，也就是人間的政治思想上，就是要回到以禮治國，以周禮治國，而不是以德治國，以人治國，拋棄宋儒的大學之路，及對禮的解讀，即拋棄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及君臣父子的等級關係；在“人道”上，即個人的養成上，要拋棄孟子與宋儒的聖人的思想，要回到孔子的君子的培養上來，也要恢復六藝，廢除朱熹拋棄六藝，將六藝貶為小學的思想。

我們要重建立孔子的天地人三道的思想體系，也要重建孔子的道統，政統與學統。孔子的天地人三道不是一個線性的關係，而是一個三角形的關係。因為孔子引述過易經中的話，即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在這句話中，天和君子中間沒有隔着什麼東西，是可以直接交流的，而董仲舒他們的的天地人的關係是線性的關係，一般的人與天之間是隔着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