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科院不再评职称说起
时间:2001年11月29日 作者：智效民(《晋阳学刊》) 来源:问题与主义

“中科院不再评职称”（《文摘报》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的消息传出，关心这件事的人大多喜忧参半。喜的是国家科学院终于对这个貌似公允、实际上“不知有多少丑恶假汝以行”的制度有了个说法；忧的是取消了职称评定之后，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未必就能制止。要解决这一隐忧，我以为有几个问题应该讨论：第一，为什么职称评定会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第二，我们在人才选择上出了什么问题？第三，知识的创新依靠什么？

一、职称评定与学术腐败

在我看来，职称评定中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权谋私，二是弄虚作假，三是行贿受贿。所谓以权谋私，就是只要有权，不论学问如何，都可以拿到高级职称。记得８０年代第一次评职称的时候，我们单位在一百多位科研人员只评出几个研究员，其中大多是院长、副院长。这个头一开，行政职务便成了比学问更重要的因素。后来的院长都不是做学问的，但一上任也要当研究员，还说这是为了工作方便。

所谓弄虚作假，近来各种媒体多有揭露，其中又以剽窃现象最为严重。北京某大学的副校长、复旦大学的几位教授，因为干这种勾当，被人称为“窃贼”或“剽客”。著名学者都堕落到这种地步，其他人便可想而知，前些年为了评职称，造假者还搞个书号（也不知是真是假），掐头去尾地抄一本凑数；后来嫌抄得麻烦，干脆把名字一改，就成了自己的“成果”；到现在，只要和管事的搞好关系，就可以胡编乱造，无中生有。有些人平时不搞研究，评职称的时候却“成果”累累。一位科研处的头头，本来是学哲学的，却以《市场营销奥秘》的“专著”当上研究员，至于这本书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没有见过。一个年轻人想向上爬，曾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只因为没有正式调走，居然获得破格晋升研究员的殊荣。相比之下，也在这个单位的丁东，虽然在研究民间思想方面颇有收获，并主编过《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和回忆》等著述，却一直是个助理研究员，后来他提前退休，单位勉强给他补了个副研的缺，工资还不能兑现。

至于行贿受贿，也有公开化的趋势。多年来为了评职称，人们都要挨门逐户地拜访评委，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拜码头”。据说拜码头时不能不有所表示，从高档烟酒，到代金卷储值卡，可谓应有尽有。前几年有个评委对我说：“别人都有所‘表示’，你也不考虑考虑？”我不甘自取其辱，便创下连续多年不能晋升职称的纪录。后来还听说，有些评委竟大言不惭道：“咱们在评职称时付出劳动，为什么不能收他们的礼物？”当然，行贿受贿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局外人很难进一步了解内情。不过，只要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指鹿为马，有多少人滥竽充数，就能估计到有多少肮脏的交易发生。

平心而论，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人们在职称评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也付出过很大努力，但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这些努力只能是南辕北辙，南桔北枳。据我所知，当今知识界学官当道、学霸横行的状况非常普遍，因此，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人才标准和人格独立

评职称中的腐败现象玷污了学术的清誉，也孕育了一种劣胜优汰的人才机制。在我熟悉的学者中，除了丁东之外，谢泳也深受其害。近年来谢泳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独树一帜，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然而要说起来，他至今还是个中级职称。不过，谢泳对此并不介意，几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做大学问还是弄高职称》。为了拒绝平庸，他不愿意“弄”高职称，对于痴长十几岁的我来说震动很大。因此我建议凡是有志于学术的人，都应该读读这篇文章，以免现代学术的薪火在我们手里失传。

学术腐败的泛滥和逆向淘汰机制的形成，从客观上讲,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所致，从主观上看，则与国人对学术本质认识不够有关。蔡元培说，所谓学术，是一种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事业。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贺麟也说：“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在本质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的神圣使命，假如学术沦为“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那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了。这就告诉我们：学术是一种研究真理的终身事业，它要求学者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大家才会自觉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应该为学术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学术的健康发展才有可能。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多年来学术不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就是为经济所左右；许多人不是把学术视为谋生的手段，就是把它当作投机取巧的法门。更可怕的是，当学术事业被玷污的时候，许多人为了保住饭碗，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同流合污。

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为学术正名，还要使每一个学者具有为学术尊严而抗争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形成，当然需要加强对学术本质的认识。由此可见，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有没有陈寅恪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是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否则，我们遴选出来的就可能不是人才，而是奴才。

三、知识创新与通才教育

在现代社会，考评人才不能不考察他的知识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从何而来，我以为除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外，还要有丰富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以便在融会贯通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一切，都有赖于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普通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就指出：所谓普，就是普遍；所谓通，就是通达。不“普”，独立的人格就无从谈起，不“通”，真正的自由就无法获得。但是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却偏重于专业，偏重于实用，这对于人才培养非常有害。前不久恰逢清华大学纪念九秩校庆，许多人在回忆清华时都没有谈到当年的通才教育。其实，通才教育也是该校的一个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贻琦校长就反复强调：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学科分类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没有专业教育将寸步难行。针对这种说法，潘光旦和冯友兰等人有很好的反驳。潘先生说：社会分工固然是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分工与蚂蚁不同。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需要通才教育，而不要把学生束缚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冯先生也说：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能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价值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由此可见，所谓知识创新能力，其实就蕴藏在那种无限的可能性中，它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对社会的了解，对是非的判断，对价值的欣赏，以及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

这些见解与爱因斯坦不谋而合。翻开《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类似的议论很多。为篇幅计，我仅征引其中一段。１９５２年，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清华大学被迫放弃了通才教育的传统，这也是多年来我们在知识创新上落后的一个原因。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1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