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缺少憂患的時代。 憂患是一種沉重、痛苦的清醒。我們寧願選擇一種痛苦的清醒，也不願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為，憂患的痛是為了更多的不痛。 我們躲不開一副擔子，那就是自己的良心。

——本文主人公的話

一個大學生的反貧困之旅

那天，同事給我一本書，說是一位名叫徐海珊的大學生寫的，書名是《蒼生：一個青年學子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思索與吶喊》。

一個才20出頭的在校大學生，竟敢觸摸如此重大而複雜的主題，並寫下一本洋洋43萬言的書。我有疑惑也有好奇。

我用三天時間看完了那本磚頭一樣厚的書，書中對系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三農問題、文化貧困、農村教育、生態環境、女童教育、社會公正、法治精神、道德衰退等社會發展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積極關注農民工、鄉村孤兒、殘障人群等貧困群體。可以說，它是一部當代中國社會調研報告。

不能不承認，讀這本書，我常常被感動，為作者憫懷弱者的社會良知。

幾天后，我在武漢見到了徐海珊：中等個兒，皮膚微黑，舉手投足間都顯出他這個年齡少有的成熟和穩健，還有隱約的滄桑。

《蒼生》一書是他這些年行走的思考。為了負責任地思考、吶喊和實踐，大學四年間，他三進西部，三進大別山，北進中原進行了扎紮實實的社會調查，行程4萬多里，足跡遍及中西部11個省、自治區的51個縣、市、區、旗（其中有25個是國家級貧困縣），記下的調查筆記有數十萬字，拍下的照片有十多斤重。用徐海珊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在關注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

那天，我們的交談一直持續到深夜。

無法忘記農村，是因為我心裡有一種深深的愧疚

徐海珊的家鄉在廣東平遠縣，那是典型的客家山村。他有意識地開始思考農村問題，還在高中時代。

他說——

那時，我與一位念中專的朋友為日後彼此的出路問題經常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回鄉務農，還是進城闖蕩。幾番爭論下來，我們發現，無論怎樣，都無法找到讓自己留在農村的理由。我有一種難言的心酸：農村，不但城裡人看不起，就連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村人也瞧不起，它就像一塊是非之地，大家惟恐逃之不及。

於是，我開始關注中國農村問題。畢竟出身農村，我總是抱着一種體驗的心情去觀察和思考農村問題，道義上的支持立場也顯得特別突出，儘管有時候道義的支持是蒼白的。

1998年9月，我考進中南民族學院法律系，成了都市裡的大學生。但是，我無法忘記生我養我的故鄉——粵北農村，還有在那塊土地上艱辛勞作的父老鄉親。

無法忘記農村，是因為我心裡有一種深深的愧疚。這種愧疚不但我有，那些和我一樣舍家留城的學子，那些棄家進城的“農村精英”恐怕都會有。逃離農村所產生的愧疚，會讓我們的靈魂終生難以安寧：總感到失去了什麼，欠下了什麼，因為在那片依然封閉落後的土地上還生活着我們的親人，那裡有我們的根。

不經歷農村，就不了解現在的中國

大一下學期，徐海珊想創建大學生反貧困協會，團結同仁為農村做一些實在的事情。由於種種原因，他最後創辦了人口資源環境研究會，並專門設立了反貧困委員會。他在會報《關懷》的創刊詞裡這樣寫道：“貧困問題、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每一個問題都隱藏着危機，甚至是災難。迴避與隱諱於事無補，悲觀與絕望雪上加霜。我們要做的只能是也必須是——關懷：吶喊與實踐。”

同時，他開始做着進西部考察農村的準備。之所以要去西部，是因為那裡的農村更封閉，更落後，那裡是中國貧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他說，不經歷農村，就不了解現在的中國，不體驗貧困，就不了解中國的現在。

徐海珊想為西部民族貧困地區的農民帶去一份禮物,他想寫一本掃盲讀物。為此,他走訪了湖北省扶貧辦等十多個相關部門，收集和閱讀了近兩百萬字的資料。為了使掃盲讀物通俗易懂，他借來了整套小學語文課本一句句地啃。有一次，學校圖書館的老師見他午飯時間還在埋頭苦讀，走過去看他，發現這個小伙子居然在看小學語文教材!弄得老先生搖頭不已。這樣的苦讀不僅在白天,不知多少個夜晚，宿舍熄燈後，在澡堂昏暗的燈光下,徐海珊一遍遍地修改他的書稿。

1999年7月15日，他背着300本自費出版、還散發着油墨清香的掃盲讀物《幸福課堂》，踏上了去西部的路。

徐海珊的第一站是雲南，他在國家級貧困縣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的雲龍鄉住了下來。雖然他對農村並不陌生，可是仍為一些村寨的情景所震撼：一間間搖搖欲墜的茅草房、土窩棚，屋裡人畜共居，大部分人家連張床都沒有，人睡在鋪着茅草的木板，下面就是牲畜臭烘烘地到處亂竄；有的婦女竟然窮到裸露上身；村里沒有電話，看不到報紙，更沒有電視，只有此起彼伏的狗叫聲在村寨迴響。

徐海珊在安康村見到了堅持自費辦學十幾年的楊正富：儘管他只有48歲，可是看上去像60多歲的老漢。學校開辦了一至三年級課程，20多個學生。他要帶三個年級的課。

中專畢業的楊正富是村里學歷最高的人。1984年村里辦小學，他成了學校的惟一教師。後來當地發生地震，校舍倒塌了，村里沒錢重建，楊正富就將自家的烤煙房騰出來做了小學。由於沒有辦學經費，楊老師幾次想放棄辦學，可終究不忍心看着孩子們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成為隻字不認的文盲又繼續當着教書先生。

在西部農村，徐海珊不止一次遭遇過這樣的尷尬：前一天才發到農民手裡的掃盲讀物，第二天早上就在茅廁里發現了已經揉皺成團的內頁。他不遠千里送到西部的掃盲讀物，在有的農民眼裡不過是一沓手紙。

回到武漢後，他將剛剛拿到的專業獎學金全部寄往西南民族貧困地區，在雲龍鄉安康小學設立了“立志助學基金”。

黎民不飢不寒，你我同心同行

第一次從西部回來，徐海珊幾乎每天都做着同樣的夢：風雨中飄搖的草棚，人蓄共居的茅房，衣不遮體的老人、孩子和婦女。醒來後總是淚流滿臉，他無法安寧。

如果說，當初徐海珊對農村的關注只是一個農家子弟掙不脫的農村情結，只是對農村父老鄉親的一種愧疚，那麼從西南回來後，他已清醒地認識到，在我們這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度，農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現代化。關注農村，就是關注中國的未來。

1999年11月，徐海珊在武漢高校舉辦了“心系蒼生反貧困展”，展出了他深入西南民族貧困地區農村開展文化扶貧拍攝回來的照片。在影展開篇語中他寫道：“我們知貧、言貧，為的是痛貧、省貧，我們痛貧、省貧，為的是脫貧、洗貧……”

短短兩三天，前來觀看影展的學生達到3000多人，不少人站在照片前不禁潸然淚下，400多人寫下了三四萬字的留言。一位學生在留言中感嘆道：“當我們躊躇在找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之間的時候，我們的靈魂正變得空洞。長久以來，我們已習慣於繁華喧鬧的都市，幾乎遺忘了同一個國度里，還有貧瘠荒涼的黃土地，還有掙扎在寒冷、飢餓線上的同胞！”

影展引起的反響，促使徐海珊下定決心用最寶貴的學生時代去倡導、構建和實踐中國校園慈善公益事業。幾年裡，徐海珊一直將它作為大學時代的社會理想,並為此竭心盡力。他說,憫懷弱者就是責任擔綱：黎民不飢不寒，你我同心同行。

就算沒有能力去改變，也有責任去關注

2000年7月，徐海珊開始了第三次西部之行。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他和縣林業局官員同車趕往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邊緣的西北灣鄉考察。路上，開車的師傅不斷向他嘆氣說：“別人逃都逃不掉的地方，你這個大學生偏要去，現在不要說西北灣鄉了，就是奇台縣城弄不好也要遷走了。”

到了西北灣鄉才知道，開車的師傅並非危言聳聽。近二十年來，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以每年幾十米的速度由北向南推進，沙漠所到之處，樹枯、房倒、人走。近年來，光西北灣牧場就遷走了20戶人家，站在沙漠邊緣望過去，被沙丘掩埋的房屋，屋頂依稀可見，可是曾經住在那裡面的人卻已淪為生態難民了。牧場小學，由於沙漠的一次次逼近，十年間已經往南遷建了三次，而現在，沙漠再一次虎視眈眈地逼過來，離學校已不到1000米，距離奇台縣城也不過20公里。

在寧夏，徐海珊第一站去了同心縣喊水鄉。這是一個嚴重缺水並且水源含氟過高的鄉村，可現在就連這樣的劣質水源幾乎也沒有了。當地不少老百姓就靠借錢或者扶貧款挖水窖，收集雨水飲用。

從甘肅山丹縣橫穿戈壁到達內蒙古阿拉善右旗額肯呼都格鎮，狂風咆哮着捲起沙土砸在徐海珊臉上，街道上冷清清的，偶爾傳來幾聲狗叫。阿右旗農牧林業局的官員告訴他，那裡平均每年颳大風的日子就有260多天，不僅風大，而且沙多，雨少。牧民為了增加收入過度放牧，使草場植被遭到嚴重破壞，草場大面積地退化、沙化，沙化土地竟占到全旗總面積的97%，已有2000多名牧民淪為生態難民。

徐海珊很無奈：作為一個在校大學生，他並沒有多少能力去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但是，他說他有責任去關注，並有責任去呼籲更多的人來關注他們。

沿着褐黃的山脈走進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核桃莊鄉，徐海珊看到的依然是令人壓抑的落後封閉和難以生存的環境。有天傍晚，在借住地，他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兒正吃力地提着一桶水。剛走過去，小女孩兒看到這位陌生人滿臉的鬍子，驚恐地扔下水桶跑進了一間歪歪倒倒的土坯房。小女孩兒叫冶海力買，是個鄉村孤兒，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叔嬸收留了她。已經11歲了，冶海力買還沒上過學。

大庫都村是核桃莊鄉最偏僻最窮的村，村民散居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徐海珊天剛蒙蒙亮就從鄉政府出發，翻山越嶺，午後才趕到大庫都村。村子周圍的山全都光禿禿的，當地農民說，這裡十年九旱，常常顆粒無收。

聽說徐海珊是來了解兒童失學情況的，村民們紛紛帶着孩子圍過來，有的是單親家庭的孩子、有的是失去父母的孤兒、有的是家裡太窮念不起書的孩子。在那個才三四十戶人家的村子，失學、輟學的孩子就有十幾個。

在核桃莊鄉另一個村子，徐海珊打着手電去找一個叫冶玉蘭的小女孩兒。13歲的小玉蘭，又瘦又矮，正發着燒，一直咳個不停。村里人說，這娃命苦，她爸出去打工摔死了，家裡老奶奶病在床上，還有兩個弟弟，都由她媽一人拉扯着。第二天清早，他將小玉蘭帶到鄉醫院，醫生檢查出是肺炎，打了吊針後，他讓醫生加開了半個月的藥。他交了藥費後又給了小玉蘭一些錢，並資助她繼續念初中。

離開民和前一天，徐海珊又去了冶海力買家，專門帶她進縣城買了衣服、鞋襪和書包，並爭取到了家住縣城的核桃莊鄉學區校長吳振邦的支持，減免冶海力買的入學雜費，其餘的費用由他直接資助。徐海珊臨走前，撫養冶海力買的嬸嬸請求他為只有經名的冶海力買取了個正式的名字。

整整一個暑假,徐海珊走訪了西北6省區27個縣市區旗，他考察了農村教育和生態環境,特別調查了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女童教育問題。回學校後，徐海珊發動同學結對資助了他在青海高原摸底登記的15名失學兒童。

關懷，就是擁責任入懷，擁蒼生入懷

在聯合國總部，高懸着一隻“貧困鍾”。鐘面上的紅色數字隨着秒針的跳動飛快地增長，它時時刻刻提醒人們，地球上，每分鐘就有47人加入龐大的貧困隊伍。它讓人們記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一種生命：需要關愛與幫助的貧困蒼生。

到西北考察的日子裡，徐海珊幾乎每天都面對貧困，它讓他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沉重。沒有去過的人，不會有這種感受。而去過了的人就永遠會有一種牽掛，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沉重。就像他在《蒼生》一書中寫的那樣：“憂患就是一種沉重、深刻而且痛苦的清醒。我們寧願選擇一種最痛苦的清醒，也不願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為我們知道，活着的痛比糊塗的死更有價值。更何況，憂患的痛是為了更多的不痛……”

為此，從1999年開始，徐海珊就着手構建中國校園慈善公益事業體系，在《蒼生》一書的附錄里，我看到了徐海珊為建立這個體系所作的努力——發起大型公益捐贈活動、辦主題影展、設專題論壇、建希望圖書室、自費出版大學生文化扶貧報……他在為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吶喊、呼籲。

是的，我們的青春除了美麗和燦爛，我們躲不開一副擔子，那就是時代的責任，歷史的使命。

青春挑起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