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了刘禾女士在国内出版的《跨语界书写》一书，感触颇多，结合这些年来我所观察到的留学人员和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学术和政治发展的重大影响，觉得有必要对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及其人格特征做一些分析，因为这是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出发点和选择政治立场时的价值基础。近来正值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海龟”们忙着回国创业，“海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这一问题也就显得格外有意思。
看《跨语界书写》一书的最突出感受，或者说感受到的最突出矛盾，就是作者对西方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学》，很有趣，不是吗？）的透彻理解和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时的仓促、盲目与疏漏。书中对萨义德等人理论观点的引用与阐述，说实在话，非常精彩，是学术追风族们望尘莫及的，说明作者确实在上面下过大功夫，对相关问题确实有真知灼见。但一看到作者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却大失所望，颇有虎头蛇尾之叹。初以为是作者对国人的怠慢，很有几分愤愤不平，但结合平日的思考和观察，再细细思量，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中间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探讨，而且这不仅仅是刘禾一个人的问题，很多留洋归来的学者和其他人士，甚至整个中国学术和思想界，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认同危机。
现在看一些思想性的文章（不是学术性的，因为目前中国学术界探讨的多是外国人提出的话题，有些洋味是正常的，如果能够做到原汁原味，那更是功夫），包括何清莲女士那篇分析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的著名文章，都有一种感觉，就像在看一个外国人以他自己的视角在分析中国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用叙事学的话来说，就是叙述视角出了问题。作者在构架这些文章时，几乎全部采用的是西方各种学科和流派的理论框架，以这种种洋货为树立和建构自己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的骨架和基石。众所周知，任何理论框架都不是人类先验具有的，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在特定时间的产物，也就是说，理论框架自身就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梳理和建构的视角，这一视角有它自身的立足点和价值取向基础，用它来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分析，水土不服自然是免不了的，表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框架自身的逻辑结构与中国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结构不吻合，有明显的矛盾，硬用洋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难免削足适履，得到的结果不免像空中楼阁一样不踏实；2、本土的研究者对非本土的视角不可能完全认同，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他们对这个国家社会历史的关注，并不是出于挑战智力或纯粹知识的乐趣，更多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驱动。视角不单单是理智的问题，理性的理解替代不了视角中内涵的情感与价值认同，外来视角在根本上不可能满足本土研究者的要求，因此本土研究者对外来视角的态度也呈现为两面：用它来构架文章结构，但在情感上并不认同由此构架出来的秩序，这在叙述中呈现为作者视角与文章视角的分离，文章是作者写的，但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异己之物，作者在情感上并不认同写作时进入的视角，这一视角无法表达他对社会历史的情感体验，但又不得不进入这一写作视角，他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借别人的眼睛观察和写作，他写的东西自然不可能加入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时所带的情感生命。这在读者看来就是写文章的人并非与自己共享同一现实和历史的同胞，而是与自身喜怒哀乐没有直接关系的外乡人，国人对思想性文章的疏远感就来自于此。
这一现象被思想界称为“失语症”。家乡话过时了，对许多新的东西不单没法深究，有的就连名字都没有，但洋话即使勉强能够表意，却也不能达情，我们不会说话了。国人对此要么哭天抢地，大骂如今人心不古，数典忘祖，颇有几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要么干脆大脚一揣，祖宗的，大大地坏，不要不要。洋鬼子的，好，全要全要；还有辩证法学得好的，来一个矛盾的辩证统一规律的活学活用，宣称建设新世界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一切人类文化遗产，但这个新世界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其实，“失语症”的“病根”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认同危机，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对“我是谁？我今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我们经常拿来考问儿童的问题，没法回答。当被考问的儿童面对这些问题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时，我们也许出于各种考虑不会当场暴跳如雷，但必定会在心中暗暗叹口气，“这个小孩，不会有出息，只求别废了。”那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和搞人文社科的，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又如何？我们敢去想这个问题吗？想到的能够并敢于表达出来吗？我们有这份勇气和能力吗？
刘禾在《跨语界书写》一书中体现出来的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变种。对刘禾而言，就像很多身在海外，安家立业，事业蒸蒸日上的华裔学人一样，他们的认同，很明显，已经不再是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国家，而是他们现在生活的富饶强盛的他乡异邦。他们与中国、所在国的关系，与中国传统中嫁出去的女子与本家和婆家的关系极其相似，女子一出阁就不再是本家人，而是婆家的人，吃、穿、住、用、生、死，都围绕婆家展开，她与本家的关系只构成她在婆家所处关系结构的背景，本家的兴衰成败，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她的生存，但对这一影响的巧妙操作，却可以成为她在婆家关系结构中谋求有利地位的手段之一。仔细分析一下近年来打着各种旗号所谓的海外学人学术返乡热潮，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运作模式：1、身居他国，处于社会文化的弱势群体中，在事业和社会生活中无法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2、转向当地主流社会目光投向的区域之一：国际影响日渐扩大的中国，把重返中国当作进入当地主流社会视野的方法，而中国正好渴求进入西方视野但苦于无恰当的媒介，两者一拍即合，于是出现学术返乡热潮；3、完成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视野的宏愿，功成名就，离开中国。从这一运作方式看，与一名新贵家庭出身嫁入世家大族，聪明而颇有手腕的女子运用本家影响溶入婆家的过程何其相似。仔细分析刘禾的书可以看出，她的兴趣和关注所在，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是她生活的社会中她所处的是弱势社会群体这一事实，以及在这一现实下如何维护并力图改善其自身的权益和地位的问题。她对赛义德理论的运用，并对这一理论产生有相当的共鸣，原因也就在此，而不是源自对其“本家”的关爱。
如果就其本意看，刘禾的书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有其自身的价值，他们认同的改变，本身并不是一种罪过，这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有这种选择的权力。但问题是现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似乎形成一种“共识”，完全无视认同改变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仍把类似的著作看成我们学术和思想的范本，看成是对我们历史和现实问题深入思考的成果加于宣扬和推崇。这种做法，不但不可能改变我们现有的认同危机，还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危机。
当然，并非所有的留学生和海外学人都是这种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认同态度在“海龟”们中间绝对不是少数，这从近来电视中大力宣传的几个成就不凡的“海龟”身上可见一斑。吴征、杨澜名声已臭，不算在内。那几个口口声声回国创业是难于割舍对祖国母亲的爱的人，当年都是公费出国，但都一去不返，还把老婆孩子都带出去，成了正式的“洋人”。现在以洋人的身份回国办实业，家仍留在国外。但就是这样的“两头跑”，在堂堂国家电视台的口中居然成了不辞劳苦，心系祖国的最好体现，而其背后的认同差异根本无人过问。
有所认同的人，无论他们的认同是什么，都比无所认同的人在行为的目的性上要强得多，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刘禾等人的才能与机遇。他们离开祖国时，很多人在心理已经不再认同这个家了。当他们在海外感受到生存的艰辛，无法溶进当地社会时，幻想中的认同也破灭了，很多人成了无所认同的人，没有“家”的人，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代替了以认同为基础的一些价值取向和情感关怀。无论上面所说哪一种人，在目前的情景下回国，都会成为社会引以为榜样的人，想象一下，一群迷茫的人由一些三心二意或干脆是瞎子的人带路，后果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