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们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居然想出了如此对策来缓解国内外对学术腐败的压力。先有张存浩院士率团考察欧洲于前；又有许智宏院士诸公取经美国在后。如此轰轰烈烈、摩肩接踵欲求一清白，非但旷古未闻，我想举世也该无双吧。哈佛校长萨莫斯的反应就是明证，这些狂妄的西方人竟然不能理解这份虔诚！不过，依我辈生性驽钝、孤陋寡闻者看来，此举除了浪费些纳税人的血汗，增添点无聊人饭后的谈资，实在不会产生什么积极效果。关于这一点，亦明君和木某君的分析可说是入木三分的。但既然明明是贼喊捉贼，还有赶着鸭子上架的必要么？其中奥妙似乎还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说起堂堂学者，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流传在德国哥丁根的故事。

　　哥丁根大学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中，大学旁边有一个小村庄，一条清澈的溪流从村庄中间蜿蜒流过。从前每年春天，几只白天鹅都会飞来这里。当地的居民们很以这几只美丽的动物为骄傲，经常投些食物给它们，所以天鹅根本不怕人。后来，一个中国人被公派到哥丁根大学作访问学者，他们一家在村庄里租了一处房子。几天以后，美丽的白天鹅不见了。人们四处寻找，最后在中国博士家的垃圾里发现了带血的鹅毛。通过警局调查，证实天鹅被博士一家吃掉了。这位博士一家当时立即就被哥丁根人赶走了，其后是否衣锦还乡，教授、博导、院士步步高升不得而知。

　　哥丁根人的反应和哈佛人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主动出击，一个不合作。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哥丁根人的利益被侵害了，而哈佛人是旁观者。但我相信此君是有作院士的实力的。因为这么美丽而安详的动物，他居然也下得去手；因为明知不是自己的东西，他也一样敢抓来吃。我想权利、金钱和地位是比天鹅肉更具诱惑力得多的吧。就是这样一些连起码作人道德都不及格的人，却在我们的学术界游刃有余，通过层层关卡，便宜占尽名利双收，甚至爬到了学者金字塔的顶峰，摇身变成了院士。他们怎能不腐败？　

　　理想的人才选拔机制应该是“淘尽黄沙始见金”，然而事实俱在，我们一直进行着的却是逆向淘汰，最后留下的往往都是沙砾。对于这一现象，国人早已习惯的“举荐”制度难辞其疚。被专制文人标榜了两千多年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只是听起来道貌岸然，前半句不过是高高挂起的“羊头”，后半句才是杂陈案上的“狗肉”。因为在专制社会，皇帝特权阶级为了维持统治的需要，必须营造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这是任人唯亲存在的客观基础。刘邦公开宣布“天下非刘氏不可以封王”是个极端，官僚网络还是要不断从社会各阶层吸收人才来维持，而人才被选拔的前提就是其对“裙带关系”合理性的认可。因为这个裙带体系，不过是整个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将新来者融入旧体系的络索。举荐制度通过偷换概念，使党同伐异变得名正言顺，进而通过集体腐败使整个士大夫阶层凝固成反人民的铁板一块。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宣传“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条，言外之意，如果谁考虑自身的利益，就是错的；另一方面，又将“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之类的诱惑摆在知识分子的面前，让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选择境地，一方是作人的良心，一方是切身的利益。当然，不独知识分子，除了少数超人或弱智，人们的选择都会是后者，因为和善良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人之天性。孰先孰后自不待言，“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人早已明鉴。

　　举荐制度势必造成整个统治阶层工作能力的不断退化，因为“广结朋党即可胡作非为；溜须拍马方能青云直上”的游戏规则阻断了正直正义之士的进身之路。专制时代为了缓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引入了科举制度。无论八股文如何呆板和迂腐，但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在总裁判官皇帝那里，裙带关系的作用被有效地弱化。而现在，我们废除了科举制度，却沿用更加糟糕的举荐制度，今天学术界的乌烟瘴气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西方学界的风气之所以较我们的状况好得多，因为在那里，评价一个人的才华与功过，不仅仅是他或她的上级或上上级的一言堂，而是同行，是群众的意见。这一招虽然简单，但是妄想靠一群攀迎附会者去移石攻玉未免滑稽。解决这个问题，顾准先生的论断可以说一语中的：“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取的方法。”

　　学术腐败的产生，不止源于学术界内部的盘根错节，更孳生于学术界对于政治的依附臣服。科学本身是不断追求客观真理的过程。“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时一地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王国维先生尽管后来犯过糊涂，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无疑是清醒的。他还说：“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学术一旦屈从于当权者的庸俗实用主义，沦落为为一人或一党服务的姘妇，求其多产畸胎可也，求其凌凌风骨实在是春秋大梦。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先生不远万里把《几何原本》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欧洲的科学也刚刚起步。然而四百年间，欧洲产生了牛顿、高斯、爱因斯坦等无数大数学家，而我们的专制文人们却把它当作机巧末业束之高阁。尽管后来中国学人终于被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惊醒了，但也许真的是痼疾太深，学术界的手术一直是只动皮肉、不伤筋骨。所以非常遗憾，直到今天也没能再造出一个以科学为终极目的的学术界，也就无怪乎腐败横行了。

　　俗语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说法，当然是我们这些永远学不会如何去“冲院士”的人自嘲用的。不知道对于这些不但吃天鹅肉，甚至把民族国家利益和道德良心都当天鹅肉吃掉的人，该怎么称呼。用“科学院士”是不妥的，因为会连累到很多无辜者，多数的院士的学品人品都是值得人尊敬的，所以还是早日把他们从院士队伍里踢出去为好。中国的院士队伍的纯洁，需要的不是“自律”，而是“过滤”。将一些泛起的沉渣除去，还学术以清流；放开无聊的条条框框，张扬起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个性。

　　参考文献　　顾　准 《科学与民主》　　李慎之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木　某 《从院士代表团“取经”碰壁说起》　　亦　明 《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

　　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