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 梦

我以前做过许多白日梦，现在醒来了－－才发现我曾经做过的：都是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大梦。这里，我想谈一谈这些我们人性深处的大梦。

我觉得，中国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却是一个宗教情感最强烈的国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大越进”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共产主义”是一场宗教狂热一场梦，“公有制”“农村公社”等三面红旗不曾是许多人真心实意的一场梦？昔日的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不也是像一场梦吗？今天的中国，“富强”仿佛是一场梦，“大国”仿佛是另一场梦。

大梦将醒……然而中国人的本能便是：去接着做另一场新的大梦。中国人就是这样地接连做了两千多年的大梦。

还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象中国这样：积极地造神，崇神，和在失败以后造新神的呢？还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象中国这样：积极地虔诚地崇拜活人的呢？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我们：在狂热追求某一个社会或某一种主义上－－付出得更多呢？

不错，无神的历史的确能使我们自傲；但一想到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苦难，想到我们人民的怯懦、盲目与迷信，想到登峰造极的暴政和种种酷刑，想到深宫、宦官、教彷、守节、连座、灭门、文字狱、科举、小脚、滥杀无辜与滥杀功臣……等等这些我们民族的特产，想到几百年便来一次的彻底亡国，我不禁悲伤地想到：中国人是一个不幸得只能崇拜暴政－－连一口可靠的精神鸦片都没有吸上的民族。

然而，中国人也是最爱忘却，最好沉浸在虚无的白日梦中的民族；大中华之大，大在梦做得无边无际……据说中华文化的最大优点，便是它能同化一切成功了的入侵者－－然而，几千年来的一次次“同化”，已经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亡国奴的文化；甚至在同文同种的统治者面前，也显得颤颤惊惊地像个小亡国奴。

所以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便如一场噩梦。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相信一个民族的苦难，源于一两个不好的领导人；一个人的死，便会带来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政党的独裁，便是一个国家富强民主的必要保证；我们依然留恋在二十世纪像秦始皇那样地统治过中国的“老毛”，等等。

二，中国人的“大国梦”

且不说在我们的眼里“我们”昔日辽阔的版图的光辉。当中国南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大概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都会义愤填膺地以为越南人“忘恩负义”“胆敢侵占我神圣领土”－－该打! 据说那场战争，主要是由参军几个月的新兵打的，据说每个连队打得都很英勇，冲锋连常常只剩几个人才撤下来；据说仗打得很艰苦，越南到处是洞和热带森林，而且全民皆兵，四处设伏；据说牺牲的中国兵，太急太多，无法将尸体和姓名一一对照，有时埋一个尸首，便写一个“缺勤”者的名子，据说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果断地实现了“‘三光’政策”，云云。

90年国内报载一个“容军”工厂的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八十元”；报上又披露在广州郊区一个特等伤残寄养院的月生活医药标准，为三十元；军训时在基层教导团，听“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做报告，说上战场以前每人发一把“五四”手枪，里头只有四发子弹；当然，被俘后活着回来，“也比死好受不了多少”；和当兵的聊聊，还都盼着上前线，虽然众口一辞“大炮一响，大官往上升，小兵往下栽”，但“家里穷”、“没门儿”，上战场如果不死－－再立个功，“没准儿回家还能分个工作什么的”；上战场如果被打死了，便当“爱国了”。当陆兵的伙食，是八个人四小碟粗菜，若逢年过节或有检查团来，有鸡，有肉。难怪中国小兵的命，打起仗来也贵不到哪去。

几个陕北同学带来了这样的消息：“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一个野战医院，由于指挥不当，被越军摸了去；越南人把俘虏到的女兵轮奸后，将四肢锯掉后运回来。此事有关中国的国家荣誉，不宜声张。解决办法，便是政府到黄土高原的最北边的穷山沟里，找娶不上媳妇的穷光棍，把这些已不怎么能动的女兵们，嫁给他们，每年补助钱、粮若干。

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支援中共的小兄弟－－柬埔寨。

如果说“忘恩负义”便应挨打的话，我想，“苏联老大哥”更有理由痛揍我们。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军事与教育援助，仅凭“困难时期”两年的农副产品就“还完了”？中国人挨饿饿死－－不是因为“大越进”、“浮夸”、“反右”与“一平二调”－－却是因为“老大哥”“逼债”？神圣而万能的“爱国主义”呵……什么是“边境冲突”？中国官方的报导可信吗？“边境冲突”究竟是领土的冲突还是双方政府的政治冲突？从一个“老兵团”那里我知道了“珍宝岛”事件的真实过程：珍宝岛本为江心（靠近我方一侧）的一个无人小岛，是一些那个时代与“苏修”“对着干”的热血青年首先带枪上岛，与随后而来的苏联边防军展开对峙；双方由“交涉”、“谩骂”、“推搡”直至“斗殴”，由于苏联人又高又大又壮，中国人在肉搏中吃了亏，于是首先开枪打死了十数名苏联军人，由此随着冲突的升级苏联军队出动了坦克……想必回击苏军的武器里，也有“苏制”的。（那个老兵团向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并没有“吃亏”。）

中苏中蒙边境及青藏高原上的那些病死冻死饿死的战士，中越边境上的十几万座新坟，与小城市里偶然留下的几座节妇烈女坊，在历史的眼光里，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中国有多少资源，毁在了自己的统治者手里，或正在廉价地拍卖给外国人，却要为边界上的几寸土地，高喊“爱国主义”。中越边境上近十年来残酷的战争，与“六·四”以后的和平笙歌，在我看来，不过就像政治家手里的两张骨牌罢。

也许我们中国人总是把生与死的意义看得太重大了吧，所以我们的生与死便总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如果“大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大国”反而成了阻碍民主发展的专制的借口，“大国”又有何意义呢？

甚至直到今天，连中国最受教育和民主熏陶的海外学子们，也一方面庆幸自己“去国”的经历，另一方面大谈什么“大中国”，处处表现一种王道式的霸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离心离德”，何求他人“同心同德”？

中华民族饱受了战争的苦难。但中华民族既没有对已经战败了的昔日的侵略者表现出应有的警觉－－甚至连最基本的“澄清事实”的要求，也不敢大声提出，只敢“友好友好”地希望“不再战”；也没有对一般的侵略表现出人道主义的觉醒－－以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便是“爱国主义”，以为强权便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切；看不到人类经两次“世界大战”才得到的“和平宽容”观念的可贵；连对自己同胞在对外战争中所受的苦难，也漠不关心。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大国梦做得很甜，很苦，很难，也很累；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可能还要再次饱受亡国之苦和战争之苦。

“大国主义”的枪口，不仅对着异族人，也对着自己的同胞；如在今天世界上到处流离失所的香港同胞，很难说清楚他们是在逃哪个“国难”。中共的高干子弟，早就成了香港商界巧取豪夺神通广大的“座地霸”，成为大陆产品出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大陆1997年后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仅一九九三年就已两变：先是因“奥运会”的主办权而威胁提早派兵，后是严令香港的民选议会作废。中国政府所垂涎的，恐怕不仅是香港人手中的财富，也包括他们袋里的契约－－因为香港是中国大陆在“海外”的最大一个债主－－可能，也包括他们的人权与自由。也许，收回香港也会给不少有门路的中国人多分一杯羹，但是，如果对于香港同胞，我们扼杀了原则－－迟早，我们也必将扼杀自己，正像对整个大陆的共产，越“共”越穷一样。未来如果以此为训台湾真的“独立”了的话，其罪也不在台湾人民。

三，中国人的“富强梦”

若干年前，中国的学生和市民试图以鲜血捍卫他们做“百姓”的尊严：反腐败，反专制，和为教育请命。

而如今，腐败与专制在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大地上深入发展，在城市里已经到了一个国家干部仅凭正当收入便难养家的地步。甚至连小学生的家长，也要在节年向孩子的班主任，送礼、请客；否则，不仅自己老要去当“小学生”，孩子也要永远评不上“三好”，天天挨“苛”。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到处笙歌燕舞，纸醉金迷。

甚至连海外的“民运”，不少“反腐败”似乎也只是在反对共产党的腐败，不反一般的腐败。据说腐败是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适度的腐败有利于经济。据说专制是经济腾飞的关键，如亚洲的四小龙就是靠专制起飞的。据说纸醉金迷，美人入抱的地方是最好的谈生意的地方。－－总之，对于各派，腐败已是半公开地合法化了。

就像昔日拜皇帝一样，中国人现在的是“拜金”，为了金子而可以不要法制、良知、廉耻与科学教育，为了金子可以不讲“人性”，也可以不要国家。中国的现实也不允许大家老老实实地做生意：繁杂的捐税，仍然有效的双轨制，不平等的法律制度，繁琐的条条框框，和层层叠叠的专制，鼓励的便是腐败，奖励的便是专制。

搞偷税漏税的，发了；塞红包给回扣的，发了；买空卖空的，发了；坑蒙拐骗的，发了；走私的，发了；买卖军火的，发了；法律系统里专门卖“命”的，发了；有权有势的，发了；卖批文的，发了；有“条子”的，发了；曾经有平价外汇的，发了；截流专款开白条子的，发了；搞裙带关系的，发了；使美人计的，也发了……同时绝大多数普通的劳动者，如大中小城市的工厂里一个月依然百十来块钱的工人，不得不当“债主”的农民，仍然在大繁荣下辛辛苦苦地生活着。大多数老老实实的中国人，还远远谈不上“富有”－－乱世造桀雄。我想，当一个社会里大部份爬上来的新贵靠的都是不正当的手段，当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沦丧以后，它便离彻底溃烂人民受难的日子不远了。

而中国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制裁的，大部份只是那些官场上的倒霉蛋；没有民主监督和司法独立，建立在“举报”上的法律制度，有时甚至是一种恐怖－－一种对检举人、被检举人、法官和证人、听众等多方面的恐怖。的确，离开了腐败，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不怎么转了，至少北京一地如此。以腐败在中国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的可算是“全民腐败”。

“全民腐败”真的是一条使国家“富强”的路吗？

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四个基石是：公平竞争，法制，人的价值与科学技术。这是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成功的关键。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今经济的繁荣，有很大一部份像是吸食鸦片后的亢奋。

我不相信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小菜贩，便罚五块钱卫生费的居委会老太太，会对市场的繁荣，有何积极意义；我不相信“官本制”“权本制”，各种人为的壁垒，大大小小的山头把头，会对经济的健康流通，有何俾益；我不相信搞烂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专制，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保护人；我不相信利用任何一点权力、机会，就索取利益，或是大吃大喝的普通职工，能有什么真正的未来；我更不相信为了一小笔个人存款，就出卖国家大好河山的腐败干部，会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有任何好处。

何况，中国当今的经济繁荣，有很大部份是建立在举借外债和拍卖资源的基础上。想要以此发达的国家，如南美、南斯拉夫等国，都曾经有一段十分繁荣的历史，如今都是步旅艰难。不错，经济的发展需要引进资金，开发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引进、消化技术和提高人的素质。如今，在中国最没有出路的恐怕就要算是读书教书了；毕业了的大学生研究生，不是出了国，便是下了海，鲜有安心技术工作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一切讲究“原装”的国家，多数“三资”企业，卖的仍然是“洋牌子”。

何况，中国如今的繁荣，有很多本身就是虚假的。几年前北京倒爷手里的化工原料，价格曾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好几倍，但人们仍“倒”彼不休。北京大部份合资饭店，曾长年客房率不足30%，主要靠内宾的“高消费”和“高价”来维持。中国这几年的繁荣，是在基础工业和农业萎靡不前的背景下。国营大企业的轻工产品，有一个原因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它们不能付30%－50%的回扣给国营商店的采购员，于是北京的各大商场，充斥着私营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的“不耐用消费品”。几年前，我在浙南农村，就看过以专门经营从国营企业偷来的零件、原料，和各种商标、发票等公开的消赃市场的“兴旺”，看到过“纸糊皮鞋”、“旧冰箱变新冰箱”的工厂的“忙碌”，更看到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向海里、河里、田里、山里顷倒有毒的废物。所以中国私有化百分比的提高，亦“喜”亦“忧”；中国很有钱申办“奥运会”，却没有钱给穷孩子上学。－－这一切，不过说明了：中国的繁荣，一部份也是“专制”和“无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立法，是完全不平等的。法律以外的法令、法规，内部的规章制度，红头文件，条条框框，太繁太多。有道是：“外行的看不懂，内行的记不住；收税的看不全，经商的看不见”。条子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大部份条子都“合法”－－关键是合哪个“法”。“三资”企业，不仅三年免税，而且价格自主，产品不统配，所以不少“三资”企业，是“虚”的，大老板本是公家人。据说十年来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无锡的一个县，而国家的投资，十年来的重点是特区；这样的“改革”，怎么能搞不“好”呢？

……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王塑小说中的两句名言：“‘中国’的英文名字叫‘拆呢’”，和“抗战为什么打了八年？……汉奸！汉奸太多！”－－可能，这一切的代价便是：中国人再次做了一场空梦－－“空想资本主义”的梦。

也许，一切黑暗，似乎都可以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许，过了若干年，一切都会因“理顺”而健康起来的……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最主要的思维特点，便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关心“结果”，不关心“图径”－－我觉得，应该把我们历史上的“炼丹术”，排列在“四大发明”前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主要发明”：只要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放到炼丹炉里一锅煮，等上七七四十九天，念上几万遍啊咿唉哦哄嘿牛马，便会有包治百病使精神焕发长生不老的金丹妙药出现……

于是，“富国强兵”演变成了“军阀割据”，“民主建国”演变成了“北洋政府”，“三民主义”演变成了“党国天下”，“马列主义”演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现代史，就象一段炼丹史。甚至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仍然演就了“大越进”、“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等几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全民“大炼丹”运动。

所以，今天中国的这个“热”那个“热”，也仿佛是一场场“炼丹”。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或结束封建专制）、“路德革命”、“宪章运动”、“南北战争”、“工业革命”、“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新政”和两次“世界大战”（我个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史，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其中的哪一步都不是轻轻易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民主、科学、生产、人权与教育综合发展的历史－－是一步步明明白白艰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一个“炼丹”史。

而且，亚洲四小龙真是靠腐败与专制起家的吗？以台湾为例，国民党对人民控制得最严密的时期，人民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今天的大陆人民，还没有彻底的“不说话的自由”。台湾政权对经济的控制，要远比大陆宽松；“日据”时代，台湾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几十年来，台湾政府继续努力普及全民的高中教育，平均的人的资源，远比大陆好。国民党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小蒋”时期），并不怎么腐败－－否则，台湾的有钱人，早就该是当时掌权的“外省人”了，而不是现在的“本地人”。三十年中，台湾社会居安思危，卧薪尝胆，受着极大的外部力量的制约，客观上不能滥用权力－－所以，幻想着靠腐败与专制起家，步“亚洲四小龙”的“后尘”，不过像是一个“梦中之梦”罢了！

一个历史上优秀的民族，在于能够很快地学习他人的长处，汲取他人的经验，和少付他人已付过的学费。而一个历史上劣等的民族，总是在疯狂地重复前人的错误，和开历史的倒车。一个历史上优秀的民族，往往能将它的进步溶入它的历史，改造它的传统道德；而绝不能靠诸如“斗人有理”“造反有理”“腐败有理”“独裁有理”之类的道德神话。

我想，一个民族要发展，不仅商业和轻工业要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工业和农业也要发展，特别地，全民教育和民主政治也要发展；“经济繁荣”并非医治百病的良药。否则，一个“繁荣”与－－“腐败”、“专制”、“愚昧”、“封建”、“民族危机”和“宗教狂热”－－相结合的朝代，一个只会盲从和盲动的社会，会堕落得更快。回顾中国的历史，紧接着每一次民族的“大繁荣”的高潮之后，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把一切“污秽”，放到一起，盖上盖，一气煮上七七四十九年以后，便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这是违反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一切规律的。

三，中国人的教育梦

从中国的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到如今，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如今，中国依然愚昧、盲目、落后，依然轻视知识与教育，依然有世界上最广大的文盲队伍。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饱经磨难、歧视，差点儿被消灭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也已被埋葬掉了。今天，中国人似乎不再相信科学和教育，能有“救国”的功效－－充其量，它们不过是政权的扶佐，或是赚钱的工具罢了。

然而中国的紧邻日本，一百年前成功地推行了“全民教育”，并由此顺利地完成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由一个弱小而落后的“准殖民地”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的列强之一，成为了中国的殖民主。日本是那样地尝到了“教育”的甜头，甚至向它最重要的新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也派出了大量的乡村教师，同时严厉地限制这些地区能受的教育……几十年来，世界上新起的国家和地区，在强盛以前，都有一段十分成功的全民教育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似乎对它们并不是一个梦。而我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里，尝试了一切社会和经济制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在愚昧和落后中挣扎。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地处在愚昧和落后的国家，长期地处于哪一种制度的都有。相反地，世界上比较“文明”的国家，社会主义照样能够搞得比较成功。－－看起来，一个受了良好教育并懂得尊重他人的民族，选择哪一条路，都是对的；而一个没有教育处在愚昧中的民族，选择哪一条路，都是错的。

那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在中国，为什么仅是一场梦呢？我感到，除了政权的原因和历史机遇的原因，中国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要为此负责。

我觉得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弱点，便是“清高”。

中国的大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围墙很重要，校门口那块牌子很重要。走进这堵围墙，便是清贫、斯文、学术、书藉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美”；走出这堵围墙，便是“现实”。

一方面哀叹民族素质的低下，另一方面鲜有人为科学的普及做些什么，十分瞧不起那些把时间花在勾通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上的人，总是关起门来读书；甚至连一本教科书，也怕写得“浅”了；一个学术问题，也怕问得“不深”。一方面哀叹中学教学质量的低下，另一方面很不屑于中小学教师的再陪训，甚至不愿与他们多接触。一方面哀叹中国技术之落后，另一方面又只瞧得起那些搞“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人。一方面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另一方面连流氓小霸之流都“敬而远之”，更不敢公开地发表其政治高见，只热衷于搞内部的“相轻”“相伤”。所以大部份学生走上社会，不是完全忘掉所学的知识，抛弃“斯文”，便是“出国深造”。

中、小学也是如此。课本上的教条，从来不敢对照现实，分析社会与家庭。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便知道“日记”应该“怎么”写；念了十年书，只讲课本经；学完整套中学物理，不会修理自行车。中学毕业后，考五、六年大学的读书人有得是。

于是中国的教育完全地脱离了“世俗”，成为一种“梦幻”。

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慨叹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待遇的低下，慨叹“人心不古”，慨叹“教大学的不如修皮鞋的”。但我觉得，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主要并不在于经费、头衔与待遇，根本在于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当中国社会还处在愚昧之中，一个大学教授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还比不上一个“修皮鞋的”，其待遇比不比得上“修皮鞋”的，已经是次要的了。“解放前”那些少数领高薪住洋房的教授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进程，又有多少启蒙的作用？连他们自身，又能在象牙塔里住多久呢？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全是人为的。

我觉得，“知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口号并不是错的；错的是用工农群众去消灭知识。回顾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新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是“士大夫”气十足地把工农当做下等人，便是诚慌诚恐地把工农当做老师，很少采取平等的态度。倒是旧文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群众，如极权专制腐败的国家意识和使内功投暗器的个人处事原则等，骨子里的旧知识分子们依然专制着国家的政权。在学术上，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爱讲究“学问”（其实是爱“学”不爱“问”），不爱像美国的科学家们那样到处讲，更不爱向外行多“罗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邻秩栉比的宾馆饭店发廊商场，却没有向大众开放什么公共图书馆，中小城市里很少有一间像样的书店。中国人正醉心于靡靡之音、黄色小说和黑色文学，文化上与讲究“数理化”和“探索文学”的数年前相比，似乎有所倒退。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全民义务低费基础教育，依然遥远得像一场梦。

直到今天，中国“科学”与“现实”的交流，也仅是限于卖技术做生意。一般老百姓生活中的科学教育与民主启蒙文化，是太少太少了。

中国古代文人的“豪放”，是拒官、饮酒、吟诗、隐居、独善其身等等这些“出世”之举，缺少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样的“上敢挖苦教皇、下敢打骂流氓”的活生生的人才。沿袭至此，中国缺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些千千万万个不计个人得失搞“民众教育”的教师们，缺的是一套切实的教材，缺的是基础教育，缺的是大学校园开放，缺的是千万个科学家向大众做广告。也许，这便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真正的“民众教育”。中国人最大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中国的最终出路，仍然是“教育救国”。－－中国的才子们，不能再“出世”了！

拿破伦曾经说过：“小心，千万不要唤醒中国－－中国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我想，中国这头雄狮之所以迟迟不醒，是因为它还在做梦！

醒醒吧！梦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