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兔认为，中国古代是否产生了自然科学，这一点不可妄下定论。

关于这个命题，其实最早是由自任鸿隽在《科学》（中国版，即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创刊号上所发《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后来冯友兰又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著名的相关学者包括H.H.Dubs及Karl A.Wittfogel等，1944年吴藻溪将Wittfogel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译成中文之后，才正式引起了国人的讨论。大概在同期，竺可桢发表题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文章，算是在国内学术界为此问题定了一个基调。其实国内学术界也有争议，比如陈立和钱宝琮的文章，认为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自然科学，而是不发达，但主流观点是偏重于竺的基调。

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要考虑其实的历史背景。拿竺可桢的文章来说，其主流观点将中国古代未产生自然科学的原因归咎于宗法社会，而宗法社会的根源，又在于重农轻工商。竺引用《吕氏春秋·上农篇》，"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未，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他认为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人民到皆有远志无有居德的时候，宗法社会决难维持了。竺举例：“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１７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而竺对古希腊的科学的观点是：其虽然辉煌，但未能延续，也一并套用社会制度，说因古希腊是奴隶制度，众多学者重思辨，轻实践，“虽有闲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愿胼手既足以作实验”。由此可见竺之观点的历史局限性。与其说他是在论证中国古代无自然科学，更不如说是在论证欧洲近代为何产生自然科学。这里引申一下，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近代欧洲科学体系是否传承了古希腊科学体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本文不做赘述。

从紫鸟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主要观点是：以宗教为代表的权威体系，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体系的压制，是科学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对这一点，我部分同意。敢于质疑和乐于求证，确实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但仅就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来说，紫鸟似乎高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其的压制力。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赞成欧洲中世纪政教分离之前，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力。哥白尼，布鲁诺，很多血淋淋的宗教权威压制科学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似乎找不到对应。我认为紫鸟如果抛掉先入为主的观点，即你文章的标题，对待同样的历史考证可能会有不同的推论。

其实在竺可桢之后，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他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不是不发达，而是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许多领域，远比西方领先，问题是：“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近代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就是现在大家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个人认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之深度广度，前无古人，而至少到今天后无来者。在这个问题上，本兔观点是倾向于中国古代并非未产生自然科学，而是这样的自然科学没有被充分正确的解读。

所以将李约瑟难题引申，新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古代科学传承，为何在近代断裂了?对此本兔的观点是：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问题：即中国近代史上，清帝国存在的现实，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隔断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造成中国近代科技文明的遗失。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也不做过多论述，只是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