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5日，我作為改革開放後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五十人中的一員，從北京出發，途經巴黎、紐約，於次日到達華盛頓特區中國大使館。我們在出發前大約一個月得到出國留學通知。按照中美雙方協議，中國的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需在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前到達美國。由於有這樣的政治背景，我們到達美國的消息在當地媒體上都有廣泛的報道。

　　出國前已沒有時間進行外語培訓，到達華盛頓後，我們分別到Georgetown和American兩所大學接受三個月英語培訓。我被分配到Georgetown大學，這個學校設有專門為外國人到美國留學所開設的短期培訓班。我所在的班有一名美國教師和十幾名學員。學員中除了我們中國學者之外，還有來自非洲和南美的留學生。

　　我在大學期間學的第一外語是俄語，第二外語才是英語，就學了一個學期。研究生一年級學的英語，主要是培養閱讀英語科技讀物的能力。從那之後就把外語全丟了。到美國後，對於我來說，最迫切的是提高口語能力，擴大所掌握的常用詞彙量。

　　在課堂上，那位美國女教師會儘量讓我們多開口說話，訓練口語能力。每天給我們布置一些課後閱讀材料，這些材料都是介紹美國的歷史和地理。對於我們來說，陌生詞彙太多，晚上我們絕大部份時間都在查字典，這些詞彙在生活中也並不常用。總的來說，這三個月的英語培訓，對我們這些第一次出國的人來說，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Gerogetown培訓英語的20多人，住在鄰近中國大使館的大使官邸內。從住處到學校，可以乘公共汽車，也可以步行。華盛頓經常下大雪，踩着齊膝的大雪返回大使館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在中美宣布正式建交後，鄧小平同志於1979年初訪問美國。我們有幸參加了卡特總統在白宮玫瑰花園為鄧小平訪美舉行的歡迎儀式，還有卡特總統舉行的歡迎酒會及鄧小平同志在中國大使館舉行的答謝酒會。在大使館舉行的酒會上，我們這批訪問學者與鄧小平同志分批照相留念。但遺憾的是，由於使館工作人員在沖洗照片時出了差錯，我們都沒能拿到照片。

二

　　見到小平同志，我們都非常激動。沒有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們都不會有機會到美國去留學。

　　1959年，我從家鄉的江蘇省南菁中學畢業，考入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制五年。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是系主任。四年級時，我挑選了數論代數專業。1964年大學畢業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導師是華羅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都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而我們這批研究生集中在當時建立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年主要學外語和政治。由於我們沒有去農村，留在北京繼續業務學習，這樣做是否合適，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引起很多爭議。我們在這一年中經常要接受“紅與專”的教育。一年後，我們也終於中止了業務學習，去了農村。1966年6月，從農村回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離開北京，分配到大慶油田當了一名採油工，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採油工人用“量油測氣，清蠟掃地”八個字描寫採油工所做的工作，每天三班倒。我所在的採油隊隊長是一名西北老石油工人，我和隊上的工人們都相處得非常愉快。大約一年後，隊長對我說，聽說你是學數學的，以後就不用上井了，擔任採油隊食堂會計吧。從此我承擔了會計和餵豬兩項任務。我在接班時，隊上僅有一頭老母豬，當我離開這個隊時，這頭老母豬已生了兩窩共14頭小豬。1971年落實識分子政策時，我從採油隊調到了大慶油田研究院計算室，利用數學和計算機研究油田的開發。

　　在我與華老的通信中，得知他又恢復了“文革”前已開始的推廣統籌法的工作，並且又增加了推廣優選法的內容。有一次當華老見到黑龍江省委領導時，提出希望借我到他身邊協助他的工作。得到同意後，我於1972年9月到瀋陽與華老會合，參加了推廣雙法小分隊。之後我們去國內十多個省份推廣雙法，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關係從大慶油田調到中國科學院。

　　我接到教育部赴美留學通知後，華老建議我去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學習，他為我寫了推薦信。通過大使館聯繫，普林斯頓大學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請。我在出國前一個月之內很快就聯繫成功了進修的學校，而且是一個著名的常青藤大學，我成為改革開放後普林斯頓大學接受的從大陸派出的第一個訪問學者。

　　在華盛頓完成了三個月的英語培訓後，我於1979年4月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我在大學時的老師王元院士的弟弟當時在華盛頓附近工作，他開車把我從華盛頓送到了普林斯頓。當時在該校數學系任教的鄭紹遠博士為我預先安排了住處。我們初到美國，受到這些熱心華人的關照，使我們很快適應了那裡的環境。

三

　　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有着悠久的歷史，從全世界最傑出的數學家中招聘教授是它的傳統，所以一流的學術水平得到世界的公認。1979年我到該系時，當時有K.Iwasawa和G.Shimura（志村五郎）兩位數論方面的大師在該系任教，他們都是日本人。我選聽了他們講授的課程。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打算跟志村教授研究模形式理論，於是我主動找他談了我的想法。當時他對於像我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的業務基礎毫無了解，我向他介紹了在大學階段所學的課程。對我的情況有初步了解後，他接受了我的請求。

　　上面已經提到，我在大學四年級進入數論和代數專業學習，當時給我們專業講課的老師除了華老之外，還有王元、萬哲先和曾肯成等一批在華老帶領下在數論和代數的研究方面已取得很多成就的青年學者。我們除了學習數論和代數方面的一些基礎課程之外，還通過課堂教學和討論班等形式，學習了以華老為首的我國一批數學家在解析數論、典型群和多複變函數論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獨創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的成果。我們在專業知識和科研能力方面有了較好的基礎。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在老師們的帶領下，是一定能做出成績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很不幸，正當我們在學術上躍躍欲試想干一番事業時，我們被迫中斷專業工作十多年時間。我到普林斯頓後，看到了由於我們長期與國際學術界的隔離所帶來的落後，發現自己的專業知識存在薄弱環節，特別是在一些活躍的領域，如代數數論、代數幾何等方面。

　　值得慶幸的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我又在世界頂尖級數論大師志村教授的指導下重新開始了數論研究。

　　數學系的學術氣氛很濃。每星期系裡有一次討論班，報告人一般從校外請來，有時也從國外請來。普林斯頓研究院的院落與大學校園相鄰，我們也經常去研究院聽報告、查資料。數學系老師們每天下午有一個喝咖啡時間，除了咖啡也還有一些小點心，在緊張的冥思苦想中間得到一個小憩，更重要的是為老師們提供一個相互切磋，聯絡感情的場所。系圖書館有豐富的數學藏書，“自助”式借書，十分方便。

　　我選擇了半整權模形式作為我的研究課題。在開始階段，我和志村教授每星期有固定的一個小時約會時間。在進入課題研究階段後，我需要時常和他約個時間面談。模形式理論是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的數論的一個重要分支，由於它與數學上其它分支有廣泛的聯繫，因而有很多應用。例如，後來在90年代出現的轟動國際數學界的Fermat大定理的證明中，就利用了志村在模形式理論方面的一些重要結果。

　　我夜以繼日地研究了一年多時間，最後終於得到了結果。而我所獲得的結果發表在“美國數學會論叢”（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上，被國外有關文獻多次引用，該結果在研究Zeta函數特殊值的算術性質和三元二次型表整數等問題中都得到了應用。

　　1980年華老率領中國數學家代表團訪美，代表團到訪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時，華老得知我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效，很是高興。我在普林斯頓學習兩年，1981年離開普林斯頓前夕，數學系主任項武忠教授對我說，當我剛開始和志村教授接觸時，志村對我毫無把握，後來就刮目相看，讚不絕口了。我回國後，志村在關於我的成果的一個評價材料中說，這個成果“是近15年來模形式理論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89年我的這項成果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1994年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專著《模形式和三元二次型》。我感謝志村教授對我的指導。

　　1981年我從美國留學回來後，我的研究方向逐漸從數論轉向密碼學，密碼學中要應用很多的數論知識，它在網絡信息安全中發揮核心的作用。我在密碼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在國際上也有相當影響。曾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二等獎（集體獎）。我擔任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在國際上擔任了亞洲密碼會指導委員會委員。

　　小平同志的一次講話，讓我踏上了留學之路。而在普林斯頓的留學，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作者現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廣州大學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