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50人作為新中國派出的首批訪美學者於1978年底踏上了美國的國土。當我們穿着清一色且式樣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黑色大衣出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時（如圖），引起了大批美國人的注意與好奇，他們中多數人主動地向我們打招呼。而我們對美國人和美國社會則懷有種種神秘感和警覺性……

一對素不相識的美國夫婦

　　1979年初，我們一行分別在首都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和美利堅大學接受短期的英語提高強化訓練。某周末，我與我校的另一位訪美學者張育曼離開住所外出遛彎，不慎迷了路，正東張西望地判斷回程方向。突然，一輛小臥車停在我倆身旁，車內坐着一對中年男女。男士友善地詢問我們：“你們是否迷路了？是否需要幫助？是否需要我們送你們回去？”霎時，我倆警覺起來，趕緊說：“不用，不用，多謝了。”“那就小心吧！”男士說完後駕車緩緩離去。

　　我們在警覺中思考着，停車者該不會是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吧？身處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國家，要時時處處警覺啊。我們不能糊塗地上車，弄不好會出事。看來，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在自己的腦海中仍然繃得很緊，還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於是，我們兩人邊走邊回憶着走過的街道，討論着返回的方向。不一會兒，那輛小臥車又駛到了我倆跟前，那位男士再次友善地對我倆說：“看來你們是迷路了，告訴我，你們要去哪兒，我可以幫助你們，用車送你們。”

　　事已至此，我倆不得不悄悄地商量一下，考慮到是大白天，周圍人多、車多，萬一出現意外情況也可應對。於是，我們上了車。上車後，那位男士詢問了我們的地址，並向我們介紹了他的妻子。他又詢問我們來自亞洲哪個國家，當聽到我倆來自中國大陸時，這對夫婦異常興奮。他們說，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來自新中國的中國人。中國的鄧小平先生剛來美國訪問過，中美兩國、兩國人民應該友好相處，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懷有良好的感情。我倆也從原來的困惑中解脫出來，向這一對素不相識的美國夫婦表示了真誠的謝意和友好的情感。

　　這是我初抵美國時，印象極為深刻的事情之一。它告訴我，在美訪學期間應該實事求是地、真誠地與周圍的美國人相處；無論如何，不能停留在原來簡單化的機械思維方式上。

在MIT的中國留學人員

　　MIT（麻省理工學院）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高等學府，來自世界各國的上千名留學人員在該校進修或攻讀學位，其中包括約300名來自香港、澳門、台灣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同胞及華人。1979年初，我們五位大陸學者有幸首批進入MIT進修，在MIT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因為這終究是件新鮮事，儘管我們是一支最小的留學隊伍。

　　當時，來自台灣地區的留學人員是在MIT的中國人中為數最多的，其中不乏是國民黨黨政軍要員的子女。數十年來，海峽兩岸老死不相往來，彼此毫無溝通；然而畢竟血濃於水，兩岸留學人員總是互找機會相聚。聚會時，亦歡亦悲。歡的是在“莫談國事”時親熱異常，形同家人；悲的是“開談國事”時爭得面紅耳赤。我們這個在MIT的小小團隊，人數雖少，卻氣壯如牛。辯論時，如有千軍萬馬，來自香港的學生則在旁為我們搖旗吶喊。

　　當時兩岸的隔閡、歧見之深是可以想象的。爭論的要點是：“國共兩黨，為何一敗一成”；“兩岸為何要統一”；“為何不能有兩個中國”；“大陸經濟為何落後於台灣”；“大陸與台灣如何更有希望”等等。某些台灣留學生的言論尚在情理之中。例如，他們言及“國共成敗之因”時指出，跟着蔣介石走的人太少了，主要是當官的和有錢的；而跟着毛澤東走的人太多了，是漫山遍野的百姓和窮人；國共兩黨之成敗不言而喻。他們又言及，台灣今日若與大陸統一，台灣的生活水平豈不下降？將來大陸富了，台灣就不怕統一了。

　　事實上，兩岸在MIT的留學人員，在工作上互相幫助、在生活上互相關心是主流。這個主流使我體驗到了兩岸統一的最基本因素----同為炎黃子孫，同屬中華文化。

難忘的留學生涯

　　我們常常羨慕現在的出國留學人員，這是因為祖國經過這二十餘年的奮鬥，科技發展了，國力增強了，留學人員各方面的條件大大改善了。

　　在祖國剛從十年文革動亂的陰影中走出之後不久，我們卻身處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從而強烈地感受到我國在科技與經濟上的落後。在訪學期間，我時刻銘記着一窮二白的祖國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努力學習、掌握西方國家先進的科技，早日為國效力。

　　在MIT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進修的兩年時間裡，我深感當時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理論水平和研究開發方面大大落後於美國；然而，我們亦有優勢----實驗操作能力強、工業實踐經驗多，這或許是得益於過去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和“開門辦學”吧。為了多學、學好相關的科技知識、儀器操作技術，在這兩年內除了工作日連絕大部分節假日也都在實驗室內度過。導師特別樂意把工業界的實用性研究課題交給我來做，這可能是我更能勝任吧。

　　儘管幾乎天天在實驗室里干，但似乎從不覺得疲勞、從不覺得枯燥。因為重肩在身，不敢鬆懈。在我們首批訪美學者中更有甚者，其中一位竟然在聖誕前夜一直在實驗室工作至凌晨。待其打算離開實驗室返回住所時，整幢大樓已經上鎖，除了他，空無一人。聖誕來臨之日，其只能一人呆在冷清的瓊樓之內了。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百廢待舉，國力脆弱，外匯緊缺，因而我們留學的物質生活相當拮据。每人每個月的伙食費包幹使用，計120美元；每人每月最高房租不得高於150美元，實報實銷；每人每月零用錢30美元。手頭上的錢真緊張啊。當與導師、同事以AA制一起就餐時，心中難免恐慌，擔心費用太高，日後餓肚子。許多頗有意義的活動，因為要自掏腰包而不敢貿然前往。我們生來艱苦，不怕艱苦；但喪失學術交流的更多機會，心中着急啊。當然，這種現象也刺激我們奮而求學，以求早日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

　　抵美前，一直聽說美國國內的犯罪率較高，因而每日早出晚歸往返MIT與住所時頗擔心安全問題。遊子在外，只能自己多加小心了。在美時儘管聽到不少駭人聽聞之說，但自己未曾遇到過。正當暗自慶幸時，不測之事也惹上了身。某晚九時許，我離校搭公交車返回住所時，在車站等車。突然一醉鬼向我跑來，滿嘴酒氣，使勁地擁抱着我，嘟嚷着要請我去酒吧喝酒。我躲閃着，他猛地從左右褲兜里掏出兩瓶酒，舉着酒瓶喊道：走，到旁邊脫衣酒吧喝酒去吧！我連說，不，不，謝了。他揮舞着酒瓶，示意要砸我。周圍幾個候車者皆不敢言，正在糾纏之時，救命的公交車來了。於是，我使勁將此酒鬼推開，迅即跳上車。

　　返回住所後，仍驚魂未定，一個人憤憤自語道：美國這個鬼地方！同時聯想起我們的一位女性訪問學者丁在等公交車時發生更恐怖的一幕。某晚，丁在等車，三名黑人男子一擁而上，對丁說，請她陪他們玩玩。丁拒絕，這三人便你推我搡。情急之下，丁迅速跑向公路中間的分界線，並大喊：你們再過來，我與你們一起撞車。這三個傢伙頓時一楞，伸出拇指道：你是真正的中國女人！

宛如親人的華僑華人

　　波士頓地區的華僑華人頗多，其中不少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任職。在著名的哈佛大學和MIT等高校有不少華裔教授與學者。我們一行六位首批訪美學者浸潤在他們的親情中，深得其益其惠。

　　1979年初，我們在MIT教授林家翹先生的親切關懷和熱情幫助下，都順利地來到了各自仰慕已久卻從未謀面的導師身邊，開始留學生涯。當年在MIT有一批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知名華裔學者，如林家翹、李凡、卞學璜、韋潛光、梅強中、陳守信教授等，都曾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愛和幫助，令人難以忘懷。

　　到了MIT後，我們立即全力以赴投入進修工作，較快地確定了研究方向並進入了角色。工作的緊張與繁忙使我們難以顧及日常生活，波士頓地區的華僑華人們發現之後，主動幫我們排憂解難，以使我們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在波士頓地區擁有著名的Joyce Chen餐館的廖家艾女士，主動地將其一幢住宅廉價地租給我們，以方便我們的進修工作。在節假日甚至某些周末，廖女士經常請我們在其餐館免費就餐，我們執意要付款，但不允准。她動情地說：“我只希望你們吃好、吃飽，身體好，精神好，進修好！”這種宛如親人的囑咐，感動着我們，震撼着我們。我們唯有努力拼搏，方能酬謝海外的華僑華人，方能不辜負祖國的期望。

　　在波士頓地區，全美華人協會的活動十分活躍。會長潘毓剛教授，早年由台來美學習，當時為波士頓學院的教授，經常組織華人的各種聚會或活動。其中不少聚會是專為大陸留學人員與當地華僑華人交流而舉辦的，他的家也是我們常去的樂園。每次聚會時，總有許多華僑華人參加，熱鬧非凡。經常到場的有上述MIT的教授及其夫人、廖女士、哈佛的肖慶倫夫婦、作家劉年令及其夫君、朱譜康博士夫婦等。

　　華僑華人們十分關心祖國在十年動亂後的改革與開放、建設與發展，異口同聲地讚譽鄧小平先生的遠見卓識、雄才大略，都為新中國重振雄風而歡欣鼓舞。他們強烈地希望祖國日益強大，並把這種感情投入到我們的身上。可以說，在美華僑華人對新中國留學人員的這種關切之情，是早年留學人員取得出色成績的原因之一。

　　近幾年，在與來華的俄羅斯學者或學生的交談中，常常可以聽到他們的感嘆：俄羅斯之所以不能像中國那樣快速發展，是因為俄羅斯沒有“鄧小平”、沒有如此眾多的愛國僑民。 歸心似箭

　　出國留學前，時任副總理的方毅同志曾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們首批訪美學者，要努力進修，學成回國服務。這正是祖國的期望。我們一定要在較短的兩年內彌補我們喪失了十年的先進科技知識，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壓力也恰恰是奮進的動力。可以自豪地說，我們首批訪美學者沒有辜負祖國的期望，在較短的兩年時間內基本上追蹤到了當時國際最新的科技知識、研究的方向與方法，實現了跨越式的前進。

　　在1980年下半年，我的導師----著名的高技術陶瓷專家Coble教授向我表示道：“你還年輕，如果你樂意，我願意接受你做我的博士生。”這樣的願望，我曾想過。但是我想，一旦如此，我在MIT的進修時間將大大超過原定的兩年計劃，這與我們的出國安排是不相符的。我必須以國家的規定為重，國內的同事也盼望着我儘早帶回本專業領域的最新知識、動態與技術，加上我也十分思念着我的家人；因此，我迅速婉拒了導師的好意，並表示抓緊這最後的半年，努力嚮導師學習，努力完成導師布置的研究課題。當時，在波士頓地區的我國留學人員已過百名，我們首批訪美學者的言行將對後來者產生影響，我們必須為後來者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當時，導師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選擇，為我的進修創造了更多的條件，並為我參加各類本地和外地的學術活動提供全部的經費。

　　1980年12月30日，我們四位首批訪美學者（另有柳百成、黃永念、岳曾元）一起搭機飛離波士頓，飛向我們日夜思念的祖國、學校、同事和親人們的身邊。（作者現為清華大學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