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 |
| 送交者: 亦明 2003年06月23日19:41:58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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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
史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有人总结出史学至少有四大功能，即，它是治国安邦的借鉴、是惩恶劝善的参照、是增益智慧的源泉、是培养人才的途径。（瞿林东：还要温故知新。《人民日报》2001年1月13日）。而司马迁则认为他撰写《史记》是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魏征）。因此，历史虽然是记录着过去，其目的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中国人写历史，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叫做“秉笔直书”，即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史书上就记载什么。“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当然，能够做到秉笔直书并不容易，有时要以性命为代价。春秋时，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杀死。齐国的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这个史官杀了。太史官有三个弟弟，长兄被杀，大弟执简复书。大弟被杀，二弟续写。二弟被杀，三弟仍旧秉笔直书。崔杼连杀三人，不敢再杀，史实因之得以流传。南史听说崔杼杀了太史，“执简以往史馆，闻既书矣，乃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见，在当时靠杀史官来掩盖历史是行不通的。 两千六百余年之后，“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失传了。在北大百年庆典特别网站中，有一篇洋洋万言的“北京大学校史”。在这篇校史中，北大的史官不仅没能“秉笔直书”，他们还利用隐瞒和删除的手法来篡改历史，使北大本来十分肮脏、十分丑恶、十分阴暗的历史看起来金光闪闪，看起来光彩夺目。从这篇校史中，人们看不到北大在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即使是在北大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之一长度的“文革”，这篇校史也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几十年的为非作歹，就用这么平淡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涂抹了过去。难道只有在“文革”期间？难道只有“工作”遭到了破坏？遭到谁的破坏？北大是破坏者还是被破坏者？除了“文革”期间，北大还干了些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公诸于世，北大就还会在世人面前道貌岸然地招摇撞骗，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在下一个“文革”到来之时，他就还会再次象一个恶棍那样疯狂猖獗，助纣为孽。中国人民不是一直对日本鬼子不肯为其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暴行俯首认罪而耿耿于怀吗？那么看一看自己的“最高学府”吧，他何曾为自己的丑行劣迹向中国人民道过半声歉，他何曾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向中国人民表示过丝毫的忏悔？ 如果总结一下新中国的历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9年，中国几乎是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如批《武训传》，如“三反”、“五反”，如“肃反”，如“四清”，如“社教”，如“批林批孔”。在这些运动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冲击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个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如果追根溯源，“反右”可以看成是“文革”的序幕，而这个序幕的前奏曲则是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史料证明，北大是这个前奏的号手，是这个序幕的领唱，是整个大戏的主角。在北大这个大舞台，虽然整个大戏的主题大致相似，但每出戏的故事情结却是不同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教授；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并且受到残酷迫害的却多数是学生。到了文革，一切都颠倒了，学生斗官员，官员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学生斗教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 “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式名称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在这次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变成了新政权的附庸。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用“4个S”来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阶段就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根据科学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虽然这个观点在最初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么说并不离谱。马寅初在1951年6月1日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而在这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全国性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说：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校长大受启发，当即就在北大搞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转引自：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这年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这封信在9月9日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思想改造运动”至此正式开始。（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脱裤子，割尾巴”，而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嫩耳软，听不惯这么形象的语言，于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称，叫做“洗澡”。这个运动大致分成五个阶段，分别是：学习、坦白、审查、改造、总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由精神贵族变成了罪孽感深重、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的精神贱民。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1957年回忆时说：“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转引自王友琴的文章）。 北京大学既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全国的运动中心。周恩来就曾多次指示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运动要“以北京大学为主”、“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在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另一个是法学家周炳琳教授。1952年3月7日，朱光潜教授在西语系师生大会上检讨，但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先后有5位师生在会上发言，对他进行揭发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批判朱光潜。4月9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朱光潜作了第三次检讨。会上，马寅初校长总结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与朱光潜一样，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检讨难以通过，因此他向马寅初校长表示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马寅初先是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然后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亲自主持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给彭真写信：“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引文同上）。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 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 就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之后两周，北京大学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据称有三千多人交代了问题，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90％，其中41人有“重大问题”。（引文同上）。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马上就进行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一个带有学术、行政和政治目的行为，与“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密切相关。北大校友、旅美学者王友琴认为，“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著。”（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在本系列的第二篇中（XYS20030601），我已经说过，北大是“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兼并了燕京大学的精华，搬进了美丽的燕园，并且成为唯一的全国性文理综合大学。这是北大在前两个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所得到的赏赐。 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3月到5月间，也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收尾阶段，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相当于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当然，由于是第一次交手，这场运动的激烈程度远不如“反右”运动和“文革”。（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从任何角度来看，“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五年后“反右”运动的预演，它是新政府巩固政权的一个步骤和策略，而马寅初校长则率领北大非常主动和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运动，使北大成为全国的运动中心和样板。北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他在以后50多年间所有行为的前兆：自觉、自动地参与政治运动，紧跟政治风向，进而顺应社会潮流。这使北大丧失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所最为宝贵的品质：独立性。 马寅初先生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北大历史系教授何芳川先生在北大105年校庆之际撰写专文，标题就是“前有蔡元培，后有马寅初”。北大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至今还对马校长的开口禅“兄弟我”津津乐道，即使是他因为“兄弟今天喝了一点酒”而在全校大会上将李富春副总理介绍为“李副总统”，北大的校友们也还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把它看成是名人逸事。（牛正武：北大琐忆）。马先生在民国时代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严辞抨击“四大家族”，甚至拒绝蒋介石总统的招见，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骨。在新中国政权下，他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新人口论”，抵抗强大的政治压力拒不退缩，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这可以说是过去50年内，中国有骨气的学者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这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不过，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与蔡元培先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蔡先生为北京大学灌注了自由主义精神，建立了“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使北大形成了独立不羁的性格特色。这些，正是一所现代化大学和一所名校的立身之本。而马寅初先生呢？在他领导北大的九年间，几乎将蔡元培的北大完全转变成了马寅初的北大，这是一个时刻观察政治风向的北大，一个随时准备追逐潮流的北大，一个趋炎附势的北大，一个既不保护自己的教授、也不保护自己的学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内，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向标、角斗场。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马寅初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他在解放前就与周恩来私交甚深，曾说，“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他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分别起名为思润、思泽、思东，更可见他本人的政治倾向。（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 不容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每一个真正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在办大学中“兼容并包”的价值。马先生把自己的政治倾向搀杂到一所大学的建设之中，可以说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失败的关键。 除此之外，马寅初先生在1927年率先喊出“北大主义”口号（马寅初：北大之精神），表明他对母校北大的感情非同一般。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北大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马先生重返母校，北大的学生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马寅初也高兴地说：“北京大学是我娘家，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张友仁：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上）］。要知道，这是在他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仅仅两年之后。一个是弃之如蔽履，一个是爱之如父母。马先生未免厚此薄彼太甚。而对母校的这种“说不出的感情”对他办北大到底有什么影响，也许是真的“说不出”。 “思想改造运动”要改造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而且包括学术观点。让知识分子当众违心地检讨、批判自己，正象这个运动的非正式名称所形容的那样，是当众“脱裤子”，是非常让人感到难堪和羞耻的事情。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当众脱裤子呢？更何况是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马寅初先生作为学者，不但自己积极倡导，而且参与其中，进而迫使（或诱使）他人就范，其目的是什么呢？ 春秋时，齐国有个人名叫竖刁。竖刁知道齐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阉割成太监，以便能够经常接近齐桓公。齐桓公叹曰：“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竖刁因此得宠。这就是所谓的“竖刁自宫”的典故。可是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却说：“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管子——小称》）。后来竖刁果然作乱，齐桓公被活活渴死。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北大的“自宫”，一切不就都昭然若揭了吗？自宫求宠，如此而已！而北大在其后的所作所为，其实质就是在祸国殃民。这又与竖刁的作乱何其相似！怪不得北大这么害怕历史的真实。有了一柄史鉴，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把责任推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公平吗？换句话说就是，马寅初先生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北京大学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我的回答是：应该。因为一个人，一所大学，必须要为自己在任何时候的所作所为负责，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没有公理，社会就会没有正义，人类就会没有良心。 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盾因多次规劝昏庸残暴的晋灵公，导致晋灵公数次对他的暗害。最后，赵盾只好出逃。在逃跑的路上，赵盾听说族弟赵穿杀死了灵公，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是赵穿所杀，为什么把罪过算在我的头上？董狐答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对董狐的做法大为赞赏，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左传·宣公二年》）。 北大当然称不上“良大学”，因此他“为法受恶”是罪有应得。马寅初先生也许能够算得上是一个“良学者”，但他“为法受恶”也是义不容辞的。 顺便说一句。在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新三字经》中，有这么一段话：“司马迁，撰史记，不掩恶，不虚美”。北大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校史时，大掩其恶；在吹捧自己的老校长时，又大肆虚美，如果南史董狐再生，恐怕是要愧为史官了。北大的历史学家们，你们真的需要重新开蒙了。 参考文献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上)。http://www.hhg-magazine.org/issue03/gb/4_1.html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下)。http://www.hhg-magazine.org/issue04/gb/4_2.html 牛正武：北大琐忆。《炎黄世界》1998年第5期。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光明日报》1999年2月15日。 张友仁：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北大人》2001秋冬合刊。 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中国报道周刊》。 http://chinaweekly.tripod.com/html/ns000659.htm 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圳新闻网"雅典学园"。 http://www.sznews.com/n/ca22069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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