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杨振宁 ----- 寻求真相：李政道答记者问 (4) |
| 送交者: 奥赛金牌 2003年06月27日20:34:33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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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12）答： 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3）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22] 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因而没有成功。[23] 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楼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于化学系）。费米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做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因。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24] 于是他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25] 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26] 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194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27]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长”。[28] 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大侮辱。
（14）答： 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 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30] 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发生过一次，1957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工作的时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三人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年他大怒的记载是很奇怪的：“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说，“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31] 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32]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33] 传里说，是1968年 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
（15）答： 前面已说过，在我和杨振宁合作时，他不断地为排名次序感到烦恼、忧虑。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从这本传记里登载的杨振宁给吴老师的信来看，他至今还是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恳求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 其实杨振宁这种严重的贪欲心理，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了。关于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以李政道、杨振宁次序署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1998年《杨振宁文集》中有下面的记载： “简单地说，我曾想过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我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二则我要在事业上扶持李政道。”[35] 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物理文献的署名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也许可以将1951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体的分析。在1951年时，我和他合作统计力学的研究，带头第一篇文章的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写完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不按习惯地被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才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杨振宁的第二篇统计力学论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是依照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以李政道、杨振宁的次序署名。 杨振宁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决定的。（不然，也许更会有人改名，想做鲁迅笔下的阿Q—即AaQ了。）由杨振宁制造并公开化了的李杨之争更不是简单地把名次排列改变一下就能解决的。从他的这种后悔，他的所谓大错事，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他那种不现实、不道德的贪欲，这已经与事实无关了。而且他竟然还要把这种既可笑又可耻的说法写信告诉吴大猷老师，是不是他自以为吴老师会同意他这种幼稚的说法呢？杨振宁的痴迷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16）答： 杨振宁为了满足他一己的贪婪，毫无道义和情感地将我已过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强行卷入他和我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合作分裂之争。杨振宁的行为使我感到十分震惊。他完全不考虑吴老师生平富有正义感的为人和一代大宗师的声誉。我为此感到非常悲痛。杨振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什么目的呢？ 在吴老师逝世后，杨振宁借传记之便发表这样一封他单方面给吴老师的私人信件，他当然知道这封信不能对客观事实给以任何证明。可是他企图用这封私人信件，将他的名字和吴老师的崇高声誉在表面上拉得近一些，企望能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吴老师是支持他的，好像吴老师是反对我的。事实上，杨振宁的信纯粹是他的一面之辞，谎话连篇，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支持他的假话，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吴老师是同情他的。 《杨振宁传》里刊载出来的吴老师1989年7月14日给杨振宁的回信，在其开始部分里，吴老师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36] 杨振宁完全违背了吴老师回信上的希望！“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是所有正直和有正义感者都有的愿望。为了纪念吴老师，为了让真相展现出来，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提供出来，供大家分辨。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封1989年杨振宁写给吴老师的信所以得以发表的故事。据保管人向我的友人透露，吴老师在世时曾有明确交代，任何时候都不能发表这封信。但，杨振宁为了发表他写给吴老师的这封信，在吴老师逝世后曾多次向保管人索要，甚至谎说，他是为了保管这封信以防止别人将它透露出去，才要回这封信的。可是，结果却是为了他拿来发表！对这种做法，我还能说什么呢？！ 吴大猷老师和吴夫人冠世女士在世的时候，都和我亲如家人，这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您说，吴老师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对我的为人和人格的赞扬，我也偶有所闻。不过我认为，这是吴老师对我的一种间接鼓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17）答： 四十年来杨振宁千方百计地想占据和夺取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学家的每个成就和名誉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考验才得以肯定的。杨振宁没有客观事实和任何严格文献的证明，他无法在学术上成功地攻击我。因而他转变方向，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来重写历史。他欺骗的对象从物理学界扩大到一般善良的读者。他以为用暗示、中伤、造谣和各种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攻击我，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他否定历史的目的。 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完全不用客观的事实和严格学术界的标准分别真假。凡杨振宁单方面的宣称，凡杨振宁单方面写给已过世的不同学者的私人信件，连他已经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没有寄出的私人信件，只要能攻击我，都可以突然出现，都可以发表，都可以充作所谓的“事实”，以假乱真。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也是极可笑的。 我相信，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读者们是会看出真假来的。
（18）答：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惠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而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37] 和《往事回忆》[38]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8-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2] 1.3 BeV π- 介子产生的不稳定重粒子的特性 [3] 注 [2] 引文中之注11。
[5] β衰变和宇称不守恒 [6] 《杨振宁文集》第55页。 [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与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出版，2002年, 507页。 [8] 弱相互作用的历史，李政道，《高能基本过程》，学院出版社，纽约，1971年 [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507页。 [10]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56－257页。 [11]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7页。 [1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01、506页。 [1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页。 [1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6页。 [15]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04页。 [16] 高能中微子实验的诞生 [1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8页。 [18]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5页。 [1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17页。 [20] 《杨振宁文集》第62页； [21]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和未发现 [2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95页。 [2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06页。 [2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0页。 [25]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1页。 [26] 《杨振宁文集》第8页。 [27]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118页。 [28]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01页。 [29]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2－224页。 [30]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6页。 [31]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2页。 [32]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25页。 [33]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232页。 [34]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09页。 [35] 《杨振宁文集》上册第59页。 [36] 江才健著《杨振宁传》511页。 [37] 破缺的宇称 [38] 往事回忆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CSC)特别刊登，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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